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雷次宗《豫章记》考论|南朝宋|太平御览|宋书|宋雷次宗|水经注|豫章记|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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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雷次宗《豫章记》，是较早的古代地记文献。雷次宗精于文史，又有“山水之好”，故于元嘉六年（429年）撰《豫章记》。其书既不同于张僧鉴的同名之作，也不是《四库全书》存目的《豫章今古记》。雷次宗《豫章记》亡佚于南宋。其书佚文，吉光片羽，价值不菲。关于豫章地名由来、灌婴筑城的情况、东湖塘堤的建设，以及关于豫章郡县的建置、名人冢墓、物产、民俗的很多记载，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书颇多带有神异色彩的志怪小说，也有优美的写景文笔，为后世遗留了不少文学素材。

关键词：雷次宗；《豫章记》；《豫章古今记》；亡佚时代；史料价值；文学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各地的山川地理，涌现出一大批地记作品，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足堪瞩目，在我国古代地志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雷次宗《豫章记》就是今南昌地区较早的古代地记文献。但由于年代久远，其书早已亡佚，其内容只散见于《水经注》及类书等古籍中。惟其零圭断璧，才显得尤其珍贵。本文即对雷次宗《豫章记》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述，庶几有助于学者们的相关研究。

一、雷次宗的学术成就与《豫章记》成书时代

《隋书·经籍志》著录：“《豫章记》一卷，雷次宗撰。”《新唐书·艺文志》亦著录，同。此书今已经亡佚。豫章，汉治郡，治南昌县，即今江西南昌。

雷次宗，字仲伦，《宋书》、《南史》有传。《宋书》卷九十三《雷次宗传》：“次宗，字仲伦，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隐退不交世务。”盖次宗本豫章人，《豫章记》记其本土也。《传》又称其“二十五年，卒于钟山，时年六十三。”则雷次宗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448）。

雷次宗尤以儒术见长，为一代儒宗。《宋书》本传言：“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宋文帝以雷次宗为儒馆之主，可见雷次宗地位之优崇。是时，后来成为齐高帝的萧道成等人亦从雷次宗学。《南史》卷四：“儒生雷次宗立学于鸡笼山，（高）帝年十三，就受《礼》及《左氏春秋》。”考同书云“高帝以宋元嘉四年丁卯岁生”，则高帝受学时为元嘉十七年，时次宗尚在馆讲授儒经。

《宋书·沈怀文传》说，雷次宗“后南还庐岳，何尚之设祖道，文义之士毕集，为连句诗”，又可知次宗既为儒学泰斗，明于《毛诗》，固当属意文学，故时人赋诗以送之，以借此机会得到他的评判指点以求时誉。当时沈怀文、谢灵运等并有诗送之。《初学记》卷十八人部，载有谢灵运《送雷次宗诗》。《隋书·经籍志》著录：“《毛诗序义》二卷，宋通直郎雷次宗撰。梁有《毛诗义》一卷，雷次宗撰。”又著录：“宋征士《雷次宗集》十六卷。梁二十九卷，录一卷。”两《唐志》亦著录《雷次宗集》三十卷。由此可知，雷次宗于文学亦颇有造诣。

《宋书·雷次宗传》又称“后又征诣京邑，为筑室于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使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以此知次宗通三《礼》而尤明于丧服之学。《隋书》卷三十二著录：“《略注丧服经传》一卷，雷次宗注。”顾炎武《日知录》卷六：“昔之大儒有专以丧服名家者，其去邹鲁之风未远也。······宋元嘉末，征隐士雷次宗诣京邑，筑室于钟山西岩下，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

雷次宗又师事慧远，清净自守，故终其生，并不属意于仕进。其《与子侄书》说明自己的禀性操守，曰：“吾少婴羸患，事钟养疾，为性好闲，志栖物表，故虽在童稚之年，已怀远迹之意。暨于弱冠，遂托业庐山，逮事释和尚。于时师友渊源，务训弘道，外慕等夷，内怀悱发，于是洗气神明，玩心坟典，勉志勤躬，夜以继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欢，实足以通理辅性，成夫亹亹之业，乐以忘忧，不知朝日之晏矣。”既有“山水之好”、“志栖物表”，又“玩心坟典”，那么，著书记述其乡土山水、乡邦故实，自然也在情理之中。由此看来，雷次宗《豫章记》当成书于其隐居庐山之十年间。其时雷次宗四十多岁至五十岁，为元嘉五年（428年）至元嘉十年（433年）间。所以，宋人王象之《舆地碑记目》认为其书成于元嘉六年（429年），或有根据。

二、雷次宗《豫章记》与其他豫章旧志考辨

在雷次宗《豫章记》之前，豫章就已经有几种地记作品出现了。最早的是三国吴徐整所撰的《豫章烈士传》，继有晋会稽太守熊默所撰的《豫章旧志》。此二种地记，与《豫章记》异名不易混淆。但《文选》卷十六江文通《别赋》“驾鹤上汉，骖鸾腾天”句下，李善注：

雷次宗《豫章记》曰：洪井有鸾冈、鹤岭，旧说洪崖先生与子晋乘鸾所憩于此。张僧鉴《豫章记》曰：洪井有鸾冈，旧说云，洪崖先生乘鸾所憩处也。鸾冈西有鹤岭，王子乔控鹤所经过处。

这条注释很重要。第一，说明有雷次宗所撰及张僧鉴所撰的两种不同的《豫章记》，且唐时两书仍在。所以，刘宋后诸书征引《豫章记》，凡不标撰人姓名者，皆须分辨。第二，张僧鉴《豫章记》在创作时，或曾参考过雷次宗之书。张僧鉴也是刘宋时人，略晚于雷次宗，除《豫章记》外，还著有《寻阳记》。张僧鉴《豫章记》，见于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但仅存名目，除了上述《文选》注所引一条外，再不见后世诸书征引。

《宋史·艺文志》又载有“雷次宗《豫章古今记》三卷”，书名不作《豫章记》，且为三卷，则颇不同于隋、唐两《志》。《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史部》三十三《地理类·存目六》：

《豫章今古记》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考《隋书·经籍志》，有雷次宗《豫章记》一卷。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又云：次宗作《豫章古今志》。是编首引次宗语，末云次宗于元嘉六年撰《豫章记》，则必非雷书。观所纪至唐而止，有皇唐、大唐之语，似为唐人之作矣。书分《郡记》、《宝端记》、《寺观记》、《鬼神记》、《变化记》、《神祠记》、《山石记》、《冢墓记》、《翘俊记》等九部，记载寥寥，绝无体例。疑依托者杂钞成之也。

《四库全书总目》的怀疑是有道理的。王象之《舆地碑记目》言：“《豫章古今志》，见隋志。”但“古今”二字非隋《志》所有，“志”、“记”通。今以商务印书馆本《说郛》卷四《墨娥漫录》、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等所辑之雷次宗《豫章记》辑本，与宛委山堂本《说郛》卷六十七、《五朝小说·魏晋小说外乘家》、黄奭《汉学堂知足斋丛书·子史钩陈》等雷次宗《豫章古今记》辑本参考比较，二者并不相同。如宛委山堂本《说郛》卷六十七所辑《豫章古今记》所载凡共十一部：《郡城县部》《城阙部》《山石部》《水沙部》《津济部》《泉池部》《寺观部》《神祠部》《第宅部》《冢墓部》《翘俊部》。诸部各条无同于《豫章记》辑本所辑者。由《豫章古今记》叙及滕王阁事和佐唐助义事，可见附益者大约是唐人。

据此，《豫章记》与《豫章古今记》实为二不同著作。《豫章记》为南朝宋雷次宗撰；《豫章古今记》或为唐人假托雷次宗而撰，亦或原雷次宗本有是书而后人附益之。雷次宗《豫章记》，《隋志》及《唐志》本作一卷，但北宋《崇文总目》著录：“《豫章记》三卷，阙。”按，此三卷本《豫章记》或即前述《豫章古今记》，至宋王尧臣等于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修撰《崇文总目》时就已残缺。又，宋代郑樵《通志》卷六十六著录：“《豫章记》三卷，雷次宗撰。《豫章记》一卷，雷次宗撰。”可见南宋初郑樵撰《通志》时，《豫章记》与《豫章古今记》二书名已自混淆，郑樵通作“《豫章记》”。

三、雷次宗《豫章记》的亡佚时代与辑佚情况

雷次宗《豫章记》，除《隋志》及《唐志》著录外，《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五、卷五百六十也著录有雷次宗《豫章记》一卷。

就征引雷次宗《豫章记》情况看，《水经注》最早引之。隋代杜公瞻《编珠》引两条，《北堂书钞》亦引。唐代《艺文类聚》军器部等引四条；又《晋书·张华传》、《文选·别赋》注并引存。宋代《太平御览》兵部等引二十七条，《太平寰宇记》江南西道等引十七条，《太平广记》等也引有雷次宗《豫章记》的内容。北宋史书著录雷次宗《豫章记》，又北宋类书、地理书等大量征引该书，说明：雷次宗《豫章记》于北宋还存世。

但检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明高儒《百川书志》，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均不著录雷次宗《豫章记》，又南宋征引此书者既少，所引内容又大抵不出前人征引之外，结合前文所述著录情况，可以推断：雷次宗《豫章记》亡佚于南宋。雷次宗《豫章记》，今有商务印书馆本《说郛》卷四《墨娥漫录》、叶昌炽《击淡庐丛稿》、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等辑本。

商务印书馆本《说郛》卷四《墨娥漫录》凡辑两条。叶昌炽《击淡庐丛稿》采得一条。今人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共辑得雷次宗《豫章记》二十一条，较诸本详备，但惜仍有失采者。诸家《豫章记》辑本失采者数条，笔者兹录之于下：

1.去洪井六七里有风雨池，山桥水出，激着树木，星散远洒，如风雨焉。（《太平御览》卷六十七地部池）

2.永嘉末有大蛇，长十余丈，断道，经过者辄以气吸引取之，吞噬已百数，行旅断道。道士吴猛与弟子数人，往欲杀蛇。蛇藏深穴不肯出，猛符南昌社公，蛇乃出穴，头高数丈，猛于尾缘背，而以足按蛇头着地，弟子于后以斧杀之。（《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四鳞介部蛇下）

3.（赣水）似因此水为其地名，虽十川均流，而此源最远，故独受名焉。（《水经注》卷三十九《赣水注》）

4.有二崖，号曰“大萧”、“小萧”，言萧史所游萃处也。雷次宗云，此乃系风捕影之论，据实本所未辩，聊记奇闻以广井鱼之听矣。（《水经注》卷三十九《赣水注》）

四、雷次宗《豫章记》的史料价值

雷次宗《豫章记》是较早记录南昌历史地理的古代地记作品。在诸多豫章旧志中，雷次宗《豫章记》佚文最多，记述最广，体例最备，影响最大，留存了许多关于古代南昌地区的宝贵资料。

豫章地名，早见于《左传》昭公六年：“楚子蒲帅师伐吴，师于豫章。”一般认为，豫章地名来源于该地区出产的樟树。《水经注》卷三十九赣水：“城之南门曰松阳门，门内有樟树，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围，枝叶扶疏，垂荫数亩。应劭《汉官仪》曰：豫章樟树生庭中，故以名郡矣。”但雷次宗《豫章记》提出了不同的说法。《水经注》卷三十九赣水：“《后汉·郡国志》曰：赣有豫章水。雷次宗云：似因此水为其地名，虽十川均流，而此源最远，故独受名焉。”按雷次宗《豫章记》记载，豫章地名并非因其物产，而是因为“赣有豫章水”，因水以名地。

《豫章记》不但纠正了豫章郡得名之由，而且还记载了豫章最初建城时的一些情况：“汉高六年，大将军灌婴所筑。城有六门，南二门一曰南门，二曰松阳门。昔松阳门有大樟树，高十七丈，四十五围，枝叶扶疏，庇荫数亩。先是樟树并枯，永嘉中一旦华茂，晋以为中兴之祥。”由此可知，南昌城最早创建于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距今已有二千二百多年的历史了。汉时灌婴城东，当时应是一片沼泽水网地带，其中有一较大的湖泊（今东湖前身）。《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南昌县：“按雷次宗《豫章记》云：州城东有大湖，北与城齐，随城回曲，至南塘，水通章江，增减与江水同。”东汉时的东湖，与南塘相连而接豫章江，因而江涨则湖涨，江退湖水也退。这些，都是南昌的城建史方面的宝贵史料。

雷次宗《豫章记》对豫章郡县的建置沿革、地名由来等，也都有记述。如：

昌邑王贺既废之后，宣帝封海昏侯，东就国，筑城于此。

（海昏）城东十三里，县列江边，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故谓之慨口。

这两节内容涉及了与汉昌邑王相关的历史事件。因汉昭帝无子，昌邑王刘贺在昭帝驾崩后曾被霍光等大臣迎立为皇帝。可刘贺受玺以来二十七日，就干了一千多件荒唐事。霍光见刘贺如此不堪重任，便和大臣们奏请皇太后下诏，废了刘贺，贬其为海昏侯，并派官吏秘密监督，后来还削除了他的部分封邑。刘贺在鄱阳湖上曾往返棹舟浮江，至赣水口愤慨而还，后人称此地为“慨口”。晋大兴二年（318年），这里发生大地震，鄱阳湖底此时发生剧烈的地质运动，鄱阳湖与长江分离，只留下湖口入江，地理变化太大，渐渐人们就不知道“慨口”在什么地方了。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九地理《石头之名有二》记慨口云：

豫章大江之口，距海昏县十三里，地名慨口，今往来者不究其义，以海口称之，如云江海之口也。予按《豫章记》曰：海昏侯国在昌邑城东十三里，县列江边，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故谓之慨口，今建昌县。

可见，南宋时人们不知道这个地名的来由，以至于错把“慨口”谐音误读为“海口”了，所以吴曾按《豫章记》予以纠正。这也正说明了《豫章记》的史料价值。《豫章记》除了对昌邑城、慨口的记述外，对建成县、东安县的建置情况以及庐陵、鄱阳立郡的时间等，都有记述。这些都是后世历史地理研究的可靠史料。此外，《豫章记》还记述了很多名人的冢墓遗迹，如徐孺子墓、许劭墓、谌侃墓、聂友墓等，也都具有较大的考古参考价值。

《豫章记》还记述了古代南昌民众在重阳登高临水的风俗，也具有重要的民俗史价值。《太平御览》引《豫章记》曰：“龙沙在郡北带江，沙甚洁白高峻，而陂有龙形，俗为九日登高处。郡北龙沙，九月九日所游宴处，其俗皆然也。按南阳郦县有菊花水，民居其侧者，寿并百二三十岁，汉时刘宽、袁隗尝临此郡，月致三斛以自供。”由此可见，晋宋豫章百姓就已经享受到了优质自然环境所带来的益处，这应该对今人加强环保意识有所启示。

《豫章记》也记述了一些地方物产，如水稻、钟乳、石炭等，为今人了解晋宋时期豫章经济发展的情况，提供了可信的史料。例如：

郡江之西岸，有磐石，下多良田，极膏腴者一亩二十斛。稻米之精者，如玉映澈于器中。

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金铁篠簜，资给于四境。沃野垦辟，家给人足，蓄藏无阙。故穰岁则供商旅之求，饥年不告臧孙之籴。

丰城县葛乡，有石炭二百顷，可燃以炊爨。

这些记述力图说明古代豫章“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六朝时期的江西粮食生产发展很快。《豫章记》以“稻米之精者，如玉映澈于器中”来形象化地说明江西稻米品质之优良。“金铁篠簜，资给于四境”，则是讲豫章的造船业和竹木制造业的发展情况。《豫章记》中所说的“石炭”其实就是煤。这也是关于古代江西煤炭资源的最早记录之一。对于煤炭，宋代人还不是非常了解。宋代庄绰《鸡世已见于东南矣。”由此可见，《豫章记》的这个记载，有助于人们了解煤炭的发现历史。

五、雷次宗《豫章记》的文学价值

雷次宗《豫章记》有较强的文学色彩，其中有不少颇有神异色彩的记述：

许子将墓，在郡南四里。昔子将以中国大乱，远来渡江，随刘繇而卒，葬于阊门里，于时汉兴平二年也。吴天纪中，太守吴兴沈季，白日于厅事上坐，忽然如梦，见一人着黄单衣、黄巾，称汝南平舆许子将，求改葬，因忽不见。即求其丧，不知处所，遂招魂葬之，命文学施遐为招魂文。

许子将即许劭，是东汉末年著名的人物评论家。沈太守或是出于某种目的而虚构了白日见鬼之事，也不是没有可能。沈太守这样做，很可能与江西地区民间普遍信仰许真君的风习有关。许真君即许逊，是晋代著名道士，世为中原的望族，祖籍河南许昌。汉末的黄巾起义，其父许肃避乱南迁，来到南昌，许逊就生于南昌。后来，许真君成为“江西福主”，为江西民众普遍虔诚信奉，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神祗。许劭和许肃都是中原望族，且都是汉末避乱南迁的。所以，来自吴兴的沈太守，为了取信地方，稳定治安，杜撰故事的可能很大。《豫章记》则把此事写成了一则志怪小说。晋宋时期，在江西地区与许逊传说同样流行的，还有道士吴猛的传说。据传说，许逊曾师事吴猛。雷次宗《豫章记》中记述的吴猛传说，更是神异非常。如《太平御览》记吴猛与弟子斩杀蟒蛇的故事：

雷次宗《豫章记》曰：永嘉末有大蛇，长十余丈，断道，经过者辄以气吸引取之吞噬，已百数，行旅断绝。道士吴猛与弟子数人，往欲杀蛇。蛇藏深穴不肯出，猛符南昌社公，蛇乃出穴，头数丈。猛于尾缘背，而以足按蛇头着地，弟子于后以斧杀之。

这样的故事，在雷次宗《豫章记》中还有一些。如《太平御览》卷七七一牂柯所引一则故事中有鹿化为树，木又护人的情节，颇富神异色彩，体现了传说的丰富想象力。雷次宗《豫章记》更富于神异色彩，也更知名的则是这样一段记述：

吴未亡，恒有紫气见牛斗之间，张华闻雷孔章妙达纬象，乃要宿，问天文，孔章曰：惟牛斗之间有异气，是宝物也，精在豫章丰城，张华遂以孔章为丰城令，至县，掘深二丈，得玉匣，长八尺，开之，得二剑，其夕斗牛气不复见，孔章乃留其一匣，而进之，剑至，光曜炜晔，焕若电发，后张华遇害，此剑飞入襄城水中，孔章临亡，戒其子，恒以剑自随，后其子为建安从事，经浅濑，剑忽于腰间跃出，遂视，见二龙相随焉。

由于《豫章记》的生动记述，这则故事成为后世众多文学作品的取材之源。北周庾信《刀铭三首》：“光连斗气，焰动山精”等句，就是利用此典。到唐代，就有更多文人们在诗文中化用这个传说。如王勃在《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杜甫《蕃剑》：“虎气必腾上，龙身宁久藏。”唐代的进士考试，还曾出《剑化为龙》的诗题。以此典故来出应试诗题，于此可见唐人极为突出的尚奇思想。这个传说，更被唐人采入《晋书·张华传》。但也有学者对《晋书》的这个采摭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三《考史》：

《史通》云，晋史所采多小书······晁子止亦谓晋史丛冗最甚。······放翁《丰城剑赋》谓，吴亡而气犹见，其应晋室之南迁。愚谓丰城二剑事，出雷次宗《豫章记》，所谓孔章者，即雷焕也，盖次宗之族。此刘知几所云庄子鲋鱼之对、贾生服鸟之辞，施于寓言则可，求诸实录则否。而唐史官之撰晋史者，取之后人因而信之，误矣。

刘知几、晁公武（子止）、王应麟等人，从史书记载的实录精神出发，说《晋书》不该采摭丰城二剑这样的传说。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也许正是这样的传说故事，反映了时人的某些心理感受和精神想望。况且，出人意表的想象，还大大强化了记述的表达效果，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致，表现出了极强的文学色彩。

《豫章记》的文学色彩，还体现于此《记》语言的生动，写景的传神。如：

（豫章郡）地方千里，水路四通。风土爽垲，山川特秀。奇异珍货，此焉自出；奥区神皋，处处有之。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金铁篠簜，资给于四境。沃野垦辟，家给人足，蓄藏无阙。故穰岁则供商旅之求，饥年不告臧孙之籴。人食鱼稻，多尚黄老清静之教，重于隐遁。盖洪崖先生、徐孺子之遗风。

这段对豫章郡的总体面貌的叙写，大概是《豫章记》的开篇之语。语言骈俪，表述生动，把豫章的地理特点、物产、经济，以及民俗信仰，都进行了说明，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斯方土地的挚爱之情。《豫章记》中也有一些生动的写景文笔，如：

西山中峰最高，顶名鹤岭。即子乔控鹤经过之所。坛在鹤岭之侧，云景鲜美，草木秀润，异于它山。山侧有土，名控鹤乡。

（风雨山）山高水湍，激着树木，因霏散远，洒如风雨，数里中通洪崖先生井。

作者写控鹤乡和风雨山，不仅紧扣地名，记述其自然风光的优美怡人，而且还特意插入了历史传说，增加了所写之地的人文气息。

总之，雷次宗《豫章记》之文笔，在诸多晋宋地记中，亦属上乘。在志怪情节的设计、文学素材的遗留，以及文学语言与描写技法的探索上，对于后世文学创作都有重要启发和影响。

作者：鲍远航

来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4期

选稿：宋柄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