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日方自称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这场战争就是指衡阳保卫战，当时担任功防任务的是国民党陆军上将方先觉率领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0军，他们以孤立无援的病惫之师抗击近6倍于己的日军，血战了整整47天，这一仗直接促使东条英机内阁为之下台。该战是中国抗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中国军队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
方先觉（1903年－1983年），安徽萧县人，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抗日爱国将领，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战场上多次负伤，以作战英猛著称，为全国陆军各师之佼佼者。他领导的第10军是以德式训练教育方式做为军校教导师的典型，使之成为抗日战争国内中国军战斗力最强悍的部队。值得一提的是，在同队同学中方先觉最早晋阶为军长，其余官至将军的还有陈希平、孙启人、夏季屏等人。
1941年5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在湖南地区发起了长衡会战。方先觉在长沙战役中先是作为九战区的前锋，抵抗日军精锐屡次三番的猛烈进攻，仍奉命坚守长沙不退，在阵地白刃拉锯战上，最激烈时，双方都各自组织大量的敢死队伍，也是第一次日本敢死队对中国的敢死队决战。用大捆炸药，直接相互拼命，看谁拼得人多，最后日军不敌第10师的勇猛厉害，最终支持不住，败下阵来，促成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战后，蒋介石嘉奖防守长沙有功的将领和部队，授予方先觉等三位师长四等宝鼎勋章，上校师长的方先觉，被提拔为第10军少将军长。
日军从此看见方先觉的第10军就很是头痛，其实，这点头痛不算什么，更为头疼的事情还在后面……
到了1944年5月，日军非常需要有一场象样的胜利来鼓励士气，于是，吸取前面三次长沙战役的失败教训，撤换指挥官，孤注一掷，再次向长沙国军全面发起进攻。
由于此次日军吸取以往多次战败的经验教训，深刻检讨，战术上对中国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在中国军方面，由于一连串的胜利，产生轻敌思想，指挥失当，加上中国军的第九战区的主力调去印度缅甸作战，第四次长沙战役失败，长沙失守。
日军攻占长沙后，旋又夺取醴陵、攸县等地，箭锋直指有“小上海”之称的衡阳市。方先觉受蒋介石之命率第10军担负起了保卫衡阳的重任。蒋对他说：“我信任你，你只要坚守衡阳两周，就算完成了任务”。
方在受领坚守衡阳的任务之后，即对所属四个师做出了部署，固守衡阳，发扬第10军的优良传统，坚决抗击日军。
6月28日战斗打响后，日军飞机、大炮轮番轰击，危在旦夕，方先觉毫不畏惧，指挥若定。他向全军将士发布“三不打”指示：“看不见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准不打，每一颗子弹都要日本鬼子的命！”一次，一颗炸弹落在指挥所门前方先觉的身边，所幸没有爆炸。军参谋长建议：太危险了！前敌指挥所应后撤。方先觉把手一挥，大声说：“不撤！我与阵地共存亡！”(听后泪奔)
这次进攻的是日本关东军精锐部队，凶悍无比。因久攻不下，兵力由数万人增至11多万人，相当于守军兵力的6倍，动用一切重武器，搞地毯式轰炸，乃至施放催泪毒气弹、糜烂毒气弹，衡阳城却在方先觉部队的拼死抵抗下岿然不动。最初扬言“三天攻下衡阳”， 结果40多天过去了，日军死伤上万人，原先国民党军委会估计方先觉部队守城至多7天，而现在已守了40多天。
1944年8月2日，日军发起了最后一次总攻，这时方先觉指挥的第十军战斗兵员仅1200多人，守衡阳的部队外无援军，内无粮草，弹尽粮绝。在衡阳保卫战最惨烈之时，有人建议：“军长，突围吧，现在还来得及。”方先觉严肃地说：“不能突围！如果我们走了，伤兵怎么办？老百姓怎么办？日本鬼子不遵守国际公约，他们会屠城的！”(听后泪奔)
坚持防守47日，绝境之下，方先觉在日军答应不伤及第10军剩余官兵的条件后协议停战，方说：“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听后泪奔) 。
8月8日，方先觉等高级将领被日军拘押于城外天主教堂内，被囚禁达三个月之久的方先觉等终于在他人帮助下逃出了日军的势力范围，并顺利抵达了重庆。
方先觉抵达重庆后，被任命为第36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并受到了重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各大报纸亦争先报道方氏脱险经过。方先觉的第10军虽然最终在衡阳战败，但其坚决抵抗日军达47天之久的英雄气概得到了全国军民的钦佩。军事委为了嘉奖方先觉的贡献，授予其青天白日勋章，第十军所属各师师长均获颁中华民国青天白日勋章，使得第十军成为中华民国建军至今唯一一个师长以上将官共获得四座中华民国青天白日勋章的部队。
衡阳保卫战虽败犹荣，以死伤1.6万人的代价令日军死伤1.9万人，这个数字超过了衡阳守军的全部人数。尽管是这样，多年后方还保受争义。抗战八年，战死疆场的英雄烈士，至少数十万人；而保卫国土，至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数；而其对国家贡献最大，于全局胜败有决定作用者，当推衡阳之守。方军长因弹尽援绝，防无可防，始被敌人俘虏。抗战时期，投降日军的人是会享受到相关待遇的。然而，衡阳战役后，方先觉被关押在天主教堂，方先觉发高烧，拒不接受日本医生救治，日军要将他用飞机运往汉口，他也拒绝。三个月后，戴笠派人将他从窗口救走，一米八的大汉，体重不足一百斤，如此铮铮硬汉，何来投降。
1949年10月方先觉随部撤台。在台期间曾受到衡阳事件的抨击，以致影响仕途，始终无缘晋升司令官，就此被打入冷宫。由于他的一位旧日同僚借用退休金投资失败而无力偿还，以致方先觉的晚年生活较为清贫，他的居所因年久失修几近于危房。
1983年3月，因心脏病突发在台北家中去世，葬于台北县汐止市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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