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燕华
从特产与商人的流动出发思考城乡融合的机制
作者 | 颜燕华
作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
原文 |
很荣幸拙作《城乡融合进程中的农商互补机制研究——以安溪茶叶产销为个案》能够在《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5期发表。感谢编辑部的邀请，让我有机会通过撰写作者手记的方式重新梳理自己做这项研究的心路历程。由于这篇文章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和延伸，因此我从最初的田野故事说起。
在读博士的最初两年，我一直沉迷于对“茶学”和“茶道”的学习和实践，因此阴差阳错地开启在福建安溪茶乡的田野工作。最初，我期待去挖掘茶农的“匠人精神”，并从中去透视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不得不说这并不像是一个可以做社会学博士论文的选题，好在追随田野的发现以及我的导师杜月副教授的悉心指导，我最终算是走上了社会学研究的“正道”。一进入田野，我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大多数茶农并没有我想要去寻找的那种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我发现他们会跟随消费口味的变化而改换制作工艺，并不纠结是否做的是“最好”的茶；他们也广泛使用各种制茶机器，并不执著于要用手工做出“传统”的茶；他们甚至在不同的茶叶品类中灵活切换，完全不在意做出的茶是不是符合“正宗”的标准。后来在导师的提醒之下，以及随着我阅读更多与小农研究相关的作品，我才意识到中国茶农最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就是这种因时而变，这种“时变精神”可能蕴藏着许多社会学学者所关心的中国小农何以持存、乡村经济何以保持活力的答案。
随着田野工作的深入，我也越来越发现仅从茶农自身及生产层面（家庭伦理、劳动力安排、家户制度等）出发难以对“时变是如何可能的”提供充分的解释。茶叶是中国非常典型的特色农业产业。对于特色产业而言，其生产的产品总是面对一个外部市场，生产者如何对接外部市场是整个产业顺利运转的关键。也就是说，乡村产业的可持续性不仅要依赖农工互补的经济效率，还有赖于农户与商人之间良性的流通关系。
为了更好地理解茶农的生产，我开始跟着一些茶商四处收茶，观察他们如何与茶农互动，并随着他们到不同城市的茶叶店，观察他们如何与城里的消费者打交道。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商人和茶农的关系并不像大多数文献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很可能与这些茶商既非大商业资本也不是乡村经纪人的身份形态有关。他们大多数是安溪本地人，自己现在是或曾经就是茶农，他们同时又在城市开茶店，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小商户。按照安溪政府的粗略统计，这一本地在外的茶商群体多达20万人。
就像小农的时变性使我深受教育一样，茶商在城市的经营形态也令我大受震撼。首先是茶叶门店之狭小与其经营品类之丰富的并存。茶店大多只有几十平米甚至十几平米，大多数的格局为一楼外部用以接待客人，里面做个小厨房和卫生间，甚至做个夹层直接用来睡觉。茶店面积虽小，但经营品类十分丰富，有的多达两三百种。其次是茶叶生意之稳定。很多茶商在城里已经做了二十来年的生意，在当地城市扎根颇深，甚至不少已经在城市安家。最后是茶商回乡之频繁及其投入村庄事务中的资金和精力之大。茶商工作和生活的重心虽在城市，但常常返乡。很多茶商会在茶季回乡收茶，也会参加村庄大小事务，一年能回乡十几次，而在村庄祠堂、神诞和公益基金上的投入能占他们收入的10%甚至更多。
茶商这种“城乡两栖”的形态令我非常着迷，他们为什么能够仅依靠家庭就支撑起几百个茶叶品类的经营？他们为什么能够在市场变化中屹立不倒？他们与流出地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给乡村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迫切想找到合适的理论对话点来放置我的观察。这一过程并不十分顺利。首先，研究农产品中间商的文章颇多，但研究者大多将中间商放置在资本与农户关系的脉络下进行讨论，与我想呈现的这种城乡之间的商人形态相去甚远。其次，有不少学者关注了当前出现的“城乡两栖”的生活状态，但他们研究的群体大多是纯粹的农民或者农民工，并且主要局限于县域范围。不过，在梳理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我萌生了将茶商经营形态放置在城乡融合这一议题中进行讨论，并且与既有关注县域城乡一体化研究形成对话的想法。
在论文的最初版本中，我试图提出一种不同于县域城乡一体化的城乡融合模式，即县域特色产业的发展以及茶商跨越城乡的流动带来了一种跨县域的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可能路径和模式。匿审专家肯定了特产流通与人员流动是研究城乡融合很好的视角，但指出文章的讨论并不能完全撑起“城乡融合”这个时代大命题。后来编辑部的老师亦提出文章需要转换论述的思路。在匿审专家和编辑部老师的启发下，我把原本的论述结构做了一个倒转，即从把城乡融合作为我论述的“因变量”转变为“自变量”。最后文章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在推进城乡融合的进程之中,能否构建城市和乡村之间有机连接的形式和机制。
随着提问发生改变，我进一步意识到此前对于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工互补”结构的讨论和阐发上，“农商互补”虽然也是中国乡村极具典型性的经济结构形态,但却极少有学者从城乡互动的角度对之展开论述。而在中国农村日益卷入商业社会、农产品高度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情况下,探讨商人群体是不是也能够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和乡土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幸运的是，安溪茶商的案例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可以说，从关注小农到研究商人，我始终在关心同一个问题，即经济活力尤其是农村的经济活力何以可能的问题。这样一个问题涉及面很广，包括农村与城市的关系形态、地方社会的活力、文化的韧性、政府的行为，等等。以我现在的学力，自然没法直接回应这样一个大问题。这篇文章只是这个大问题下的一个小小的尝试。具体而言，我选择了具有特殊性的地方（闽南）和具有一定典型性的产业（茶叶），试图提供一种理解城乡关联的可能路径。
最后，我想再次回到我的田野以及最初对茶的关注。安溪是我博士论文的田野地，当地的祠堂庙宇、节庆祭祀、自然风物、当地人的精神情态等共同构成了田野的总体风貌。其中，茶又是尤为重要的，离开茶，便难以理解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由于学术写作总是服务于特定主题，因此在呈现田野材料的过程中不得不删减诸多“枝蔓”，而这些枝蔓也是从共同的田野“根系”中生长出来的重要部分。如何能在学术写作中既恢复田野的活力，又使得其有超越一地一物的研究意义，是对写作者极大的考验，而我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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