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9日,“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2024”城市健康专题论坛暨《清华城市健康指数2024》发布会在清华大学隆重举办。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院长彭凯平,在论坛上以视频形式发表主旨演讲《城市健康核心要素——心理健康》。本文为演讲整理稿。
01
心理健康成为健康城市建设的重要要素
大家好,非常抱歉因为教学课程的安排,今天我不能亲自来论坛现场和大家分享交流,因此我想通过视频形式给大家聊一聊,心理健康在健康城市建设中的价值、意义、作用,以及如何去建设心理健康的指标体系。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心理健康已经成为我们健康城市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我们的社会环境、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已经产生重大的变化,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心理健康危机。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抑郁症患者为5400多万,占全国人口4.2%,发病率与全球平均水平相近,为4.4%。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最新数据,我国抑郁症患者已经高达9500万。
与此同时,中国的焦虑和压力感受人群偏多,特别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问题。联合国《2024世界幸福报告》显示,中国整体幸福感排名第60位,但30岁以下人群幸福感排名第79位。
疫情期间,我们清华大学心理康复团队在全国范围内追踪调查了42万中小学生,结果发现有16.4%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其中4.7%青少年属于重度抑郁风险群体。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结果,和我们的调研数据也比较接近,显示青少年抑郁风险检出率约为14.8%。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中小学生“四无”现象普遍,学习无动力,要老师催着、家长赶着;对真实世界无兴趣,大量时间用于上网和游戏;社交无能力,没有和人交往的兴趣;生命无价值感,不明白活着的意义。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新科技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社会行为。新科技时代工具的特点已经变成了社会心理特征,包括同步性、传染性、匿名性、排他性和人际关系的廉价性。
02
社会心理服务是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党和国家一直非常关注和重视国民心理健康。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此后从2018年开始,社会心理服务已经成为基本国策,心理健康也被纳入相关城市评估工作中。
2018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了《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二级指标中的第12项为“健康细胞工程”,第13项为“精神卫生管理”。2018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政法委、中宣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提出“到2021年底,试点地区逐步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将心理健康服务融入社会治理体系、精神文明建设,融入平安中国、健康中国建设”,强调“将心理健康服务纳入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作为健康细胞工程(健康社区、健康学校、健康企业、健康家庭)和基层平安建设的重要内容”。具体工作指标包括:
1、依托村(社区)综治中心等场所,普遍设立心理咨询室或社会工作室,为村(社区)群众提供心理健康服务。以村(社区)为单位,心理咨询室或社会工作室建成率达80%以上。
2、高等院校普遍设立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室),健全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中小学设立心理辅导室,并配备专职或兼职教师,有条件的学校创建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
3、各党政机关和厂矿、企事业单位、新经济组织等通过设立心理健康辅导室或购买服务等形式,为员工提供方便、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
4、100%精神专科医院设立心理门诊,40%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开设心理门诊。培育发展一批社会心理服务专业机构,为大众提供专业化、规范化的心理健康服务。利用各种资源,建立24小时公益心理援助平台,组建心理危机干预队伍。
之后的三年疫情或多或少耽误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工作,但也凸显了心理健康在抗疫和社会治理中间不可替代的作用。2023年3月,中央社会工作部正式组建,下设志愿服务与社会工作局,统管社会服务工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国各个省、市、地区也开始建设心理健康的指标体系。例如2024年3月山东省滨州市发布的《“心安城市”建设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包括“安身”“安心”“安康”“安业”“安居”5个维度,其中“安心”指标主要包括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社会心理服务内容、社会心理服务人才建设等三个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包括:心理咨询室建成率,专职心理健康教师覆盖率,心理门诊的精神专科覆盖率,精神科医师每十万人口占比,心理服务人员年培训次数,心理服务志愿人员占比等。本质上讲,这三个指标只能体现心理健康服务的可获得性,反映了城市居民获得心理健康服务的便捷性,即专业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和危机干预服务的可及性。
03
如何建立科学的城市心理健康指标体系?
在我看来,一套科学的城市心理健康指标体系,除了排在第一位的社会心理服务指标,还有其他的重要指标需要考虑。
第二个应纳入的指标是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率。这两个疾病是当前全球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城市环境中的快节奏、高压力生活又加剧了这些症状的出现,不仅会降低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长期未干预、未治疗的严重抑郁甚至可能造成生命危险。
因此了解它们的发病率,能够帮助城市决策者更好规划公共心理健康服务。怎么去进行测量呢?一是利用城市医院和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病例数据,统计它们的发病率;二是开展全市范围的心理健康筛查,利用自评量表(如贝克抑郁量表、焦虑自评量表等)对人群进行初步筛选。
第三个指标是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度。因为工作压力过度往往是引发各种心理问题的重要的原因,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竞争加剧,一些行业和企业“996”工作制成为常态,对员工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这个指标的测量方式同样有2种,一是调查城市居民的工作时间、休息时间、通勤时间,了解工作和生活的实际平衡状况;二是同时评估雇主是否为员工提供心理健康支持和弹性工作制度。
第四个指标是城市居住环境的舒适度。因为恶劣的生活环境(包括噪音、污染、过度拥挤等)会增加居民的心理压力,而良好的居住环境,如较大的绿地比例、良好的空气质量、安静的生活空间等,能显著改善居民的情绪状态,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测量方法包括通过数据监测空气质量、绿化覆盖率、噪音水平等环境指标,以及调查居民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包括房屋空间、社区设施、公共卫生等。
第五个指标是社会支持网络的强度。包括家庭、朋友、社区等在心理健康中的重要角色作用。社会孤立与心理问题密切相关,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有助于缓解压力和情感孤独感。研究显示,孤立无援的人更容易出现抑郁和焦虑,而大城市人口老龄化快速提升和年轻人快节奏生活都在导致社会支持系统的弱化。
这个指标的测量方式包括两种,一是通过居民调查评估其社交网络的广度和深度,包括家人、朋友、社区支持等;二是分析社区内志愿者组织、互助活动、邻里关系的活跃度,以评估社会支持的整体水平。
第六个指标是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度。这有助于居民及时识别和应对心理问题,避免延误治疗。心理健康问题在我国往往被忽视或存在污名化,导致很多患有心理疾病的人群不敢或不愿意就医,同时也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寻求帮助。所以提高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度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测量方式包括统计学校、社区、工作场所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次数,和评估公共媒体对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频率,以及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知程度。
第七个指标是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目前城市政府和居民在看待心理健康时,还是采取的“精神疾病模式”,关注的是精神疾病、愤怒、焦虑、抑郁、变态心理等人的弱点,从而强调要克服不足、避免疼痛、逃避不愉快。但是我们现在提倡“积极心理模式”,也就是要去关注人的优势,即满足、愉悦、兴奋等正向情感,接受自我、寻求快乐、追求幸福。
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这样定义积极心理学:“用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使心理科学和实践重新关注人类的积极心理力量,以提升人类的普遍幸福感。”
所以我认为城市心理健康指标体系一定要有居民主观幸福感,了解他们对生活状况的整体满意度,包括他的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个人成就感等方面。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不仅有助于心理健康,还能提高城市的整体社会和经济活力。测量方式包括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包含生活质量、收入满意度、社会关系、个人目标实现等问题,以及使用国际上通用的幸福感指数
(如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中的指标),并结合当地特点进行调整。
总而言之,我认为包括这样七个方面的城市心理健康指标体系和测量方法相较完整,既能使我们对健康中国战略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也能为健康中国建设指出新的努力方向。这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建议,仅供参考,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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