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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茅盾文学奖之前,《平凡的世界》本来已经被编辑和作家们判了死缓。第一部,收获和当代就是不收的。走下坡路的花城收了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说什么也不肯收了。

这时候路遥来北京参加研讨会,精神上受到的折磨是空前的。已经见过世面的北京,对那种面朝黄土的现实主义丧失了兴趣。路遥在故事情节中大段插入自己独断性评论的方式,也没有被识别为一种哲学的语言,而是路遥在刻意弥补自己文笔的不足。

北京本来是路遥的福地,他之前两次来北京,一次是参加串联,在广场上远远望见了伟人。回去他就成了威震陕北的“红四野”总指挥,然后按照“三结合”原则被任命为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当时他只有18岁。

第二次是到当代杂志编辑部修改《惊心动魄的一幕》。秦兆阳点名,他在朝内大街166号好生住下。稿子发出来了,路遥的文学之路也走通了,后面一帆风顺,直到他要动手写长篇。

北京当然是一个让人站在风口浪尖的地方。但是如果它只有这样一个能耐,那就不是北京了。上海、广州、深圳,甚至于杭州,哪个城市不能让年轻人爆得大名呢?但是只有北京,能让一个曾经登上过云端的人,变得一无所有。

在站台上仓皇离去的,有史铁生,有张贤亮,有路遥。还有各式各样的他们的同龄人。

更要命的是,路遥还在王府井的天桥上看到了抛弃自己的初恋情人林虹。没有人知道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样子的。也没有人知道这是不是路遥自己的幻觉。总之他发疯了,在商场里询问每一种商品的价格,让销售员从柜子上把货物拿下来。然后扬长而去,到下个柜台上继续发疯。

除了北京没有都灵街头的那匹马,这一刻的路遥就是尼采。

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奖,但是是在一片文学的废墟里获奖的,陕西是兴奋的,北京仍然是冷淡的。缺乏主题的文坛从来就是吃吃喝喝。5000块钱路费花完了,路遥回去了。这件事对北京来说,就到此为止了。

这时候,《我与地坛》出现了。

史铁生最初投稿的时候,拒绝把《我与地坛》归类为小说。可能大多数中国作家写小说的态度,或明或暗的功利主义,让他有了这样的抗拒心理,宁可不发表也不能是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