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鄡阳平原上的汉代豫章郡城（下）|彭泽|豫章记|豫章郡城|鄱阳|阳城|阳平原|陶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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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钓圻邸阁与豫章郡治

汉代的豫章郡治，一直延续到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有助于考察豫章郡治的文献，莫过于雷次宗的《豫章记》。雷次宗（386—448），南昌县人，生活于东晋末至南朝初期，尚能亲见豫章郡治，而其《豫章记》也是对早期豫章郡治记载最多的一种地方志。但《豫章记》全书已佚，只有一些条文保留在各种征引文献里，而且很难确认是否经过改动。

就征引《豫章记》的情况来看，《水经注》最早引之。隋代杜公瞻《编珠》引两条，《北堂书钞》亦引之。唐代《艺文类聚》引四条，又《晋书·张华传》、《文选·别赋》注并引用之。北宋时期，地理书、类书亦多有征引。《隋书·经籍志》记载《豫章记》只有一卷，而《宋史·艺文志》记载的雷次宗《豫章古今记》有三卷，已非《豫章记》原本，而是经过唐五代人增益的作品。一般而言，越早引用的，当然越能反映文献的原貌。但考虑到鄡阳平原在南朝初期已沉陷为湖泊，导致这一带的人文地理模糊不清，因此后代引用《豫章记》，均有可能因为“地理错位”而对《豫章记》产生误解。即便是北魏时期的郦道元，也难免产生这种误解，更何况他又未能到南方进行实地考察。

事实上，“传抄错讹”和“地理错位”极大地干扰了后人对汉晋豫章郡城的印象。例如在雷次宗的《豫章记》中，“郡城”与“南昌”是有明确区分的。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辑录《豫章记》二十一条，其中记载“郡城”、“郡北”、“郡江”、“郡南”、“郡东南”的名物有八九条，而记载各县的条目均加上县名。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十六引雷次宗《豫章记》：“（风雨山）在南昌，山高水湍，激着树木，因霏散远洒如风雨，数里中通洪崖先生井。”洪崖井在今南昌市西郊，雷次宗说它“在南昌”而没有说它“在郡城”，表明“南昌县”与“郡城”应当是有明确区分的。然而这种区分在后代消失了。如《水经注·赣水注》记载了豫章郡治周边的十几处古迹，基本上来源于《豫章记》。杨守敬、熊会贞根据《水经注·赣水注》的描述，将豫章郡治定位在南昌城区，而后指出徐孺子墓、南塘、谷鹿洲均在南昌城南，度支步、津步、王步、南昌左尉廨、龙沙均在南昌城北，城西二十里为散原山、风雨池、鸾冈，城东有大湖，城南有南塘。椒丘城、钓圻邸阁则较远，在南昌城北接近昌邑的地方。然而在上述古迹中，只有散原山（即今梅岭）能够确定在南昌周边，其他古迹是不是在南昌，都很难确定。其中不排除先入为主地设想南昌就是“郡城”，进而把《豫章记》所云“在南昌”与“在郡城”的山川风物混为一谈，将它们全部系于南昌县条下。由于汉晋豫章郡城很可能随着鄡阳平原的沉陷而早已消失，这种混杂到后来也就很难得到辨析，因而被视作理所当然。经过唐五代人增益的《豫章古今记》，同样存在这种可能性。

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O六记载南昌县，其中掺杂了不少南昌县之外的山水，如松门山、上缭水，两者属于今永修县，历史上从未归属过南昌县；宫亭湖在今星子县，更是与南昌无关；担石湖在南昌东北，“水路屈曲二百六十里”，也到了今都昌县左里一带。如果“郡城”在鄡阳平原，这几个地方就在郡城周边，顺带记载倒是合理的；若郡城在南昌，这种记载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可以推测，对松门山、上缭水、宫亭湖、担石湖的记载，应当来源于雷次宗《豫章记》，它们本来是郡城周边的山水，而后代人则将这些山水统统挪到南昌县，这就出现了《太平寰宇记》的混杂记载情况；不过这种情况又反过来表明，将郡城周边的山水全部挪到南昌是行不通的。

根据《豫章记》的记载，豫章郡治周边有句鹿州、钓圻邸阁、椒丘城。若予以详细考察，可发现这三个地方与南昌城毫无关系。

《水经注》卷三十九云：“赣水又迳谷鹿洲，即蓼子洲也，旧作大艑处。”这段文字源自雷次宗《豫章记》，但明显作了改写，其中“即蓼子洲也”即非《豫章记》原文，而是郦道元的注释文字。即便去掉这几个字，仍然不是《豫章记》的原文。如四库全本《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八引雷次宗《豫章记》曰：“句鹿州在城之西南，去城百步，可二里是句舟鹿大艑之处也。”然而这也是经过明人删改的文字。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三十五，现存唐代虞世南的《北堂书钞》，是明万历间常熟陈禹谟增删之后的版本，可靠性很差，而其他版本都已不存。不过，《北堂书钞》引用的这段文字，其原本却很幸运地残存在明朝万历年间朱谋玮所注的《水经注笺》中。朱谋玮是宁献王朱权七世孙，为饱学之士，藏书甚多，所作《水经注笺》，“无论在校勘和笺注方面，在明刊各本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朱谋玮《水经注笺》引《北堂书钞》云：“豫章城西有月句舟鹿洲，去度支步可二里，是吕蒙作句鹿大艑处。”清人王谟《江西考古录》卷五“谷鹿洲”条引用这几句话，也明确说明出自“朱谋玮笺引《北堂书钞》”。根据这段文字，“句鹿洲”、“度支步”均在“豫章城西”，它为我们指示豫章郡城的所在地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三国时，孙权部将吕蒙偷袭驻守荆州的关羽，曾将大批兵马藏在“句鹿”船舱内，偷偷运送到荆州，而在甲板上摇橹的士兵，则扮成商人，关羽因此失察，遭到偷袭而惨败，事见《三国志·吴志》。根据《豫章记》，豫章郡治城西（或西南）的句鹿洲，就是吕蒙当时制作“句鹿”船的地方。

“句鹿”是一种大型的战船，制作句鹿船必然要靠近大江大湖，才便于下水。有人认为，句鹿州在今南昌市沿江路抚河桥以南，这里是古越人著名的造船基地。事实上，在鄡阳平原存在时期，南昌附近可能也有一些湖泊，却与古彭蠡泽隔绝。据《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记载，“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越大夫胥犴劳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仓归王乘舟，仓及寿梦帅师从王，王及圉阳而还。”楚国攻打吴国时，越国出动舟师与楚军会合，并给楚王赠送了大型的船只。如果越国人在南昌建造庞大的船只，就要经过水位不定、迂回曲折的赣江，行驶100多公里，才能到达彭蠡泽，与沿江而下的楚国军队会合，这很不合理。同样，吕蒙偷袭关羽时，武昌以下的长江两岸均已在孙权的掌控之内，吕蒙自己又兼领寻阳令，何必舍近求远，跑到南昌去打造战船，再将它们驶出来偷袭荆州？如果在距离长江很近的彭蠡泽边制造战船，不但更为合理，而且行驶大型的楼船也更为容易。所以句鹿州在豫章城西南，就反过来表明豫章城不应当在南昌，而应当在古鄡阳平原上，离古彭蠡泽很近。

距离“句鹿洲”两里左右的“度支步”，又称“度支府”，为度支校尉治所，晋时陶侃在这里设立“邸阁”，因地名“钓圻”，故又称“钓圻邸阁”。

《水经注》卷三十九：“赣水又历钓圻邸阁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旧夏月，邸阁前洲没，去浦远，景平元年，校尉豫章因运出之力，于渚次聚石为洲，长六十余丈。洲里可容数十舫。”元陶宗仪《说郛》卷五十一之雷次宗《豫章古今记》说：“度支府，在郡城西临江，晋度支校尉所立也。府舍之处，领户三千五百，今福向钓矶也。在椒丘城，下流一百六里。有乡邸阁，度支尉所居之处，太尉陶侃置也。”“晋陶侃，字士衡，寻阳人，少丧父，母贫孤，求济于泽，尝坐此石而钓，累年不移，其石今有痕在钓矶，后仕晋为太尉。”

关于“度支步”的记载，大抵来源于《豫章记》，因辗转传抄或改写，各种版本都有些差异。“度支步”之“步”的意义略同于“埠”，相当于水边的转运码头。一作“度支府”，则指这里是晋朝度支校尉的府衙所在地。“邸阁”一作“村阁”，一作“幼阁”，皆误，“乡邸阁”即“向邸阁”，“向”为“昔日”之意。“钓矶”一作“钓圻”，一作“钩圻”，“圻”可作“岸”解。后来又演变为“钓矶”，意思略有不同。总而言之，“度支步”、“度支府”、“邸阁”、“钓圻邸阁”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

王国维《邸阁考》说：“古代储蓄军粮之所，谓之邸阁，其名始见于汉魏之间。”“邸阁其十分之八，皆临水为之，此因便于运输之故。其邸阁大抵有城，其主邸阁事者，则三国时谓之督，晋时或以度支校尉主之，其藏粟多者至三十余万斛。”邸阁即相当于后代的漕仓，指建于临水之处以便水运的粮仓。“度支校尉”是掌管财物调度、物资供应的官员，在他的治所一般都筑有城池，设有粮仓，从陶侃开始，将度支校尉的治所迁到了“钓圻”。刘宋时，“钓圻邸阁”相沿不废，《宋书·臧质传》：“湓口、钩圻米，辄散用之。”杨守敬《水经注疏》引《隋书·食货志》：“外有钓矶仓，为大贮备之处。”指出“钓矶仓”即“钓圻邸阁”，则似乎到了隋朝尚且存在，只是名称略有改变而已。

关于“钓圻邸阁”在何处，历史上有很多说法。

一说“钓圻邸阁”在新建县西北。清代承霈等纂修同治《新建县志》卷六十八道：“赣水西北经度支步，晋度支校尉立府之处。旧志云：在府城西五里。陶侃尝宿此，夜间闻唱筹声，问土人，云吴时此地为度支廨。府志云：即福向钓矶也，有乡幼阁，系陶侃置。侃少孤贫，渔于泽，尝坐此石而钓。”《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三十：“度支步，在新建县西北。《水经注·赣水》：北历度支步，是晋度支校尉立府处，步即水渚也。《县志》：度支步在县西北五里。”据此说法，“钓圻邸阁”在新建县西北五里。

一说“钓圻邸阁”在都昌县西南，《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四十二又说：“钩圻邸阁，在都昌县西南。《水经注》：赣水迳椒邱城下，又历钩圻邸阁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邸阁前聚石为洲，长六十余，丈洲里可容数十舫。《通鉴》：宋孝建元年，臧质之江州，擅用湓口、钩圻米。胡三省注：湓口米，荆湘郢三州之运所积也。钩圻米，南江之运所积也。”

一说“钓圻邸阁”在湖口。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三：“或曰：湖口，即古之钩圻。《水经注》：赣水历钩圻邸阁下，而后至彭泽。刘宋时，南江运米，皆积于钩圻，是也。今江西之运凡四十余万石，悉自湖口以达于江。所谓粮运资储仰此气息者，非乎？”

《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五：“湖口县，府东六十里。······钩圻城在县治西。《水经注》：赣水历南昌椒丘城下，又历钩圻邸阁下，而后至彭泽。刘宋时，南江运米皆积于钩圻，是也。”

在这三种说法之中，湖口说明显是错误的，因为“钓圻邸阁”在豫章郡城西，而湖口一带不会有豫章郡城。杨守敬《水经注疏》说：“其地在今新建县之东北，都昌县之西南。或以今都昌南五里之钓矶山当之，误矣。”在杨守敬看来，“钓圻邸阁”或在都昌县西南，或在新建县东北，这两种说法其实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因为都昌县就在新建县东北，而新建县就在都昌县西南，两县的交界处就在今鄱阳南湖的水域中，也即古鄡阳平原的中心位置一带。因为“钓圻邸阁”在“郡城西临江”，所以郡城也就在都昌、新建交界处的鄱阳南湖中。

有人因“福向钓矶”四字，以为“钓圻”是汉朝隐士梅福的“钓矶”，在南昌青云谱，如清代杨大鹍《青云谱道院游记》：“定山桥青云谱者，相传梅福钓处，去城二十里许。”然而据同治《都昌县志》卷九记载，梅福为西汉末著名隐士，曾任南昌尉，王莽专政之后，弃官归隐，“初隐治东灵隐寺，闻五都山有洞幽胜，徙居之，后又迁会稽，变姓名为吴市门卒，莫知所终。邑人思慕之，因名洞曰梅圣洞，而山曰梅洞山。”梅洞山在都昌县城东面的三汊港境内。

“钓圻”与梅福的关系可以撇开不论。根据《豫章记》，“钓圻”是陶侃早年曾经垂钓的地方，传说因陶侃在上面坐得太久，所以“今有痕在钓矶”。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一：“钓矶山者，陶侃尝钓于此，山下水中得一织梭，还挂壁上。有顷，雷雨，梭变成赤龙，从空而去。其山石上犹有侃迹存焉。”据此看来，“钓圻”与陶侃垂钓的关系是明确的。

人们对“钓矶”的具体方位有不同见解，但一般都认为在都昌境内。同治《都昌县志》卷一：“陶侯钓矶，旧志：在石壁。谨按：即钓矶山。”同治《都昌县志》卷十六：“钓鱼台，即钓矶山，······以其临湖，有巨石如台，昔陶公钓尝坐此，后人因指为钓鱼台。”陶侃原为鄱阳人，后迁到寻阳，而都昌先属鄱阳，后属寻阳，说陶侃在都昌钓矶垂钓，后来于此建造“钓圻邸阁”，这是合理的。如果“钓圻”在南昌，就不近情理了，因为从未有陶侃在南昌居住并垂钓的说法。

与“钓圻邸阁”相关的，还有椒丘城。《水经注》：“赣水迳椒邱城下，又历钩圻邸阁下。”从这一叙述看来，椒丘城、“钓圻邸阁”均在赣水边上，“椒丘城”居上游，“钓圻邸阁”居下游，两者相去不远。《豫章古今记》说：“在椒丘城下流一百六里，有乡邸阁。”一上一下的方位与《水经注》所说吻合，但相距“一百六里”，则过于遥远，或为“一十六里”之误。《太平寰宇记》说“椒丘城”在南昌之北，“水路屈曲一百四十八里。按雷次宗《豫章记》云：建安四年，孙策起兵，破刘勋于寻阳，军欲谋取豫章太守华歆所筑也。”《明一统志》：“椒丘城，在府城北一百四十里，汉建安中孙策筑。”“水路”且在“南昌之北一百四十里”的地方，也应当就在都昌、新建交界处的鄱阳南湖水域中。

《三国志·虞翻传》注引《江表传》记载，汉献帝建安四年（199），孙策袭击庐江，击败庐江太守刘勋，得船千艘；又击败黄祖及刘表的援军，得船六千艘，于是“盛兵将狥豫章，屯于椒丘”，当时豫章太守为华歆，孙策叫虞翻去劝降，虞翻对华歆说：“今守孤城，资粮不足，不早为计，悔无及也。今大军已次椒丘，明日日中迎檄，不至者，与君辞矣。”于是华歆连夜写好投降文书，第二天就让人送到孙策的军营之中。

孙策凭借着数千艘战船，直下彭蠡泽，进逼豫章，并在椒丘山筑城，其中反映的事实有二：（1）数千艘战船，需要非常辽阔的水面，如果沿着古鄡阳平原的河道曲折而上，逼近南昌，则这个大型船队变成了一个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一字长蛇阵”，一旦遭到敌军拦腰攻击，就进退失据，一败涂地了。若上到南昌的船只太少，又不足以对敌军形成威胁之势。因此，这大量的战船应当还在彭蠡泽中，而孙策所筑的椒丘城，也不会离彭蠡泽太远。（2）虞翻要求豫章太守华歆“明日日中迎檄”，华歆“乃夜作檄，明日遣吏赍迎”，也即第二天早上派人出发，中午时分就到了椒丘城。如果豫章郡设在南昌，距离椒丘城水路有一百四十八里，按照古代行船的速度，早上出发，在中午时分赶到是极为困难的。这反映豫章郡距离椒丘城很近，充其量只有几十里。《永乐大典》卷八O九一《豫章志》说“南昌府城”的昌门，“是孙伯符遣虞仲朔来与华府君相语处”，然而又说“椒丘城，在郡北下流一百四十里”。在这种情况下，孙策派虞翻到郡城昌门外去劝降，乃是很不合理的。综合起来，椒丘城离古彭蠡泽（宫亭湖一带）不远，孙策的大型船队都应当在彭蠡泽中，而椒丘城离豫章郡城也不远。《太平寰宇记》记载椒丘城在南昌之北，水路一百四十八里；又记载松门山在南昌之北，水路二百一十五里，如此椒丘城距离松门山只有六十七里，而豫章郡城也就应当在不远处的鄡阳平原上。在这次战役中，孙策指挥水军到达豫章郡治附近，形成了对豫章城的攻击之势，华歆如果弃城而逃，就很容易遭到截击，如此也就不得不投降了。

根据朱谋玮《水经注笺》所引的《豫章记》原文，可以判断句鹿洲、钓圻邸阁、椒丘城均在豫章城西南的赣江边上，且相距很近，成为指示豫章郡治的重要地点。如果有一个地方在南昌城，则三个地方必须全部在南昌城附近，如此一来椒丘城在南昌之北“水路屈曲一百四十八里”必须改为在南昌城外；钓圻邸阁在新建、在都昌、在湖口的三种说法必须全部否认，而改为在南昌城外。但从文献的角度来看，却从未有椒丘城、钓圻邸阁在南昌的说法。如果豫章郡治位于鄡阳平原上，句鹿洲、度支步、椒丘城都在城西南不远处的赣江边上，距离古彭蠡泽很近，则与三者相关的事实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四、余论

1982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都昌县博物馆在都昌四望山一带发现了古城遗址，通过多年的探索，大致取得了以下成果：（1）整个泗山村呈半岛状，深入鄱阳湖的中心，而古城遗址位于半岛的东南角，面向东南，控扼着水上的交通要道；遗址的西面和北面有一系列小山峰，呈半包围状态，小山峰之间开阔平坦，很适于建城。（2）古城遗址已探明面积约10万平方米，呈长方形，南北长500米，东西宽200米，在城址最南端的城头山还留存有土城墙，长20米，高2米，宽4米。在古城东南角城头山下，传说叫“瓦屑坝”，即瓦砾堆积的地方，表明很早以前这里是建筑集中区，现已淹没于鄱阳湖水之中。因此，古城遗址的确切面积，还有待探究。（3）古城遗址内文化堆积层深浅不一，有的达一、二米。几何花纹砖、卷云纹瓦当、万岁瓦当、绳纹筒瓦及各种器形的陶片俯拾皆是。在修筑圩堤时，一些窖藏的“五铢”铜钱、四乳蟠螭铜镜等相继出土，均系西汉产物。1968年在这里发现一窑藏，出土一箩筐汉五铢钱。还有不少人在城址内东侧淘到金屑，普遍有剪斫痕迹，有的大如算盘子。还有人在城址处挖得铜盆等器皿。（4）在城址西北端的山丘、高地上，布列有大量的砖室汉墓，已遭破坏。附近几华里内的山岗或高地，还发现有不少汉墓群，多为东汉砖石墓，用对角纹或网纹砖砌成。

根据上述情况，考古工作者认定泗山村古城遗址就是鄡阳城，但新的问题亦由此产生。鄡阳城是一个普通的县城，建成于汉代，废弃于南朝初年，规模不可能很大。《永乐大典》卷八O九三《鄱阳志》：“古鄡阳县城，西北水路一百二十里。王记载：周三百步，东西南三面接连平林城，高一丈二尺，厚七尺，微有濠堑。汉高祖六年置，王莽改名豫章，永初三年废。”王记，是指唐代王德琏的《鄱阳记》。鄡阳城周回不过三百步，然而泗山村古城遗址已查明的面积达到10万平米，周长1400米以上，还有未查明的城区面积不计在内。密集的文物分布，显示已查明面积属于城内的核心地带，非核心地带可能还不在其内。由此推测，泗山村古城遗址绝不止是一个县级的鄡阳城，还有一个更大的古城位于此处。在遗址发现大量的汉代钱币、铜镜、金屑以及汉代古墓等，也不是一个县城所能拥有的。据王德琏《鄱阳记》，鄡阳城在东西南三面“接连平林城”，可知这个“平林城”从东西南三面形成了对鄡阳城的半包围之势，比鄡阳城要大得多，而两座城池实际上连为一体，与四望山古城遗址的分布情况比较吻合。因此可以初步推断：古鄡阳城遗址，实际上也应当包括古豫章郡治遗址，这是一个“郡县合一”的古城遗址。

根据《豫章记》记载，汉代豫章郡治的西南面就是赣江。而在枯水季节的卫星云图上，可分明看出赣江主河道就在四望山的西南面，水流浑黄而浩大，与周边的湖水迥然有异。宋元时期，鄱阳湖南部水域已经形成，但大部分还属于浅水区，故四望山西面的赣江河道仍然是主要的航道。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二记载，建炎四年（1130）九月一日，“李成寇江州，（吕）颐浩乃驻军于饶州四望山。”南宋诗人杨万里有诗《明发四望山，过都昌县，入彭蠡湖》。《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四十三：“四望山寨，在都昌县东南六十里鄱阳湖中，宋元时置巡寨于此，又县西矶山下旧有大矶山寨，俱久废。”这些记载俱反映四望山西南面是赣江主河道，宋元时期仍为水上必经之路，时常驻军于此。后来鄱阳湖南部湖水持续上涨，人们可以抄近路航行，从四望山附近绕弯就没有必要了。隋唐之际，林士宏起兵反叛朝廷，规模甚大，占据了豫章郡，直至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才被彻底歼灭。林士宏占据的豫章郡城，可能是故城而不是新城。唐高宗时鄱阳人王德琏作《鄱阳记》，说鄡阳城东西南三面接连“平林城”，此“平林城”可能就是平定林士宏叛乱之后，唐朝人对豫章故城的一个别称。

据前述分析，汉代豫章郡以古鄡阳平原及赣江—古彭蠡泽水道为中心，柴桑、彭泽、历陵、海昏、鄱阳五个县密集分布在这一中心区域，豫章郡治又居于数县之中。而鄡阳县城遗址所在的四望山居于古鄡阳平原的正中心位置，在地形上成为平原的制高点，并且控制了进入古彭蠡泽的最后一段赣江主河道，与汉代豫章郡治的地理位置颇为吻合，也与秦汉以来发生在豫章郡治附近的战事和文化吻合。从这些情况来看，古鄡阳城遗址很有可能也是汉代豫章郡治的所在地。

《汉书·地理志》记载，王莽时将鄡阳县改名豫章县，或者暗示鄡阳县乃是豫章郡治所在的“首县”。汉晋之时，在豫章郡治发生的大事很多，常与鄡阳平原及周边的鄱阳、彭泽、海昏、历陵等县有关，而位于鄡阳平原中心的鄡阳县，却很少见到记载，这应当是豫章郡治“遮蔽”了鄡阳县的结果，或可表明鄡阳县与豫章郡治设立在同一个地方。

豫章郡设立于西汉初期，延续到东汉。东汉末年，豫章郡为孙策、孙权所占据。三国两晋时期，从豫章郡陆续分出了鄱阳郡、临川郡、庐陵郡、安成郡、南康郡等，豫章郡的地位急剧下降，城池的建设也应当戛然终止。泗山村古城遗址的文物堆积层，基本上集中在两汉时期，或应当与这一点有关。

作者：吴国富

来源：《地方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杜佳玲

校对：宋宇航

审订：贺雨婷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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