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文理
2011年1月23日，《环球日报》上一篇《追寻在台中共特工遗骨始末为两岸和平种善因》的文章，引起了侯媛媛的注意，文章中公布了中共地下党和特工人员的骨罐名册。
而其中“侯文理”的名字，让侯媛媛骤然抓紧了报纸。这人的籍贯、活跃的时间，与侯媛媛的爷爷几乎完全一致。那时，侯媛媛就认定，她找到她那六十多年来渺无踪迹的爷爷了。
同年5月4日，在《环球日报》刊登的《台湾戒严期间疑似政治受难者名册》中，对于侯文理的信息也提供得更为细致。
侯媛媛想办法联系上了参与报道的记者薛小乐，从他那儿要到了，台湾处理政治受难者相关事务的李坤龙的邮箱。
李坤龙
李坤龙，是“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的秘书长。李坤龙的父亲，是1952年遭到国民党杀害的。
那时的他才4个月大。因此他走上了义务收集政治政治罹难者的档案，帮助那些客死他乡的英灵可以重回故土。
与李坤龙联系的那么多受难者家属中，他对侯媛媛的印象极为深刻，因为极少有如侯媛媛这样的受难者的第三代，还对祖辈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李坤龙声称：“她算是赚取我最多眼泪的家属”。
侯媛媛收到了李坤龙寄来的材料，包括两份国民党的判决书、侯文理执行死刑前的照片及侯文理的骨灰照片。
要知道，在侯家，侯文理也仅仅只有年轻时一张穿军装的照片。谁能想到，侯文理留在世上的第二张照片会是他身穿囚服，即将赴死前的模样。
收到这份材料的侯媛媛，忍不住在办公室里嚎啕大哭。那时她已经50岁，而侯家人，等这个消息，也等了61年。
他是“特殊党员”曹艺的单线联系人，匆匆一别，俩人竟再也未见
侯文理，出生于1916年，是安徽省宿州市萧县人。1935年6月，年仅19岁的侯文理参军。两年后，他跟随堂姐夫孙象涵参加革命。从那之后，他成了一名中共联络员。
侯文理与曹艺的联系，也是从那时开始的。那一年，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徐彬如命令他伪装身份，进入国民党革命军交通二团的汽车八连。在那里，他成为了曹艺的单线联络人。
曹艺曾被美军司令史迪威称作“罕见的不怕死的”汽车指挥官，更是被其亲自推荐为少将军衔。早在军校的时候，曹艺就已经秘密加入中共地下组织，身份暴露后就逃往日本避难。九一八事变后，返回中国的他加入了交通兵二团，那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
在山西抗战前线，为了保证大队汽车能够撤回安全地带，曹艺居然一人开着一辆汽车，吸引日寇的注意力。这样的事迹让朱德总司令知道了，就特别召见曹艺，将其发展为中国特别党员，隐藏自己的身份在国民党中。
曹艺
而侯文理，则改名为侯璨章，在曹艺部下任职，与曹艺一同为中共事业奋斗。他们两个神不知鬼不觉地，多次利用汽车部队，向延安输送不少进步青年和组织中的重要领导人物。
当时中国汽车界的专家，张富天便是其中一员。对于十分渴望建设机械化部队的中共来说，这样的人才，是极其重要的。
侯文理和曹艺两人，曾跟随着中国远征军在中国西南一带战斗。他们甚至远征印度、缅甸，与那里的日军作战，取得胜利。在昆明、贵阳、洛阳、郑州等地，也有他们浴血奋战的身影。
1948年，侯文理出现在浙江龙游汤恩伯的二线兵团第203师，在里面充当卧底。次年4月，国民革命军203师部队起义，正是由侯文理与曹艺二人策划的。
而部队里所有的机械化设备，都被他们交付给了解放军二野。之后侯文理和曹艺分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敌工部部长袁血卒安排下担任不同的任务。
在侯文理即将前往大西南，去完成瓦解敌军机械化部队工作时，曹艺想办法见到了对方。曹艺对于自己的秘密党员身份感到忧虑，希望侯文理可以帮忙把他的政治身份交代清楚。
袁血卒
那时，33岁的侯文理安慰对方，说现在的任务吃紧，对敌工作稍纵即逝，只要他们找到了孙象涵，大家的政治身份，自然一清二楚。曹艺心想也是。两人自此匆匆一别，却不想，这竟是永别。
新中国成立之后，曹艺就一直想要恢复自己党员的身份。可是他这名“特殊党员”的单线联系人是渺无踪迹的侯文理。多年来，曹艺一直都在寻找侯文理。到了2000年，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没有找到对方，也未能恢复党籍。
1985年，曹艺得到的消息是，侯文理在台湾，因为特工任务被抓捕入狱，长期监禁，无法回到大陆。1996年冬，他从台湾打探到的消息称，侯文理如今存活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
先保国，再保家
在侯文理一家人眼中，侯文理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即便侯文理与他们总是聚少离多，即便他们苦苦寻找侯文理多年也没有多少音讯。
侯希贤出生时，他的父亲侯文理才刚刚离开家乡不到六个月。侯希贤自小就对父亲这个概念十分模糊，连侯文理的长相也不清楚。唯一一张侯文理的照片，是在1945年寄回来的。那时侯希贤看着黑白照片中穿着军装，模样帅气的侯文理，第一次知道父亲是长什么样子。
1945年，年幼的侯希贤失去了母亲曹氏。第二年，他的父亲侯文理，带着第二任妻子张励凡和女儿侯希坤，回到了安徽，那也是侯希贤第一次亲眼见到自己的父亲。
侯希贤
侯文理作为秘密党员在国民党军队埋伏的事情，家中的人也一直不知情。直到解放前夕，有几名八路军到侯文理家中，那时他们才知道，原来侯文理是中共地下党。
1949年，舟山、金门之战十分不乐观，解放军甚至频频出现失利的情况。为此，有1500名“红色特工”，乔装成社会各界人士，混入当时的迁台大军之中。而侯文理正是其中一员。
侯希贤仍然记得，那是1949年春节前夕，即将动身前往台湾的侯文理，特意回到萧县老家，看望家人。年仅14岁的侯希贤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聚少离多的他们亲密地枕着一个枕头。
侯希贤记得，父亲侯文理叮嘱了许多的话，让他好好学习，乖乖听长辈的话，又说自己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工作，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年幼的侯希贤依稀地察觉到父亲心里装满了事，可是他却不能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许多年后，他仍然还能回忆起，那天夜里的月亮十分圆，也十分明亮，照亮了院子，也照亮父亲笼着一丝忧愁的脸庞。他并不知道，这一别，就是永远。
一天后，他和弟弟妹妹，同继母张励凡一同在徐州火车站送别侯文理。先保国，再保家。这六个字，是父亲侯文理留给他们一家最后的话。
过了不到半年，张励凡接到了侯文理的信。信中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前往香港团聚。可惜的是，一来孩子们的年纪太小，二来侯家也没有多少钱财。因此张励凡无法赶赴香港，错过了与侯文理碰面的机会。此后没有多久，侯希贤收到了一封侯文理专门写给他的家书。
那封珍贵的家书中，侯文理写自己回乡看到阖家老幼安康的幸福，与对子女对读书态度不认真地失望。他叮嘱侯希贤要珍惜时间，好好学习，做个好青年，好能报效祖国。
信中侯文理还给侯希贤提出一个要求，即侯希贤每天都要练习小楷、写日记。而这个要求，侯希贤一直默默坚持到从师范学院毕业为止。
那封家书最后落款的时间，为1949年9月30日。而在侯文理写信的第二天，毛主席就在北京天安门宣布，新中国正式成立了。
侯文理离开后，张励凡没有多久就带着三个女儿从徐州到西安生活。那时因家庭变故，家中积蓄所剩无几，张励凡去找了保育员的工作想办法养家糊口。
可是即便如此，侯家还是过得非常艰难。有时冬天家中没有炭火时，年仅6岁的侯希坤就要和外婆一起去一些单位大院外，找没有燃尽的煤炭带回家。
1958年，张励凡因为长期的辛苦的工作和不规律的饮食，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情况十分严重。她因此被人辞退，家中就一下没有了经济来源，侯希坤还没有念完高一就被退学在家。
侯家最小的孩子侯希勇，对那段困难的日子也记忆犹新。他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吃上一个夹馍。
那时，买一个夹馍才5分钱，可是即便是这样的愿望也无法得到满足。侯希勇的外婆只能带着小小年纪的侯希勇，到大街上看着摊位上的夹馍解馋，说看了就等于吃了。
比起家庭的困难，渺无音讯的侯文理，则一直是张励凡最为牵挂的。在1953年左右，她想方设法找到了侯文理相关的部队，才了解到，侯文理是去台湾执行任务。
但是这个秘密仅有他们家人才能知道，是绝对不能对外说的，不然，很有可能给不知道消息的侯文理带来危险。
许多年来，面对小区院子里，关于侯文理在外找了人，不要老婆孩子的谣言，张励凡从未明面上与人争辩。
等回到家，把门一关，张励凡则会对着三个儿女说，他们的父亲侯文理绝不会弃他们不顾，也不会在台湾成家。即便侯文理成了家，那也是任务需要，组织上的安排，她绝不会怨恨侯文理。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是张励凡最爱看的电影。电影主角李侠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潜伏在敌占区，最后乃至奉献自己生命的画面，总是久久地印在她的脑海中。只要有哪个电影院在放这个电影，张励凡都会想办法买到票，一个人坐着看完那部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波
每每看完电影，张励凡都忍不住泪流满面，同三个子女说：“你们父亲就是做这个工作啊！”这么多年来，她也未曾放弃过打探侯文理的消息。可是每每，张励凡都是怀揣着渺茫的希望去问，带着无限的失望而归。部队里也一直不知道侯文理的情况如何。
“我活了这么久，谁都见过了，就是没再见过你父亲，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样。”已经85岁的张励凡整整等了侯文理56年，也盼了56年，可是仍然一无所获。2005年，张励凡闭上了双眼，抱着这个谜团永远地沉睡下去。
她是受难者的第三代，看到爷爷被执行死刑前的照片，嚎啕大哭
侯文理1949年离开侯家时，长子侯希贤也不过14岁，小儿子侯希勇也两岁不到。再无可奈何的遗憾，再深刻的印象，都可能在漫长的岁月中磨灭。
连侯文理的第二任妻子，都抵不过时光的流逝，怀着遗憾死去。侯家人一辈子都找不到侯文理，也是一件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也从未想到，侯文理在1958年，就已经被杀害了。
1949年，侯文理随着迁台大军前往台湾。在台湾的第三年，他潜入保密局搜集情报。但被人发现，导致被捕入狱。1958年7月8日，侯文理被国民党以“叛乱犯”为由杀害。
在那时，被逮捕的中共特工和地下党员，必须要供出同志，才能存活，投降才能被接受。而侯文理用生命保守了秘密，用鲜血捍卫了自己“先保国，再保家”的誓言。而那时，他才42岁。
2010年7月21日，侯文理的木质骨灰盒在纳骨塔内被发现。2011年1月23日，《环球日报》上刊登了《追寻在台中共特工遗骨始末为两岸和平种善因》。
其中，侯文理的编号为124号，骨灰罐为296号。而这个消息，被当时已经50岁的侯媛媛看到。而按辈分，侯媛媛应该喊侯文理一声爷爷。侯媛媛从未想到，居然会是以这种方式，看到从未见过面的爷爷侯文理的消息。
在2011年5月4日，《环球日报》公布的《台湾戒严时期疑似政治受难者名册》中对侯文理的信息更为准确，“姓名：侯文理，照片编号：296，籍贯：江苏萧县（现安徽萧县），枪决时间：1958年7月8日，骨灰罐所在位置：2楼1排3层6号”。
侯家人，距离最后一次得到侯文理的消息，已经间隔了差不多61年。侯文理离家时，最小的孩子还不过两岁，可是如今，他的孙女侯媛媛，已经50岁了。
侯媛媛和叔叔侯希勇，拿到李坤龙寄来的材料，开始为侯文理申请烈士身份。侯文理是中共地下党员，又是在台湾执行任务时死亡。其中许多关节都非常复杂，很多材料都已经遗失，官方很难给出确定的回复。
“总要有个结论，我们活着的人没什么，父亲为祖国的统一、为自己的信仰奋斗牺牲，国家不应该给他一个说法。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吗？”
已经六十多岁的侯希勇，想要为记忆里那个伟岸又模糊的身影，去寻找属于他的荣耀。只有这样，才能慰藉父亲侯文理身为军人的英魂。
为此，他多次奔走于各个部门之间，为父亲侯文理申请追认烈士身份。从他家到区民政局的路程，即便是骑车也要半个多小时。可是侯希勇却不畏辛苦，有一年在这条路上往返不少于30次。
2013年末，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成。这里有一面墙，上面刻着846个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雄的名字。
这是我国官方第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1950年代，在台湾牺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而侯文理的名字就赫然在其中。同其他845个同志的名字，一同组成一面让人肃然起敬的高墙。
纪念广场上，还有一段碑文，上面写着：“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
而在媒体报道中，看到这一消息的侯媛媛，则打电话给在北京工作的弟弟，要他找到爷爷侯文理的名字。
直到弟弟告诉他找到了，侯媛媛才相信“部队刻上了他的名字，承认了他为国牺牲”。激动之余，她打电话给自己的父亲侯希贤和叔叔侯希勇，说：“爷爷侯文理50年代在台湾被国民党杀害，半个多世纪没人知道，如今终于能告知天下了。”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侯文理等烈士的遗骨可以落叶归根，葬在他们心心念念的家乡故土之中。希望2楼1排3层6号的骨灰，最终得以葬在烈士陵园之中，愿英烈忠魂能够尽快回家！
参考文献
[1]党史文苑，2014（07），《“中共特工”侯文理的悲壮人生》
[2]文史春秋，2016（05），《隐蔽战线的英烈侯文理》
[3]京华时报，2014.5.26，《寻踪赴台红色特工:有人牺牲60年后仍未获批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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