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诸多文人之中，陶渊明绝对是个性最鲜明的一个。

所有诗人作诗或写文章，常常会写道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而在陶渊明看来，是工作耽搁了他“躺平”的日子。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陶渊明在最后一次出仕“彭泽县令”80天后，正式辞职，并留下了一封后世传为经典的辞职信《归去来兮辞》。

在归去来兮辞，陶渊明开篇就写道：

意思是说，快回来吧！你难道看不见田园里的草都长满了吗？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既然你的内心不喜欢做官，那就放弃吧，何故要被身体锁在工作岗位上呢。况且还总是失意和惆怅，一个人悄悄的独自悲伤，不能和家人团聚，这工作不干也罢。

此刻辞了职，是否才发现以前做官的想法、做法都是错误的。幸亏醒悟的早，这时候还不晚，赶紧享受未来的美好“躺平”生活吧。

义熙元年，陶渊明辞职时正好40岁。至元嘉四年，公元427年陶渊明去世，他一直没有离开过田园归隐生活。

期间，虽然有不少官员劝其出仕，也有人闻其名想请他做幕僚，都被陶渊明拒绝了。可以说，放眼3000年历史，归隐之心能达到陶渊明境界的，几乎没有。

回到家后，陶渊明正式融入到农村生活，时常背着锄头，带着种子，躬耕于田亩之间。

也正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让陶渊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关于田园家庭生活，陶渊明也留有诸多诗作。

其中一首《责子》最是有趣：

一天，陶渊明看着院子里玩闹的孩子们，他一半担忧，一半欣慰。

担忧的是，自己已经年迈，孩子们还是一事无成；欣慰的是，孩子们自娱自乐，远离世俗，其实也是幸福。

看着儿子承欢膝下，陶渊明一时兴起，提笔戏谑的写道：“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年过四十，我两鬓已有白发滋生，肌肉也没有以前壮实了。可5个儿子，没有一个喜欢读书、习字的。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大儿子阿舒已经16岁了，却好吃懒做，天下无敌，没人比得过他；二儿子阿宣，快15岁了，却不学无术，不爱读书写文章。

老三雍，和老四端，这两个孩子也13岁了，却连六和七都数不过来。

小儿子老五，也快9岁了，每天还只知道贪吃，不是在找梨，就是在觅栗子。

“但觅梨与栗”这里引用了“孔融让梨”的典故。借用孔融的聪明伶俐，反衬小儿子的愚笨。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要是天命真是这样，那我也就认命了。不想那些烦心事了，还是喝一杯再说。

这首《责子》表面看，是陶渊明恨铁不成钢地骂儿子，实际上是一种戏谑的写法。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这从他风趣幽默的字里行间便可读的出来。

其实陶渊明早已看透了当时的乱世，也对当下田园生活、儿子承欢膝下很满足。他略带戏谑的批评，实际上更表达了他慈祥的爱怜之意。

关于陶渊明《责子》诗的用意，后世两大诗人杜甫和黄庭坚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在杜甫看来，《责子》诗是陶渊明在批评儿子不求上进。

而黄庭坚看法完全不同，他在《书陶渊明责子诗后》中写道：

以文史君之见，还是黄庭坚懂陶渊明。只有俗人才会以为陶渊明在说诸子不肖，其实那正是陶渊明在看透了社会现实后的反话，没有人比他更明白了。

其实，关于“责备孩子”诗的题材，在唐诗宋词并不少见，宋朝词人辛弃疾就在骂儿子的词《最高楼》的词序中写道：

意思是说，我想向朝廷写请求罢仕归隐，不肖的孩子竟然说我还没有置好田产，不让我辞职。我很生气，于是写这篇文章来骂他。

从辛弃疾的话语中亦可得见，所谓的“骂”，也是戏谑的成分较多。

其实这也很符合人之常情，或者文人的情趣，要是真的责骂，都是直接动口的，谁还有心思提笔写诗。

只要提笔写诗，几乎都是为了记录生活中的趣事。由此，黄庭坚的观点更符合陶渊明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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