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是商业上的利益冲突？还是体制意义上的价值冲突？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没想到张维迎教授敢谈。
讨论这个话题有一个背景，即：我们无可争议地遭遇到了一个不友好的国际环境，连巴铁也已经不那么铁了；于是才有了上面的话题。
如果大国关系中，仅仅是利益冲突，那么，进退得失都是利益上的权衡，这好办，无非是双方共赢，你进我退，有生意人的机智就行了；如果是价值冲突，那么，当双方的价值观无法契合时，冲突就是不可调和的。有意思的是，张教授对问题的展开，很快从现实的大冲撞又一如既往地回到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他谈起了对和平的理解。
西方世界认为，贸易、民主和国际组织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
那我们就从和平与冲突的必然性开启话题。
谈贸易、民主和国际组织这三大基石，对标中国的国情，等于是一个对未来的充满了肃杀之气的暗示。
因为这三大和平基石，从中国的视角看，都不那么牢靠。
先说贸易。
借巴斯夏之言：“在商品越过国界的地方，军队便不会越过国界；商品不能越过的边界，军队便会代而行之”。
美国正在去中国化，说是不主张脱钩，实际上，一直在鼓励企业撤出中国；最近美日政府都做出了承诺，企业撤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由政府赔付，这是一种非常坚决的姿态，不仅仅是利益冲突，更根本的是价值冲突；也可以说是一种预判，是对未来地区性冲突的经济准备。
所以，它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阴云。
在国际安全关系中，贸易基石不那么牢靠。
再说民主。
民主指的是政体，也可以说是多元化的选举模式的政体。
二战以后，中国的政体被西方定义为和平的威胁，中国的体制性越强，冲突也越强，虽然中国并不具有侵略性。
付莹说得对，不是中国不了解世界，而是中国没有让世界了解中国。
体制性的冲突，可以说是超越商业利益之上的最严厉的价值冲突，也是不友好的国际环境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把这种体制性的冲突解读为单纯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谈判就成了鸡与鸭的对白。
中美贸易谈判初期，我们愿意双赢，认为美利坚不会干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蠢事，甚至认为那样做，一定是美利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结果，一切都被付莹女士提前言中了：
中美之间的大国冲突中，美利坚两党将完全一致，并且得到民间的广泛支持；中美冲突一旦形成，将不可修复；且会影响漫长的一个世纪。
这个和平基石现在不是在强化，而是在弱化。
我们能放弃体制吗？肯定不能，这就需要智慧，诚如付莹所言，要让世界读懂中国，中国的文化是太极，太极的逻辑是阴阳共生。
最后是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的风向代表着国际政治的风向，俄乌冲突可以看成一个样板。
俄罗斯是什么情况，遭遇到了什么，我们未来在冲突中也将初无二致。实际上，这种全球性的对俄乌冲突的态度，已经影响到中国对经济模式的选择。中国在经济上提出双循环，实为战时经济与和平经济的双轨制，内循环并不是一种经济制度，只是一种国有经济控盘的选择，以保证在非常时期的自给自足。
内循环与外循环其实分不开，内循环由国家资本控盘，是一种非市场化行为，这种非市场化行为恰好是外循环的主要障碍。
这将是一道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有这么多难解的矛盾，再来看看张教授的观点。
张教授没有真正展开话题，他最后落脚于“中国模式”，认为对“中国模式”的定位与输出，导致了在国际关系中的不利地位，也就是说中，遭遇到了价值冲突。这个结论，当然会遭到群体的痛骂，问题是，张教授的结论错了吗，张教授的结论正确吗？
如果中国模式注定不能融入全球化，不能跨越CPTPP的五大门槛，未来将步履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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