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格海
本人并非唯“西方”马首是瞻。但要批判中国文化，就得认识并且批判西方文化。中西的困境，如果站在更高的全人类角度，就差不多是一致的。尤其在今天，信息过载，人心败坏，已经成为共同现象。只是中国人的病更严重一些罢了。
例如当下中国，是最现代化、最资本主义化的国度。因此，中国社会现在有两多，一是精神病患者多，一是官多。抑郁症患者近亿，其他类型的精神疾病患者数量更大。而官员有多少，一直是一个未知数。但，几乎所有人都有官瘾——这也是病，精神性疾病。
中国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这一点不知道将多少人的人生作废了。如今的“考公”者，其实都是被逼的孔乙己。要知道，当官只需要纪律性，而不需要真本领。所以，中国人一旦成为官员，就成了“不农不秀”的人。不事稼穑，也不再需要读书求真知。
但，正是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在主宰着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并非“衙门”的各类社会组织，里面的工作人员往往也官气十足。在中国，政策往往大过法律。因此，这些官员们一天到晚总有忙不完的事情。不像发达国家，工作时间之外，大家都休闲休息或者发展个人志趣去了，除了特殊工种。
在发达国家，一般公务员丝毫没有社会身份上高人一等的感觉。况且，在很多国家，环卫工人也是公务员。应该说，正是别人的官员少，因此，一般公务员上班都是机械性、事务性的，所以公务员的工作枯燥乏味，没有多少人想干。美国总统的年龄为什么那么大？因为社会精英普遍不想进政府。
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是理性官僚制。西方社会就是全面理性化的。因此，在西方，各种社会领域，“工农商学兵”无不充满竞争性，一个人在任何方面都有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但在我们这里，只有为官，才能给人社会身份上的优越感。在中国，企业家跻身社会精英阶层，是“改开”之后的事情。但中国的商业化并不充分。因此，人们充满了生存紧张感。这种格局如果不变，中国人的创造性就很难发挥出来。
为什么应该改变？因为这种求官的局面，是人为制造出来，而不是天然的。官员，只能算职业，而不应该与社会身份等同。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只能依照其对社会的贡献来划分。而大家都知道，官员是社会财富的消耗者，而非贡献者。
实际上，官本位意识，会让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大打折扣。从自然、天然的角度来看，生命本身的自足和丰富性，远远高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因此，克服官本位意识，是中国人走出文化定式和社会束缚的当然要求。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克服官瘾、树立现代人意识之后，中国社会才能迎来真正的“文化复兴”。
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是其文化。制度是依靠文化来支撑、运行的。而只有每个人都相信“做自己”最有价值的时候，这样的社会才真正脱离了官本位。老子的《道德经》告诉我们，功名、利禄、权势，都是浮云，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欲望，它远离了生命的真义。
【《道德经》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tián）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这一章的字面意思比较清楚。“畋猎”就是“田猎”。“行妨”指人的行为受到妨碍，因此显得格外不自然。眼睛盯着五颜六色，耳中塞满各种声音，嘴巴每天吃个不停，所以导致眼睛干涩、听力迟钝、口味丧失。而驰骋田野打猎让人陷入狂乱，痴迷财货让人行为不端。
实际上，以上这些现象，由于“现代文明”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而更加突出了。几乎所有人都在每天捧着智能手机，无数人都失去了思考能力。追逐声色货利的结果，就是人的自然本性走上了异化的不归路。“文明”“进步”为什么带来了暴虐？
老子指出了问题的根本。并且，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圣人为腹不为目”。真正活得明白的人，只是满足自己的自然欲望，而不追求各种人为制造出来的欲望。圣人想得到的，是“真我”，而不是别人眼中的“假我”。“为腹”不是“活着只是为了吃饭”的意思，而是自然本位主义。“不为目”的意思是，不为物役，不因为“文明”而异化自身。
其实，老子的这种自然本位、生命本位思想，两千多年后的卢梭也是。1749年，卢梭看到了以“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为题的文章，顿时思如泉涌，写出了《论科学与艺术》，遂一举成名。在卢梭看来，自然是美好的，原始状态的人是生来自由平等的；人类社会早期是黄金时代，那时候没有私有制，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没有争斗，从自然界获取自身所需要的一切资源。私有制的产生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文明，带来了科学和艺术，但文明充满了罪恶，人类陷入了争斗和苦难之中，统治阶级通过剥削劳苦大众维系自己的统治。卢梭认为，人类因为进入阶级社会而丧失了优良的品德，健全的人性因为物质利益和科学技术的腐蚀而扭曲，这就是异化。
问题是，中国人由于“文明”而带来的异化，可能是全世界最严重的。福山就说过，中国在秦朝大一统之后，就成了最早的“现代国家”，因此“国家能力”特别强大。福山没有说出的是，儒家伦理也因此异化成了全社会的统治心态。因为只有统治别人，自己才能求得更多的声色货利。这种统治心态，又刚好嫁接上了儒家伦理，这就是中国人官本位意识的由来。
马克思继承了卢梭等人的思想，也极力批判私有制带来的罪恶。但，当下中国人并不喜欢卢梭和马克思。这些年，新自由主义、奥派经济学之类的“知识”，人们趋之若鹜，好像它们就是不容更改的真理。其实这些“知识”鼓吹的，都是声色货利的正当性，但却忽视了它们的异化功能。幸好，人类生活是竞争性的。它们没办法掩盖其他批评声音。
批判，是一种同情。没有否定性，人就会走得太远，而无法返回自身。就像中国人的官本位意识批判，不是主张取消官僚制，而是让制度更加符合人性。老子的“去彼取此”，就是要求“文明人”不要迷恋声色货利，而要取法自然之道。但这对于突然变得“现代，太现代了”的中国人来说，太难了。唯一的破解之道，就是个人的意识自觉。从统治心态，变成自治心态。从官本位，变成生命本位、社会本位、自然本位的三位一体。
“圣人为腹不为目”还有一层意思是：西方文明是建立在“目”上的。柏拉图的“理念”，其词根是“观看”。在此“观看”之下，就有了“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和离异。中国人的心态，其实也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大家都在你望我、我望你，所以个体差异性极低，于是，大家都想当官。大家都认为只有当官才能出类拔萃。殊不知，当官不过是多了一点声色货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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