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兵在日军中是什么角色，为何八路军假扮宪兵袭击日军能屡屡得手|宪兵队|日伪军

提到了侵华日军中的宪兵，熟悉敌后抗战红色经典的人们都会立即生出一种厌恶之情。不管是《红灯记》之中的日军宪兵队长鸠山，还是《敌后武工队》之中的日本宪兵队队长松田和副队长坂本，以及《永不消逝的电波》之中的日军宪兵特高科长中村等日本宪兵角色，都是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著名反派人物。《铁道游击队》中，王强夜谈敌情，有这样的语句:“大队的鬼子，三天两头出发，到山里扫荡，一回来就绑着一串一串的老百姓，送到宪兵队审问，一进去很少能活着出来的” ；《小兵张嘎》中，在嘎子家养伤的老钟叔被鬼子抓走后，有这样的遭遇:“说是现押在宪兵队。昨天就过了一堂，打了三个死儿，抬回狱里的时候，话都说不清了” ；《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韩燕来晚上接杨晓冬，他们有这样的对话:“刚才那个地方住的是日本宪兵队，老百姓叫它阎王殿。很多好人，只见抓进去，不见放出来，夜深时，没人敢从这儿走!”“敢是戒严?”“就是不戒严，谁忍心听那受刑不过的嚎叫呢!”这些情节也很深刻地揭示了日军宪兵在侵华战争中的罪恶。

敌后武工队剧照

实际上，日本陆军之中的宪兵，其最主要职责，本应该是担任军事警察，监督和约束军人各种违反军法军纪的行为(日本海军里面则无宪兵的编制，是由专门人员兼任军事警察)。

一定意义上，日本陆军的宪兵部队是必须和法律打交道的兵种。曾在日军关东宪兵队担任宪兵上等兵的土屋芳雄的回忆录记载，1933 年5月30日起，他考取了宪兵，在关东宪兵队教导队受训了三个月，“受训的主要科目有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警察法、军法、军事刑事诉讼法，军事警察法、宪兵业务。法律成为了宪兵训练最主要的课程，课外才进行军事训练、马术、游泳、射击，捕绳技术以及中国语的学习。

日本宪兵队

土屋芳雄回忆： “在农村长大对法律一窍不通的我，用三个月时间学懂以上科目，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有几次期中考试，各科都是死记硬背。我怕成绩不及格，被退回原部队，拼上了老命，每天仅仅睡上三四个小时的觉。”

“宪兵”这个词语是日语中创造出的。宪法在当时日本也是最高法规(根据“明治宪法”的第七十六条，“法律、规则、命令或用其他名称之法令”被遵守的前提，是“不与本宪法矛盾")，可见，作为日军中需和法律打交道的兵种，“宪兵”这个词语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名至实归的。

但是，从日军发动侵华战争起，日军的宪兵队一直没有很好完成过约束军纪的本职任务。而且，大片中国国土沦陷之后，日军宪兵接受了维护占领秩序，镇压抗日活动、逮捕抗日人员等任务，成为日军在占领区实施统治的最主要工具，也成为沦陷区各地人民群众最厌恶的敌人之一。

郑州沦陷后住有日军宪兵的一个胡同曾被称为 “宪兵里”，在日本投降后就改了一个新地名“宪平里”，以此表达对于无恶不作的日本宪兵队的切齿痛恨。

武汉的老百姓编了这样顺口溜描述日军宪兵队:“阎王殿门朝西开，糊里麻里(方言，即稀里糊涂)抓进来，各种刑罚都用尽，天天都把死人抬”。天津的日本宪兵队被老百姓称为“红帽衙门”(日本宪兵的帽箍是红色，人们称之为“红帽”，而日本警察的帽上戴着白帽套，于是日本租界警察署被称为“白帽衙门")，所以当时天津人流行这样的两句话:“白帽衙门要钱，红帽衙门要命”。还有早已被人们熟知的暴行，如南京慰安妇生活管理由日军宪兵负责检查监督、关东宪兵队的“特别移送”等等。日军的宪兵队在沦陷区犯下的罪行，可谓是罄竹难书。

然而，正如土屋芳雄在回忆录中说的“在日本军队中，当兵的最怕宪兵”。日军宪兵也是会让日军普通的官兵觉得恐怖和畏惧的。他们不仅可以拘捕比自己军衔高三级的军人，而且可以自行其是执行紧急处罚。作为军事警察，日军的宪兵本身就有督战的权力。在普通日军官兵战备松懈、作战不利的时候，他们就更觉得害怕宪兵了。

利用日军普通官兵的这种畏惧心理，我军化装成日军宪兵后发动奇袭的各种战例，在华北敌后战场上是不罕见的。

例如1942年5月，面对日军发动的“蓖梳式清缴”，山西省定襄县基干游击大队一中队在大队长樊金堂率领下，化装成日本宪兵进入定襄城，大闹伪警备队、商会，火烧伪合作社仓库，迫敌抽兵回援。

1943年8 月，河北省定县著名民兵英雄郝庆山率几名民兵战士，趁着县城车站附近炮楼里的伪军到城里洗澡，只剩下四个伪军看守，化装成“宪兵特务队”的特务，一举俘获了留守的伪军，缴获了六支长枪、八十枚手榴弹、八百八十发子弹、一部电话机和三个钢盔。

1943年秋，八路军太行五分区武工队队长郭兴和3名武工队员化装成新乡来的日本宪兵队，大摇大摆地烧了日本人的粮仓。

1943年冬，山西省榆次县一带的武工队员化装成日本宪兵，奇袭附近的祁县贾令镇，经过一番战斗打死打伤伪军三十余人，俘虏敌伪军政人员近百人。

化装宪兵开展的拔炮楼战斗，中方史料中也有记载。八路军太行军分区就曾有一次奇袭山西漳河南岸的襄垣县凉楼碉堡，即采取了化装成日军宪兵的方式。这个襄垣县的凉楼碉堡，被宪兵队上门查岗，是习以为常的。凉楼位于襄垣县城南十余华里，漳河南岸的凉楼是一个交通要冲，白晋铁路就从这里架桥通过。敌人为看守凉楼铁路大桥，在河北岸的桥头不远处修筑了一个坚固的炮楼，隔几天，驻长治宪兵队就要来这里视察一番，给护桥敌人敲一敲警钟，崩一崩弦。

不过，这样的连续检查，使得守敌对宪兵队的出现习以为常，且守敌又是以伪军为主。这样，就为我军化装成日军宪兵留下了余地。

1943年冬天，李强同志侦察到凉楼碉堡只有六个伪军和一个日军班长在守桥，这几个日伪军最怕日本宪兵队去检查。李强根据这个情况，便和独立营几个同志配合，化装成长治日本宪兵队。在一天黎明前，火车刚刚开过，李强就率领11个化装成日本宪兵的战士来到凉楼岗楼前面。李强用日语喊话，让他们下来站好队，听长官训话。随后李强用日语教训伪军，由李太炳当翻译，其他同志则到岗楼上收缴枪支弹药重要物资。当同志们扛着枪支弹药走下岗楼时，李强同志立即声明:“我们是抗日游击队，你们当了俘虏了。”

而1943年7月7日河北省藁城县我军奇袭伪塔元庄警察所，化装成日本宪兵检查团的18名县大队和手枪队指战员，气派十足地来到塔元庄警察所，后面还跟着两个西装革履的翻译。警察所的东房里，杯盘狼藉，十来个伪警察还围着餐桌撒酒风，两个伪警察正坐在板凳上喝着茶水在西房聊天。一见宪兵亲临视察，慌得敌人像热锅里的蚂蚁，有的找衣服，有的找鞋子，乱作一团，来检查的人看了假装很生气，一个戴眼镜的冲翻译不知“咕噜”了几句什么，翻译便对伪警察们说:“团长看到你们这种样子很生气，让你们把枪放到院子里，进屋听团长训话。”敌人唯命是从，乖乖地把枪放到院子里，然后一窝蜂似的挤进屋里，戴眼镜的秦队长“咔啪”将门反锁了，这时，敌人才知道是中了计.....

这些都是趁敌人战备松懈，失去警惕性和战斗力的时候，化装成宪兵突然出现，在敌人惊愕之际，迅速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这种化装成日军宪兵后发动的奇袭，不仅发生在日伪军兵力分散的华北城镇乡村，而且在日军重兵把守的华北大城市也曾有过。北平的近郊，地下党曾经化装成日本宪兵袭击了日军的机场:——1943 年秋的一天深夜，我北平地下党派来的两名地下工作人员，使用地下党员王长林从日军宪兵队“驻石景山办公室头目”佐藤那里搞到的两个宪兵袖章，化装成日本宪兵，来到西郊飞机场。混入机场后，躲过看守警卫，点燃了两架飞机，然后扬长而去。

如果说这样的奇袭还只是发生在大城市的郊区，我军化装成日本宪兵，打进了大城市的闹市区的战例，则更是奇上加奇了。

1944年7月31日，冀中区十分区三联县二联区区小队和手枪队13人，化装成日本宪兵进入天津市内，袭击了大红桥日军修械所。并留下十八集团军信函封，俘虏日军7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10支和一些子弹。这座“大红桥”是天津有名的桥梁，位于天津繁华的市区。我军可以在这样的地方奇袭日军，还留下“示威”的信函，着实是让日军闻风丧胆了。

天津大红桥

而《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历史大辞典》有“石门劫狱” 词条，则更是记载了一个颇传奇的战例——我军化装成日本宪兵之后，竟潜入到城市市区的敌人监狱，成功实施了劫狱。1945年7月中旬，栾城获鹿县城工干事马志义在石门（今石家庄）搞情报时不幸被捕，关押在石门市经保科谍报队监狱。城工部长李平获悉马志义两三天后将被押往南兵营，当即决定组织营救。7月17日晚，李平带领8名队员化装成日军宪兵，在内线引导下，越过封锁沟，潜入石门谍报队监狱。手枪队员攀上房顶除掉哨兵，下院后用机枪火力封锁住敌人出口，10多分钟击毙特务3名，从狱中救出马志义及被扣押人员63人。

这些尘封于史料中的战例，大部分一直鲜为人知乃至不为人知。最为人们熟知的化装成日军宪兵惊险斗争的故事，也许是红色经典老电影《51号兵站》中，我地下党化装成日本宪兵，巧妙运出无缝钢管的惊险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