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先生说：“中国文化屡近衰亡而又再生，则为一明显之事实，如秦结束以前文化，而有汉之再生，历魏晋南北朝之混乱，而有唐之再生，经五代与元代之生人道丧，而有宋明之再生，有由清至今堕落，亦可以有将来之再生。
中国文化不断临近衰亡，而又将再生之事实，不能纯是一偶然，而当是赖一文化精神之再生质。”中国文化何以屡次濒于衰而终不衰亡，常常“绝处逢生”，“置之死地而后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化流行，生生不息，传承不已。中华文明何以能绝处逢生，关键在于它能适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古人称之“与时更化”，简言之即“创化”。创化就是中华文化不断走向新生的根据，新生是创化的目的。这是唐君毅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的“再生质”。
近世中国，面对“三千年未遇之强敌”和“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内忧外患，动荡不已，屡次濒于瓜分豆剖、国将不国之险境。亡国、亡种、亡教的警报声一次又一次刺破神州大地的茫茫夜空，一次又一次将国人从睡梦中惊醒。先进的中国人深深地认识到，欲保国、保种、保教，中国必须变，中国文化必须变，作为支配中国人两千多年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更必须变。“变”成为近世中国最普遍、使用频率最高的主题词，也是近世中国社会的主旋律。
梁启超说：“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孙中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人心思变，上下思变，世界在变，中国也必须变，天翻地覆，沧海桑田，“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是对近世中国真实的概括。而如何应对这一变局，与时更化即创造性转化是保国、保种、保教的唯一出路。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明变在近世中国并不难，难能可贵者是知变中有常，变能守隹这个“常”。东汉末年，管宁在辽东“专讲诗书，习俎豆”。王船山赞叹：“天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天下废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管宁讲学辽东，习诗书，兴礼乐，“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独握天枢以争剥复，功亦大矣。”天下分崩、人心晦否，客观情势也，“握天枢以争剥复”，主观奋斗也、自由意志也。“君子不可一日废者，学也”，讲学即存道也，道即常。
讲学即保存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之基因的活动，即保存中国文化的“再生质”之方式。社会形态可以改易，社会结构可以调整甚至再造，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本质不能变，“大中至正”之道不能变。董子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换成今日语曰：“中国不变，道亦不变。”中国者，炎黄子孙之天也。
自维新以来，梁漱溟目睹中国时局纷扰多变而不知守常，惊呼：“呜呼！数十年间，颠倒迷扰的可怜，亦可怜极矣！”“颠倒迷扰者，世道人心也。”
“时至今日，其可以知返矣！”知返即“赶紧回头，认取自家精神，寻取自家的路走”。“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抛开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家前途。”“自家根本精神”乃民族精神即“独握天枢以争剥复”之精创化精神。
创化者即梁启超所谓的“变之权操诸己”之精神，就是一个民族自我主宰的精神，就是找回民族真生命之所寄的民族精神。吾华仁人义士，在九州沉沦之际，“独握天枢以争剥复之运，卒能使旧有文化不惟不因离乱而致萎苶，反因思想之奋厉而愈启光芒。结果异方侵入之浅化人士因仰羡而同化，历阽危一次而我中华民族增庶增强一次。”
近世以来，无数仁人义士秉承这种民族精神，以独握天枢以争剥复之气魄，讲诵诗书，习礼义于华夏故土，守精神疆域于海隅天涯，护住中华民族的精神主体性、文化主体性、道德主体性，让绵延五千年之久的吾祖文化面对欧风美雨的狂吹乱打屹然挺立于神州大地之上。
这里所谓的近世不同于历史教科书中的近代，因为它不是政治、经济、社会形态意义上的近世，主要是指文化意义的近世。我们认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近世”是自马礼逊1807年来华传教开始的。
马礼逊来华揭开西方基督教文化在华传教史上新的一页，同时也翻开了具有近世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新的一页，揭开了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交流史、会通史、对话史乃至激烈斗争史的新页，同时，开启了中华民族自觉的精神守疆与人文精神发展史的新页。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保护下，轰开在华夏大地传教大门时，对中华民族而言是不幸，是灾难，换一角度讲，何尝又不是中华民族之大幸！正所谓的是天假西人之私以天理之大公。
传教士在西方列强炮舰协助下，轰开中国传教大门的同时，西方的各种主义、思想、学说也纷至沓来，畅通无阻，中华大地一时成为世界各种主义、思想、学说争相占领的精神“市场”和未开发的精神疆土。
两千多年来，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在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以及各种主义、学说信奉者的百般嘲讽、批判、奚落、贬斥乃至全盘否定下，降至五四时代，“乃至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钱穆、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儒家学者在欧风美雨“天下滔滔皆是”的狂飚下，毅然挺身而出，抗拒时流，为孔子争公道，替儒家鸣不平，这是他们个人意志、主观奋斗精神的体现！
这些儒家知识分子终其一生，为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护住儒家文化的仁义之统，以儒家道德仁义为主体，尝试着如宋明儒吸纳、融会印度传来的佛学一样融摄西方的名数之学和民主的政治理念，再造儒学的新形态即儒学的新生。
近世以来，坚守中国文化本位尤其是以儒家义理作为自己精神信仰的儒家学者们，为寻求以儒家精神作支撑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出了种种方案，建构一个又一个思想体系。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张君劢的“德法合一”治理主张，牟宗三的道统、政统、学统“三统并建”的人文理想等等，最终目的即“本内圣之学以解决新外王”，即解决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化的衔接问题。
旨言之，他们力图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建构一个不同西方文明的人类文明的新样态。
近世儒学的发展说明，创化即新生，新生在创化，创化与新生对儒家文化的生命有机体而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两面相。若一定要分判二者之异，创化是新生之过程，新生是创化之目的，过程即目的，目的即过程，创造性转化的每一步进展无不是儒学新的生命形态的成长，而儒学新的生命形态每一步成长即儒学创造转化的进一步更接近圆熟。
迈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认为创化与新生仍然是中国文化发展方式的主调，更是儒学新生命形态成长的主流方向。但创化永无穷期，新生永远在路上，创化与新生永远处于既济未济之中。如此，则吾华夏文化之生命才能“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正所谓“日新之为盛德”。创化不已，日新不已，生生不息，中国文化不断焕出新的生命力、活力，斯文彬彬矣。
原标题：《创化乃新生，新生在创化——<创化与新生:近世中国儒学命运之哲学省察>自序》
本文作者：
颜炳罡：山东临沂人，复圣公颜子第七十九代孙，1960年生，198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并留校。现为山东省文史馆馆员，山东省政府特聘泰山学者，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乡村儒学研究院院长。主要社会兼职有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山东周易研究会会长、山东孔子学会监事、山东省中华诗文教育学会顾问、《孔子研究》编委、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编委等。2015年10月，当选为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会副会长。
监制 | 薛晓燕李志维
审核| 钟一 碧晗
排版 | 若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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