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杜聿明二度游韶山，宋希濂提尴尬问题：这间屋子我们不进吧|宋希濂|杜聿明|胡宗南|韶山

1973年5月8日，湖南韶山毛主席故居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过去都曾身居高位，统帅千军万马，跟毛主席打过多年交道，名字经常出现在毛主席的文章或电报中，却可能有些还未有过照面。此时，他们看上去与一般老头无异，面带虔诚来参观毛主席故居。

他们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获特赦战犯。他们是杜聿明、宋希濂和其他一些人。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馆长吴大为亲自参与接待和讲解。在陈列馆抗日战争图片前，这班黄埔军校的高才，一个个精神百倍，口若悬河，仿佛回味着当年沙场杀敌的快感。可刚到解放战争图片室门口，宋希濂胖乎乎的肉手，就拉了下杜聿明的左袖，“我们不进去了吧。”

平素说话就喜欢直来直去的杜聿明愣了一下，直问“为什么？”宋希濂压低声音，说了句“败军之将，看只有尴尬和难堪。”场面的确有些尴尬。

杜聿明笑了起来，作为被俘的黄埔军官中军阶最高的人，同时也是唯一被俘的“头等战犯”，他爽快地对宋希濂等人说出了自己的理由。他引用了两个分别来自共产党和国民党高层说过的话。

第一，陈毅曾经在座谈会上说，山东先头一仗，自己还被他们打败了。共产党的元帅今天都不避讳什么胜败之事了，他们这些人又还有什么好避讳的呢？

1960年，英国前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获特赦不久的杜聿明受邀到人民大会堂陪同。在宴会上，蒙哥马利非常尖锐地问：“杜将军的百万大军去哪了？”杜聿明当时笑了笑，指了指旁边的陈毅，诚恳地说道：“都送给陈毅将军了，被他吃掉啦！”那时候的杜聿明，就已经不避讳胜败之事了。

第二，傅先生（傅作义）说，他们打败仗有功！假如他们打了胜仗，或者把部队拖到台湾，那就会推迟解放战争的进程。他们在战场上很快把国民党军队输光了，这是对人民有利的嘛！

对于这一点，宋希濂应该更有感触。当蒋家王朝行将崩塌时，最后盘踞在西南的蒋军嫡系除了胡宗南就是宋希濂的部队，为了将这些部队消灭在境内，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想了大量的办法，最后成功完成了大包抄。在此之前，宋希濂已经准备跟胡宗南一起率大部队逃到中缅边境了。那样会出现的后果，宋希濂当然清楚。

杜聿明讲完后大喊一声，“走，我们进去看。”杜聿明这么一说，这些昔日的将军们怀着别样的心情踏进了展室。他们整整一个小时才怀着激动的心情走了出来，不约而同地想表达一句话：“毛主席是战神。”杜聿明觉得这句话用新观念看有点迷信，可又觉得很准确，就笑着对韶山的接待同志说，请记得把这句话提供给以后研究军事史的人。

一个曾在国民党阵营中统率百万大军，淮海战役中实际的国民党军队前线指挥官，被新华社点名列入“头等战犯”名单中的人，在被关押改造了10年后，是真的发自内心对共产党，对毛主席心服口服吗？

杜聿明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迂腐的。他出生在大地主家庭，封建思想浓厚，刚刚考进黄埔军校时，杜聿明同时接到两份登记表。给他送来共产党员登记表的同学，还同时送给他一本《马克思资本论浅说》，杜聿明草草过目，既看不懂，又无兴趣。他的封建地主出身，让他从心底里就厌恶“共产”二字，感到接受三民主义较之接受共产主义要自然得多，亲切得多。因此，他最终接受国民党党员登记表，逐项填写并签了名，成为正式的国民党党员。

自那之后，他就成为了忠实的国民党员，直至忠心于蒋介石一人，名副其实的“忠君”思想作祟。即便曾指导他读书的表哥李鼎彝、堂哥杜斌丞都是共产党的好朋友，亲弟弟杜聿德是坚定的共产党战士并为之牺牲了生命，甚至妻子曹秀清也曾经加入过共产党，这些都无法改变杜聿明的思想。

即便杜聿明清楚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明白蒋介石军事水平不行又酷爱瞎指挥，但他还是对蒋介石忠贞不二。1946年在东北战场上疲劳过度，蒋介石一声令下，他就放弃了出国治病的念头，在国内直接切除了一个被肾结核折磨的腰子。1947年，杜聿明的肺结核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原本已经征得蒋介石同意去美国看病。然而刚到上海，因为发表了让蒋介石不满的言论，杜聿明被召回南京，以“国难当头，需用大梁”的理由被留了下来。

即便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杜聿明仍记着蒋介石“杀身成仁”的“教诲”，几次三番试图自杀。为此，解放军将他从山东押到北京功德林关押时，不得不钉上沉重的脚链手铐。功德林战犯大集中后的第三天，杜聿明对他的前参谋长文强说：“我现在是活一天算一天，所想到的是一个死字，只有一死才能报答校长培植的大恩。我被俘后抱大石猛击头颅不死，吃安眠药不死，肾脏炎、脊髓炎重病当死不死，留此残生何益。”

杜聿明被俘时

到这时候为止的杜聿明，当然是不服气的，只是他没有像他黄埔学弟廖耀湘那样，扬言要摆开阵势再打一仗。这样一位思想腐朽、愚忠的人，究竟是怎样转过性的呢？其实说到底也就是两点。

其一，帮助他打破思想的禁锢，开阔其眼界。让他看清楚很多事情，并非他想象的那样，在他的那套思想体系之外，还有更值得思考的东西。

其二，感化。人心都是肉长的，日子久了，谁好谁坏自然就一目了然了。

在杜聿明跟文强说完“一心求死”那番话后相隔一天，他又跟老部下说了另外一番话，“我很奇怪，陈子良（明仁）这位铁牛一般的硬骨头汉子，早在1949年9月前后，我被押在济南时，他跟李明灏一起，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来见过我。一见面他仍然以部下对长官的陆军礼节对待我这个阶下囚。在见面谈话中，也不曾有劝降或大谈马列主义的一套论调……看来，他完全是以私情来探问。我之感到奇怪的地方，是深知他对校长之忠、反共之坚，在黄埔学生中是首屈一指的战将，为何会在长沙起义投降？难道他起义投降是假的吗？”

陈明仁将军在长沙起义后，到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时，毛主席托他去一趟济南，看一看杜聿明、王耀武等人，就是要让他们看到，并不是贪生怕死的人才会起义，起义将领并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正是这一趟，让杜聿明产生了思绪，有了探求自己思想盲区的想法。

文强告诉杜聿明，在长沙起义中，比陈明仁更值得奇怪的是程潜。这位国民党的元老，在临起义时还在说，“我的骨头烧成灰，始终都是不变的国民党员。生是国民党的人，死是国民党的鬼。”像这么顽石一般的元老都倡导和平起义，其中必有大道理值得深思。

杜聿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眼光只放在黄埔同学的小圈子上，没有看到全国大势所趋上。“子良的起义跟程颂公的起义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一点也不奇怪了。”

杜聿明等人在监狱劳动改造

就在这一点一滴的眼界拓展下，杜聿明的思想也发生着一点一滴的变化。后来，杜聿明都愿意去图书馆借《人民公敌蒋介石》来学习了。其实这样的变化又岂止是杜聿明？几乎所有国民党战犯被要求学这类书时，都抵触得厉害，康泽曾气得几天吃不下饭，黄维更是跟人打得头破血流。后来，康泽成了功德林的写材料大王，黄维虽不配合，但也只是转身研究永动机，再也不抵抗了。

感化的作用就更明显了。从红军时代开始，共产党的军队就有优待俘虏的传统，国民党这些被俘的高级将领中，就有黄埔一期的刘嘉树先后三次被俘。其他即便不清楚的，在被关押一段时间后，也都清楚解放军的战俘政策了。具体到杜聿明身上，更受收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待。

监狱体检时，医生发现了他的三种病，积极给他治疗。那时，治疗结核的链霉素、雷米封等特效药比较匮乏，监狱就通过香港、澳门等地进口。然而在医疗上和生活上的特殊照顾，似乎都没打动杜聿明。真正打动杜聿明的是监狱里为他“定制”的一副石膏模型。

查出杜聿明患有脊椎结核后，医院为防他的脊椎变形，就给他量身打造了一副石膏模型。搞这副石膏模型的制作方法并不复杂，关键是睡在上面后，能减轻病人的痛苦。原来那种彻夜难眠的病痛没了，杜聿明内心十分感激。

其实，杜聿明感激医院，不仅仅是因为这副石膏模型减轻了身上的痛苦，还因为在治疗方案上，这副“多余”的石膏模型更显得人性化。治疗脊椎结核有特效药物，但为了让杜聿明的脊椎结核尽快得到治疗，监狱里提出了采用辅助治疗的方案。就这样，在治疗杜聿明的脊椎结核时，就“多”出了这副石膏模型。

这样人性化的照顾，哪怕他当国民党高级将领时，也是享受不到的，他所效忠的校长只会不断榨取他的价值，一旦没有利用价值了，立马就弃之不顾了。当杜聿明被俘时，他的夫人曹秀清在上海，她对丈夫的生与死一无所知。她曾向国民党当局打听丈夫的下落，得到的回答是：“杜将军被共产党杀害了！”

在蒋家王朝土崩瓦解时，曹秀清带着五个儿女及年迈的婆婆，被裹挟到了台湾。一家七口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根本就不搭理他们了，国民党当局给他们发一点可怜的补助金，根本不够维持一家老小的开支。他们甚至没有房子，生活十分窘迫。曹秀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收发员的工作，所赚取的薪资也就能够混一点点饭吃。不久，其婆婆在贫困中病逝。为了兑现当年蒋介石手谕的许诺，曹秀清曾找过宋美龄、张群等人反映自己的处境，反映均无结果。

当时到美国读书的杜聿明的长子，由于学费没有来源，只好白天上学，晚上给人打工，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生活十分艰难。他给远在台北的母亲写信，希望得到帮助，可是曹秀清也是有心而无力。万般无奈，曹秀清只好斗胆呈书蒋介石，申请给以生活上的补助。看在杜聿明曾为国民党立过战功的份上，蒋介石特批了1000美元作为补贴，且还要分两年支付，而杜聿明的长子在美国一年的学费就需要3000美元。儿子得知了国民党当局这种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做法，加上生活的窘困，悲愤之下服用了大量安眠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这样的情况下，杜聿明特赦后，周总理又亲自过问，帮助曹秀清回到北京夫妻团聚。而他在1959年获得特赦后，很快便不仅获得了公民身份，还成为政协文史资料室的文史专员，待遇优厚。

1971年和1972年，杜聿明女婿杨振宁博士两次回国讲学。周恩来在百忙中，两次接见和设宴款待杨及其亲属。当周恩来听到杨振宁称曹秀清为妈妈，称杜聿明为“杜先生”时，立即纠正说：“应称岳父大人。”大家都哄堂大笑起来。这大笑背后，正是杜聿明的天伦之乐，而他本是战犯之身。

1973年这年的暑假，杨振宁和杜致礼还将第三次回国探亲讲学，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泽东对杨振宁说：“代问你岳父好！”

切身感受到这样的对比，杜聿明还能不能心服口服么？早在1964年，他就曾到访过韶山。那年，他的夫人曹秀清刚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同行的还有末代皇帝溥仪和新夫人。溥仪主动向杜聿明夫人介绍新夫人，令这位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曹秀清当时就惊呆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共产党居然能把一个处处养尊处优的皇帝，改造为一个没有任何架子能抢先跟人说话谈心的人。这里面有什么奥秘呢？曹秀清怀着激动和复杂的心情走回到杜聿明身边，讲到溥仪的变化，问：“宣统皇帝真的变了一个人？”

对毛主席心服口服的，又岂止是杜聿明、宋希濂们，就连宣统皇帝，不也“变了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