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斗争岁月
我是1946年2月到1947年3月在郭前旗担任负责工作的，共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到郭前旗时，苏联红军正准备撤走，铁路还没拆除，很多日本人留下的种马、酒罐等正在装车，准备用火车运走，我们是坐火车经白城子转到郭前旗的，火车站由苏联红军守卫着。下火车后找到苏联红军司令部交涉，他们不准我们驻郭前旗，要我们驻扶余。后来知道，此前苏军被土匪袭击过，对我们不了解，事先也没有联系，有点害怕。原先决定我住扶余县负责，但没有多久，苏军从郭前旗撤走了，组织上又决定我到郭前旗负责。当时郭前旗有个旗政府，有个治安队，乌力吉布彦任旗政府主席，陈达利任治安队队长，各区也建立起来，社会秩序很好。那时旗委不公开，我作旗政府副主席，就以这个名义开展工作。我们去的干部只是少数几个人，在我去之前，黎晓初、田铁军等同志已经先到了。后来又陆续到了些干部，不是一下子就铺开一个班子，是陆续加强起来的。
我到之后，就分析形势，分析特点，研究如何开展工作。对形势的分析，我们认为，虽然政权已经建立了，但旗政府的头头和办事人员，除乌力吉布彦和少数几个进步的人之外，多数是日本人豢养的蒙奸，是伪满的残渣余孽和伪满职员；治安队队长陈达利是伪满的一个警察头头，是警备队队长。这些人很不可靠，但考虑到民族政策问题，还不能一下子踢开，要团结共事，进行教育改造，解决问题也要讲方法步骤。在“八一五”光复后，郭前旗建立一个大同会，经过了解，大同会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刘健民同志帮助成立的一个蒙古族进步青年的群众组织。于是，我们就有意识地在大同会里培养革命青年，接触到高万宝扎布、孙殿忠、吐拉固尔、赵旭、序和、包正金、包文明等人。这些青年依靠共产党的心情迫切，而且朝气篷勃， 要求进步， 想干一番事业，能吃苦，也勇敢，有很多优点。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住郭前旗开展工作，必须依靠这些青年，必须培养本地的民族干部。开始，我们从关内来的干部很小，只是一个工作队，还是住在老百姓的家里，经常找他们了解情况，讨论问题，一起共事。这样一来，我们在思想上就逐渐明确了：已组建的旗政府必须改组，治安队和区政府必须整顿，必须充实新鲜血液，以蒙古族的进步青年顶替日伪残余势力。根据党的民族政策，我们诚心诚意地培养这些青年，逐步充实到旗政府、治生队和区政府里。在—些主要的部门中，由关内来的老干部或汉族干部任正职，由他们当副职，起码也要有蒙古族青年参加工作。这些蒙族干部，分别插到各部门去，得到了实际锻炼，进步很快。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以身作则，光明磊落，同蒙族青年一同共事，相互信任，相互依赖，工作就顺利展开了。
当时开展工作，有利的方面是我党在群众中有了一定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深。尤其是大同会建立起来，蒙族青年中确有一部分人是相信共产党的。伪满洲国统治14年，各族人民，特别是进步青年，要求解放，盼望翻身，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利的方面也是有的，我们到部前旗不久，国民党军队就占领了长春，进攻到靠山屯、哈拉海、直到农安和郭前旗的边界线上；原来在郭前旗还有国民党的旗党部，国民党员还不少，掌握治安队的陈达利、包清俊很不可靠，随时有叛变的可能，在全旗境内还有千八土匪，到处扰乱社会治安。另一方面，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北撤，剩下的地方武装不多，力量很弱。在这种情况下，又处于敌人进攻的前沿，要想不被敌人消灭，就必须向敌人发起进攻，只有进攻，才能保住政权。对此，大家都清楚，蒙、汉族干部认识完全一致。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组织革命武装，把基本群众武装起来。当时，黄克诚同志是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的负责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派人到齐齐哈尔领回一些枪，组建了一个旗大队。另一方面就是由黎晓初、高万宝扎布等同志处理陈达利、包清俊等人，掌握治安队。
逮捕和处决陈达利等人，是整顿治安队的开始。我们事前摸了情况，向吉江省委做过汇报。吉江省委书记刘震、副书记刘彬，行署主任郭峰，军区参谋长罗彪等都参与领导和指挥了，并且是由吉江军区下令解决的。在旗政府楼上开会，治安队里的两种力量几乎动枪打起来，省委领导当机立断，把陈达利调到军区，按事先安排把他缴械和逮捕，接着又逮捕了六七个坏家伙。第二天，就把他们拉到旗政府的东边枪毙了。这里还有个问题，再不能用对付陈达利的办法去对付包清俊，他占据西荒小庙子独霸一方，根本不靠拢我们，所以酝酿好长时间没动手。西荒那里有个牧场，高万宝扎布、黎晓初同志带部分队伍借口放马，解决马草问题，和他们搞到一起了。首先是麻痹包清俊很长时间，未抓住机会就一直没动手。这时，驻农安县的国民党军队要进攻，陈达利的一部分亲信要卷土重来，包清俊也要率部动手。因此，不先干掉他们，我们就会被干掉。逼上梁山，必须采取紧急办法对付包清俊。这时我带警卫员去大老爷府（今乌兰图嘎），是青纱帐季节，还发水，又闹霍乱传染病。因为我不能去小庙子，就把高万宝扎布、黎晓初等同志召到大老爷府开了个会，研究要找机会解决包清俊。事也凑巧，有一天包清俊带几个警卫人员去嫖女人，晚上就住在一个大喇嘛家里。当晚就安排十几个人去了，叫开大喇嘛家的门，说是给包副团长送情报，就顺利地进屋了。这么多人进屋，难免有动静，有的警卫员惊醒了，包清俊也有点发觉，他们在被窝里摸出枪，有个警卫员开枪打到房顶上。我们去的人早有准备，当即把他们打死在炕上。包清俊死后，我们对他带的部队进行改编，由高万宝扎布讲话，愿干的留下，不愿干的把枪和马留下，人可以回家，都不伤害。这部分部队改编了，再加上此前改编的陈达利那一部分，合并成为一个真正我党领导下的蒙古族旗兵团。最初是黎晓初当政委，以后高万宝扎布当政委，从内蒙还派来一位那团长。这个骑兵团，多数是蒙族青年，也有一部分汉族干部，如政治部主任周平波等。骑兵团打土匪多次，也牺牲了一些人。
旗大队成立和蒙古骑兵团整编以后，我们的力量就大了，境内的秩序能够维持，土匪也不那么猖狂了。这时旗里的主要任务是搞清算，清算敌伪残余势力，清算敌伪财产，建设人民民主政权，改善人民生活。在建设政权中，重要的是组织好旗政府，培养民族干部，打击土匪，提高蒙、汉族群众觉悟。只有这样， 我们的政权才能巩固，工作才有基础。当时主要做了下面几件事：
（一）坚决贯彻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依靠少数民族干部，发动群众，支援我军主力“三下江南”作战和坚持前哨阵地的斗争。这期间，郭前旗的老百姓为支援前线出了力量，做出了贡献。
（二）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因为蒙族干部培养起来，蒙、汉族干部团结一致，让蒙族干部在前边干，有利于土改。所以，郭前旗的土改斗争，蒙族干部掌握得很好，打击面不大。那个王爷府管事的叫白玉周，抽大烟，民愤很大，让蒙族老百姓打死了。在八郎斗争了民愤很大的大地主陈万才，一般的就没有斗。当然，汉族富农比较多，也有二地主，对这部分人也进行了斗争。
（三）按照党的民族政策，培养出一批可以信赖的蒙族青年干部，如高万宝扎布、吐拉固尔同志等。有一部分一直在郭前旗坚持工作，我调走后，有一大部分调到内蒙工作了。经过多年的考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这些同志都成熟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郭前旗对大同会进行调查，到上海找我写材料，我清楚当时的情况就给证实了，大同会是我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培养出不少蒙族青年干部，在郭前旗开展工作，他们成为了中上层骨干，做出了很大贡献。（选自前郭县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前郭尔罗斯史料》19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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