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动“退让”，将两岛交给朝鲜，让鸭绿江出海口快没了，到底是亏是赚？
1962年，中朝两国签订边境划界协议，正式确定了两国的边境。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向来十分看重领土主权的中国，这次面对朝鲜竟然主动选择了“退让”，不仅将长白山天池的一半划给了朝鲜，而且就连鸭绿江上更靠近中国一侧的绸缎岛和薪岛，也被纳入进了朝鲜的版图当中。
以至于在今天，鸭绿江出海口几乎全部都在朝方的控制之下。
这使得不少人感叹道：中国这是做了一笔“赔本的买卖”！
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划界往事
如今，中朝两国的边界划分，主要是围绕着鸭绿江，图们江和长白山这“两江一山”所展开的。
而这一边界线的形成，最早还要追溯到明清时期，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除了朝鲜政权的“北扩”行为之外，就是中原王朝的主动“赐土”。
在历史的早期，朝鲜半岛北部曾一度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像被我们所熟知的鸭绿江，在那时候也属于中国的“内河”。
西汉时期，我国少数民族割据政权“高句丽”建立，其在后续的600多年时间里，一直处于各代中原政权的羁縻藩属体制之下。
而高句丽的首都，就曾位于过平壤，其领土的范围，就涵盖了朝鲜半岛的北方。
唐朝时期，高句丽灭亡，随即唐朝便收复了高句丽故地的所有领土，并设置了安东都护府进行管辖。
然而，由于高句丽割据的时间太久，民俗习惯与中原已经出现了差异，加之朝鲜半岛南方的新罗想要趁机向北扩张，最终在后者的支持之下，一部分高句丽“遗民”发动了叛乱。
尽管后续唐王朝很快便采取了行动，将其镇压，并迫使新罗王金法敏遣使入朝谢罪。
但，这起事件的发生，还是让唐朝意识到，朝鲜半岛远离中原，管理起来十分困难，相比之下，能够获取的利益却十分有限，况且唐朝在其他方向面临的威胁远胜于此。
所以，在综合考虑之后，上元三年，即公元676年，唐高宗主动宣布“移安东都护府于辽东”，以此来减少新罗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化解了朝鲜半岛可能的战争威胁。
而开元二十三年，即公元735年，唐玄宗又进一步“退让”，主动“赐土”，将今大同江以南的一部分地区赏给了新罗。
自此，唐罗矛盾基本化解，而且双方还在对付外敌之事上达成了一致，极大缓解了唐朝在北方所面临的威胁。
从唐朝的例子不难看出，“赐土”一事并不代表着“软弱”，与其说是“赏赐”，倒不如说是政治上的互换。
所以，后来唐朝灭亡以后，辽、明两代也都发生过“赐土”朝鲜的事情。
这里一方面是因为朝鲜历代政权对中原王朝的亲近，始终秉持着藩属国应该有的姿态，而另一方面则是辽、明两朝都有比朝鲜“更大的敌人”，辽国需要防备宋、金，而明则要征讨瓦剌和鞑靼。
受到这些外在原因的影响，与其跟朝鲜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倒不如换取两国在大战略上的一致。
于是，久而久之，这一来一去，便使得中朝两国的边界围绕着鸭绿江和图们江逐渐形成。
虽然后续两国仍然有些许摩擦，但基本没有爆发过太大的冲突矛盾。
以至于甚至可以说，在我国诸多的邻国当中，朝鲜算是和我们关系最为和睦的一个国家了。
所以，在1962年确定边界的时候，中国做出的主动“退让”，说白了就是为了延续两国的友好历史。
加之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比较严峻，考虑到以大局为重的目标，自然在不伤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尽可能的照顾到朝方的情绪，更加明智。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会将在朝鲜历史中，被叙述为朝鲜文明起源的长白山的一半，“让”给朝鲜的原因所在。
这不是“割地裂土”，而是一种尊重。
至于绸缎岛和薪岛的问题，那就更是一种误解了。
合作带来共赢
的确，不可否认，在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地图上，绸缎岛和薪岛所处的位置，确实更加靠近中国。
其中，绸缎岛最近距离中国更是只有不到0.14公里，距离朝鲜则相隔2.87公里，两者差距超过20倍。
这样的一块领土，“让”给朝鲜，实在不符合我们大部分人的普遍认知。
但是，鲜有人知道的是，在这两座岛屿上，中朝两国从古至今都是没有领土争议的。
根据清朝的史料记载，在20世纪以前，绸缎岛并不存在，直到后来由于泥沙的淤积，薪岛西侧的航道被堵塞，这才逐渐形成了绸缎岛。
而薪岛，在当时也更加靠近于朝鲜一侧。
所以，尽管从今天的地理地图上来看，这两座岛屿离我们比朝鲜近，但这实际上是近几十年来，伴随着板块运动才出现的结果。
甚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们与我国领土直接靠拢、接壤，也是必然的结果。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难道我们要将在这两座岛屿上，一直居住着的朝鲜民众赶走吗？
显然，这是不合理。
因此，与其跟朝鲜进行没有必要的纠缠，倒不如当个顺水人情。
而事实也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如今，伴随着板块运动的继续，鸭绿江下游的淤积日益严峻，98%的径流量都从朝鲜一侧的东叉道流过，而靠近我国一侧的鸭绿江西叉道径流，则已经基本失去了航运价值。
这使得不少人感到担忧，认为中国可能会因此失去鸭绿江的出海口，丹东港的存亡也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进而整个东北地区的发展将进一步受限。
的确，从地理演变上来看，这种担忧并不无道理。
但事实上，早在中朝边界划分的时候，我国就已经考虑到了该问题，并与朝方达成协议，两国对鸭绿江实行共同管理、共同使用的原则，无论是两国哪方的船只，只要不登岛靠岸，都不算越境，中国的船只完全可以在朝鲜一方停泊。
所以，哪怕未来的鸭绿江不再流经中国，中国也可以正常使用鸭绿江航道，其对我们的经济价值并不会造成影响。
而这一点，实际上与我们控制绸缎岛和薪岛，最终可能实现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反而，我们还因为主动“退让”，与朝鲜保持了友好的关系，避免了在使用鸭绿江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冲突矛盾，算是取得了两全其美。
如今，很多人会觉得，丹东的经济发展并不好，如果我们能够拥有薪岛和绸缎岛，丹东地区可能有不一样的情况。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丹东已经是我们国家最大的边境城市了。
换而言之，在中国其他方向的边境，城市的发展基本不可能会像丹东一样毫无顾虑和安全，我们在很多时候，都必须放弃一部分的发展，以换取在战略上的部署。
唯有丹东，可以一心一意的发展经济。
所以，将丹东今天的发展问题，全部归结在中朝边界的划分之上，是有失公允的。
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丹东才能拥有今天的发展优势，未来也有更多的可能。
今天，伴随着中朝两国关系的日益亲密，以及国家第四次战略巨变的到来，北方经济的重新腾飞是可以预见的。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对鸭绿江出海口的开发也势必会更进一步，届时丹东所面临的发展难题也自然会迎刃而解。
这种战略上的优势，显然正是中朝边界划分的成功所带来的。
其实，朝鲜的例子并不是偶然，中朝边界的划分实际上突显了中国一直以来的外交方针，即：合作共赢。
就拿南海来说，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这是自古以来，人人皆知的共识，但是中国可曾说过要独占南海？
显然，中国并没有，甚至中国还曾多次在国际上邀请其他南海周边国家，一起加入到南海的开发当中。
哪怕就是今天跟中国闹得不可开胶的菲律宾，在杜特尔特时期，当菲律宾知错愿改的时候，中国不也是大方选择了接纳，全方面与菲律宾展开了合作？
所以，由此可见，边境只是主权的界限，但并不是合作的界限，在彼此尊重的情况下，中国是愿意将“冰冷的边界线”，变成与各国紧密相连的“友情线”的。
对抗没有未来，合作才能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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