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周谷城与毛泽东是湖南老乡、两人1921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就相识，当时毛泽东在学校里教国语，周谷城教英文。在毛泽东的影响与帮助下，周谷城在1926年参加了湖南省农民协会的工作，1927年在武汉从事全国农民协会的宣传工作。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9月1日，毛泽东参加由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副会长邵力子举办的盛大鸡尾酒会。周谷城在会场外见到了毛泽东、迎上前去握了他的手，因激动而一言未发。
毛泽东问道：“您是周谷城先生吗？”周谷城答道：“是的。”毛泽东随即以手作势说：“一十八年了！”两人从1927年至1945年未曾见过面。周谷城问毛泽东：“您从前胃出血的毛病好了没有？”毛泽东说：“我这个人，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上山当‘土匪’。病就好了。”
以下为如去注。
中学时，周谷城就读于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国文老师是袁吉六。袁吉六是前清进士出身，当时除了在第一中学教国文，还是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而毛先生那时正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除了袁吉六，周谷城和毛先生还有两个共同的老师，分别是杨昌济（杨开慧之父）和符定一。
袁吉六后来曾经说过：“我在第一师范教书时，古文最好的学生是毛泽东；在省立一中教书时，古文最好的是周谷城。”据周谷城的儿子周骏羽在《三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以下简称“三文”）介绍，绰号为“袁大胡子”的袁吉六老师为人严谨刻板，学问高、要求严，由他批阅的作文得到过及格以上分数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周谷城、得60分，另一个就是毛先生、得了满分。袁吉六曾特地把毛先生的作文拿给杨昌济先生（杨开慧之父）去看，杨先生看过之后、连称：“此天下奇才也。”
在“三文”中，周谷城曾经说起毛先生青年时期对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非常痛恨，专门写过一本战争策略的小册子，论述如何建立和保卫一个新湖南。毛先生拿着小册子到湘江边宣扬他的主张。袁吉六知道后，对毛先生说：“你要救湖南，必先要救中国。”
毛先生在学生时代就已立志要拯救中国，把全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解救出来。这种胸怀和气魄，使得毛先生领导的人民武装从一开始就完全区别于那个时代的军阀割据势力，得到了人民大众的广泛拥戴。
“三文”还说，周谷城从那时起就受到毛先生的关心和感召，开始追随他、投身于革命活动。周谷城后来曾对家人讲起，毛主席的领袖魅力是天生的，他听主席早年的同学说过一件事：班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推选魄力最大的人，全班31人都是投票人也是候选人，结果毛先生得17票、远高于其他人。
1921年，周谷城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到故乡，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其时，毛先生正在一师附小担任主事，并积极开办工人夜校，传播革命思想，两个人那时起开始交往。
几十年后，周谷城依旧清楚地记得初识毛先生的一幕：那一次，他信步走过一师大礼堂，看到了这里向工人、农民作报告的毛先生，在夏曦的陪同下在讲台上演讲；当时的毛先生穿着草鞋，裤脚卷到膝盖周围，一副农民样子，却豪放自如地站在讲台上挥动手臂，用生动地比喻，向台下的听众宣讲着阶级斗争的道理。
毛先生的豪放自信，给周谷城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两人开始交往。当时，周谷城的案头放着英文版和德文版的《资本论》，毛先生看到后对周谷城刮目相看，不时拿出一些共产主义的小册子给周谷城看，两人遂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1921年8月，毛先生和何叔衡等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周谷城应邀做过自修大学的教师。1924年的秋天，周谷城与老同学徐鸣鸿到广州，参观访问正处于革命高潮中的广东。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先生很是高兴，两次到酒店去看望、并邀请周谷城到他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当时的周谷城因故犹豫了，谢绝了邀请。
1924年年底，毛先生回长沙养病，同时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在他的影响下，周谷城担任了省农民协会的顾问，发起组织了省教育工作者协会；1927年春天，周谷城离开长沙、来到武汉，在邓演达领导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做整理农民运动材料的工作。之后，他接受了毛先生的邀请，到全国农民协会工作。
正是在那一年，国民党背叛了革命，毛先生回到湖南，准备发动秋收起义。那时，运用《资本论》理论写了一些文章的周谷城，也遭到迫害，被迫到上海以翻译写作和教书为生，并从事历史和哲学的研究工作。
从1927年到1945年的十八年间，周谷城和毛先生虽然没见过面，但在1936年、周谷城在上海曾收到毛先生的一封寄自延安的长信。在信中，毛先生告诉他中国工农红军已长征到了陕北，革命没有消失、而且正在新生。
毛先生在信中还说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并希望国民党的中枢人物和社会名流在寇深祸急之时，临民族危亡之险，作狂澜逆挽之谋，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这封长长的信件，仿佛是一道在黑暗中骤然出现的光明，让周谷城长期苦闷的心情在瞬间感到了舒畅，更是寻找到了前行的方向。对于信中毛先生的主张，周谷城坚决赞成，此后、更是积极投身于抗日宣传之中。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周谷城因积极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遭逮捕，直到上海解放才获自由。
如去注毕。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的周谷城向毛泽东写了一一封信。毛泽东于6月28日给周谷城写了回信：“谷城先生：得书甚慰，如见敌人。革命高涨，大家都是高兴的。前途尚多困难，惟有团结最大多教民众，方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反抗。相期共同努力！”
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周谷城从1956年2月至1959年7月连续在《新建设》等杂志上发表了二十篇专门探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关系的文章。
针对一些人照搬苏联教科书，不独立思考，硬要把“形式逻辑辩证法化，搞得形式逻辑不像形式逻辑，辩证法不像辩证法”的倾向，他提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在认识上属于两个范畴，形式逻辑只问推理过程是否真实，不问结论是否正确。形式逻辑讲的是思维过程，而辩证法是宇宙观，是讲客观存在、发展变化的法则，两者是两门独立的学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学术大讨论。
1956年，周谷城曾应邀来到中南海露天游泳池。“你能游泳吗？”主席问。“少年时在小河或池塘里，可以游几十码，不知现在还浮得起来否。”“试试看。”主席说。于是二人换上泳装，主席从深水区下去，畅游起来；周谷城从浅水区下去，却始终不敢往深水区游。主席朝他招手：“来呀！”周谷城幽默地回答：“我既不能深入浅出，也不能由浅入深。”如去注。
毛泽东对周谷城的探索精神和见解十分欣赏，在不少场合支持周谷城参与论战。1957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周谷城，鼓励他继续撰写有关逻辑向题的文章，并说：“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
周谷城说：“不得了，火炮似的批评冲起来，我受不了。”毛泽东说：“有什么受不了，辩论就是嘛！”周谷城说：“我的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毛泽东说：“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周谷城说：“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好。”
毛泽东说：“人民大学的刊物《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和你的观点相同。”周谷城说：“我没看见。”毛泽东说：“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叫人给周谷城寄去几本有关刊物，有关地方还折角作出记号。
4月11日，毛泽东邀请周谷城到中南海颐年堂，并根据周谷城的建议，把在京的贺麟、郑昕、冯友兰、金岳霖、王方名、胡绳等哲学界人士接到中南海一起探讨学术问题。
毛泽东首先发言谈自己的革命实践，然后概括地说：“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
<全文共两部分、这是第一部分。未完待续>
文后说明：
文中相关史实来自于《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 尚同编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谢。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