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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年(1740 年)秋,京城发生了一起涉及九卿的丑闻。一位名叫俞君弼的富豪去世,其身世颇为传奇,本是工部凿匠,后投机钻营成为巨富。可命运弄人,他年过半百却无子,过继的孙子年仅九岁,在他离世后家族陷入了争产风波。

俞君弼早年收养的义女之夫许秉义,觊觎俞家财产已久,趁主持葬礼之机,遍邀九卿,妄图借声势夺产。他贿赂内阁学士许王猷,游说京城九卿,以重金诱惑众人。于是一场闹剧上演,匠户葬礼竟无比风光,许王猷亲自主丧,陈浩里外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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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刚坐稳皇位,对朝廷威仪极为重视,听闻此事后立即派九门提督、兵部尚书鄂善彻查。当时官场已现荒诞之风,顺天府尹张鸣钧未奏请便先没收两万两银子,礼部侍郎吴家骐以丁忧之名躲回老家,其他官员忙着销毁证据。鄂善查明情况后上奏处理意见,乾隆对其果断查办颇为满意,赏赐 “紫禁城骑马”,并下谕旨戒饬九卿,以为此事就此平息。

几个月后的乾隆六年三月,陕西道御史仲永檀的一道密折打破平静。密折弹劾鄂善受贿,称俞君弼义孙俞长庚托请鄂善,送银一万两求其关照,还提及许秉义被杀后,大学士张廷玉差人送帖,徐本、赵国麟亲往吊丧。乾隆震惊于九卿的贪婪,质疑仲永檀的弹劾是否属实,毕竟鄂善刚主办此案,同时也意识到这背后可能隐藏着朝堂阴谋。

当时朝堂有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位军机重臣,乾隆对他们既倚重又防范。仲永檀弹劾对象涉及张廷玉一派,乾隆敏锐察觉到这可能是借故打击异己之举,无论鄂尔泰是否指使,都必须敲打。于是乾隆展现出高超的帝王之术,认为鄂尔泰对张廷玉的撕咬有罪,反而要为张廷玉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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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召来鄂尔泰、张廷玉、纳亲等军机重臣询问看法,张廷玉矢口否认送帖之事姿态恰当。鄂尔泰却大义凛然主张交刑部彻查,犯了操之过急的错误。纳亲则和稀泥,称鄂尔泰所言对但应慎重。乾隆先轻描淡写下口谕让刑部侍郎杨嗣璟调查,随后推翻口谕,钦点七人专案小组彻查,成员包括三位军机重臣、两位王爷、大学士徐本和内务府大臣来保。此小组既平衡各方势力,又暗示为张廷玉和徐本开脱,而被弹劾的鄂善不在其中,因其成为主要调查对象。

专案小组很快查明真相,原来许秉义之妻仍想夺产,俞氏婆孙决定贿赂九卿,经高人指点,认为鄂善是关键,便托人带话以一万两银子求其不过问。鄂善虽犹豫,但听来人提及张廷玉已答应送帖便信以为真。专案组上报结果及鄂善家人和知情人招认后,乾隆盛怒感觉被欺骗。鄂善为自救先是承认受贿一千两,后又翻供,乾隆却认定其欺君,鄂善成为乾隆首个赐死的亲信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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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中乾隆的帝王心机尽显,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鄂尔泰本想借题发挥,却弄巧成拙;张廷玉看似逃过一劫,实则罪过仍被记着。而鄂善深陷官场险恶之处误信他人,最终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此事件也让后人看到乾隆朝官场的复杂与阴暗,各方势力在利益和权谋间的角逐,尽显人性的贪婪与官场的荒诞。

鄂善之死如巨石入水,在朝堂激起千层浪。众臣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官场中的言行举止,生怕一个不小心便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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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过后乾隆对朝廷官员的掌控更为严苛,他借鄂善一案,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让官员们深知在其眼皮底下,绝不容许有任何贪赃枉法、结党营私之事。而鄂尔泰与张廷玉,经此一遭表面虽依旧维持着军机重臣的体面,实则在乾隆的制衡之术下,行事愈发谨慎小心。

官场的风气在这一场风波后看似有所收敛,权力的诱惑从未消失,暗流仍在涌动。此后官员们在参与各类事务时,无不揣摩上意权衡利弊,生怕卷入莫名的纷争之中。乾隆则继续施展着他的帝王权谋,在这复杂的朝堂局势中,巧妙地维持着各方的平衡,以确保自己的统治稳固如山。而那道密折背后所隐藏的官场百态,也成为了乾隆朝历史中一段发人深省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权力游戏中的危险与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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