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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刀，千个字》这个书名，字面上看，“一把刀”是指“扬州三把刀”中的一把，菜刀；“千个字”则来自扬州的个园，袁枚的题联“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替主人公绘一幅背景。倘若揭去现成的图像，携带一点“私货”，那就是另一幅了：一刀剁下，四溅起来的不是火花，而是“字”。

我曾经设计，故事到末尾，让主人公有一番倾诉，竹筒倒豆子一般。问题是倒给哪一个？疏阔的人世里，他说他的，他听他的，说的和听的完全可能不是一回事。切肤的痛楚一旦付诸语言，立马远开十万八千里。

所以，最后只是让他向着钢厂旧址的行车轨道、虚空茫然中的招娣，溅出一泓热泪。

写小说要从人物出发，重要的是为人物找环境。这地方找不到，人物就活动不起来。“伤痕”中人，早已变了物种，我又不善穿越，总是意在常态。以法拉盛为背景，就打开了一个新维度，依然是你我他，又不是你我他，仿佛时间滞留，其实是相对的概念。

要回到时间起源，混沌世界，疗伤也罢，了断也罢，破了痂再从头也是个出路，就看他造化了。总之一句话，活下去。活着活着，事情来了，前史后事，一股脑儿扑面而上。法拉盛不是世外，而是个大红尘，世内的世内，这正是小说的世道。

中文没有时态，将法拉盛作为叙事的基本时间点，难免是模糊的，所以内部一定要有个紧张度，否则会涣散掉。这个紧张度就是“母亲”缺位的占位，也正是整个表述的核心，我希望它能够重要到无论辐射半径有多么远，都不至于脱靶。困难主要在上半部，貌似散漫，实际箭在弦上，刻不容缓，写得也比较吃力，一步三回头。

到了下半部，时间回到事件的起点，也就是过去时的开端，多少轻松下来，就像交响乐里一个发展部，相对独立，又时时刻刻回应主题，将先前的铺陈调动起来，加入进来，节奏像“如歌的行板”。这恰是我擅长的，写到下部我逐渐有了信心。

经历过重大灾难的人有着什么样的表情？我曾经遇见过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劫后余生的一个老人，瘦小的身躯，有着天真的笑容，我们反复地问他过去的故事，他回答得相当平淡，于是我们的提问也变得单调。

他不像是拒绝回忆，更可能的是，我们将历史戏剧化了。我还遇到过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他伸出双臂，手腕向上，让我们看燃烧的疤痕。仅此而已，疤痕，终身携带，不能修复，可是生活在继续。

陈诚是识其时务者，他在危险中生存，天生知道如何自保。他就像鸵鸟，小时候钻到床肚里，长大后逃到大西洋城，他有意无意限制自己的感知，本能地知道感知又伤身又伤心。

处境简单的人，顺利地明白事理，即可轻松地活下来；处境复杂的人，不那么明白，也一路下来了，所谓浑浑噩噩。陈诚却是有心人，有心才可照亮世事。蒙昧的世事在他的眼睛里一点一点清晰，随着长大成人，感性和理性健全了，明白了，但不能颓丧，也不能超然。

有些遭际是永远不能超然，超然意味着遗忘，他就是将身体遗忘的用头脑找补回来。超然其实也是弱者面对强力自我解脱的一种说辞。

我看托尔斯泰的《复活》，聂赫留朵夫走到西伯利亚流徙的尽头，去要塞司令家做客，欣赏司令女儿的双胞胎宝宝的时候，他忽然发现了一种道德的人生，简单、舒适、愉快、不遭罪。我当然不敢自许和托尔斯泰同样的理想，陈诚也不是聂赫留朵夫。

从贵族到底层，从有罪到赎罪，几可成为圣徒，不过是微末如草芥的一个生命，在平庸的世俗里，渡自己的小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