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夏郡与西陵县源流考|南郡|南阳|宜城|江夏郡|江陵|荆州|襄阳|西陵县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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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汉时期，武汉地区出现了江夏郡及其首县西陵县。此西陵县，旧注多以为即白起攻楚时之西陵。因与地理形势不符，童书业改订在邓县附近，但无法进一步确定具体位置。新近披露的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确认楚秦时期的西陵在邓县附近，距淯口十二秦里。西陵于汉初升级为县，但武帝初年南郡属县已不见西陵，武帝中期时设江夏郡，复立西陵县，西陵地名移至江夏。

关键词：西陵县；江夏郡；北大秦简

早在商代，商人在夏代经营的基础上，沿着夏人的足迹南下，由豫东越过桐柏山进入江汉交汇处，在今武汉地区建立了著名的盘龙城。商人以盘龙城为中心大力开发鄂东地区，沿涢水、澴水、滠水等重要河流建立据点，形成盘龙城商文化。商人还以盘龙城为基地，溯长江而上至荆沙地区的荆南寺遗址，并进一步向长江南岸的湘江、澧水下游以及赣江下游发展。中商晚期商文化突然衰落，盘龙城废弃，晚商时商文化退出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已基本为地方性考古学文化覆盖”。

自盘龙城废弃后，武汉地区一直没有出现中心城邑，西周时周人曾大力经营南方，势力一度抵达长江北岸，并在江汉交汇处的黄陂鲁台山建立据点，意图恢复商代在江汉交汇处建立据点控制长江中游广大地区的政治地理格局，但由于昭王南征失败，“丧六师于汉”，周人的这一意图成为泡影。昭王南征失败后，周势力退回随州一线，此后周人再未在南方发动大的行动，武汉地区终西周之世未出现中心城邑。进入东周，楚国兴起并一统江汉，但楚核心区在鄂西地区，鄂东地区并不是其重点。秦拔郢后，鄂西地区为秦所占，鄂东地区仍为楚所有，秦楚双方大体沿澴水或滠水东西对峙。入秦后至西汉早期，这一地理格局仍然延续，武汉地区在南郡与衡山郡交界。

直到汉武帝时，分衡山郡、南郡，置江夏郡。《汉书·地理志》谓：“江夏郡，高帝置。属荆州。”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沔水注》曰：“高帝六年置。”然王国维、周振鹤皆力驳之，谓高帝时不得有江夏郡，汉江夏郡当置于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时，衡山、淮南二国除为衡山郡、九江郡；次年，江都国除为广陵郡，武帝乘机对郡境作了大调整，割衡山郡西部和南郡东部置江夏郡，领十四县，辖区大致在今湖北东部以武汉为中心的地区。汉江夏郡首县即为西陵县，治今湖北武汉市新洲区西。按地理志体例，首县当即郡治所在，然《水经·江水注》云江夏郡“旧治安陆”，因此江夏郡治有安陆与西陵二说。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形下，仍当从《汉志》之例，以首县西陵为江夏郡治。汉江夏郡的设立，在以江汉之汇为中心的武汉地区出现了一个完整的郡级政区，其郡治亦在今武汉附近。秦汉时期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是首都郡县制城市，因此汉江夏郡及西陵县，可视为秦汉时期武汉城市发展的一重要阶段。

但西陵县的来历及其变迁，因文献记载有阙，学者往往将《汉志》所载江夏郡西陵县与白起攻楚时的楚西陵直接关联，由此引起一些混乱。近年来，由于简牍资料的大量出土，楚西陵邑与汉西陵县的关系、汉代江夏郡西陵县源流，渐次可以清理出来。

一楚西陵地望的早期探讨

楚西陵，屡见于先秦文献所记公元前279年至前278年的白起攻楚之役。《史记·楚世家》记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秦将白起拔我西陵”。次年，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史记·六国年表》楚顷襄王二十年则记曰：“秦拔鄢、西陵。”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击楚，拔郢，更东至竟陵，以为南郡。”《战国策·秦策四》：“顷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此事在《史记·秦本纪》中记为：“（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史记·白起列传》则记曰：“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

此次白起攻楚之役，《史记》记为秦昭襄王二十八年、二十九年，楚顷襄王二十年、二十一年，即公元前279、前278年。按《史记》所叙，此次战役发动于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二十八年、楚顷襄王二十年)。次年，即公元前278年(秦昭襄王二十九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白起拔郢。然云梦秦简《枼书》(旧题为《编年记》)所记则为：“二十七年，攻邓。二十八年，攻鄢。二十九年，攻安陆。”与《史记》略有异。按《史记》所记战国史事，因秦火之故，六国史籍多毁，以致讹误颇多。由《枼书》所记来看，此次攻楚之役，应是在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开始发动，较《史记》所载早一年，次年才攻下邓地，同年又攻鄢。故《史记》所记白起攻楚事，或系概略而言，以故皆系于秦昭襄王二十八年下。

西陵所在，旧注皆谓汉江夏郡之西陵县。南朝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属江夏。”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曰：“西陵故城在黄州黄山西二里。”除徐广、张守节外，郦道元亦谓此江夏郡西陵县即楚西陵。

然楚西陵在江夏之说，与白起攻楚的地理形势明显不合，白起攻楚，是先攻邓、克鄢，然后拔郢，邓在今襄阳北，鄢在今宜城附近，郢在今荆州纪南城遗址，是白起攻楚之役，基本上是由襄至荆，大致沿荆襄大道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最后拔郢，楚失郢都后，东北保于陈。因此白起攻楚，不得远至江夏。清程恩泽《国策地名考》卷六即云:“案《楚世家》：顷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徐广曰：属江夏。《汉志》：江夏郡有西陵县，在今黄州府黄冈县西二里。《水经注》以为即白起所拔之西陵。《正义》引《括地志》主之。非也。《策》云拔鄢、郢、东至竟陵，竟陵为今天门县。则当时秦兵所及亦仅至安陆而止，未尝越汉阳、武昌而至黄州也。”钱穆亦明确指出：“《六国表》明云‘鄢、西陵’，不得在江夏。”于是对白起攻楚时所经之楚西陵邑，不少学者便另作探求，提出湖北宜昌说，因今湖北宜昌亦有西陵之名，故清人王先谦、近人杨守敬、日人泷川资言均谓此宜昌之西陵为楚西陵。

然谓西陵即宜昌，在地理上亦难以解释。白起拔郢，基本上是沿荆襄大道展开，绕道至江陵以西的宜昌，亦难以想象。另据郭德维研究，白起攻楚，其进军路线是先攻邓，次克鄢，襄宜平原为秦所占，此时楚都在郢，在荆襄之间尚有一隘道，即荆门，于是楚集主力于宜城以南，依托宜城、荆门之间的山地防守，但白起并未直接南下硬攻，而是绕道汉东，从邓向东，沿随枣走廊东下攻随，由随南下至安陆（今云梦），再由安陆攻郢。这样秦军就避开了楚军在郢都以北依托荆门山区的重兵防线，批亢捣虚，一举攻下郢都。就此战地理形势和秦军的进军路线而论，秦军无论如何都到不了武汉以东，故汉江夏郡西陵县，不可能在秦军攻楚的路线上，而宜昌之西陵，亦与此战无关。

由于西陵在白起攻楚路线上，从文献记载来看，与鄢、邓两地有关，不得远在江夏，亦难以西偏至宜昌。于是童书业据白起攻楚之地理相关性提出：“‘西陵’似即邓。邓者，史记正义云:‘鄢、邓二城，并在襄州。’今襄阳东北二十里有邓城，即其地。‘西陵’盖以山名，其所包范围或甚广，今襄阳、宜城间一带山地皆谓之‘西陵’。”冯永轩谓此说合乎实际，吴郁芳亦谓楚西陵邑当在宜城西山中。蔡万进则认为是在黄河以南、淮河一线以北的河南境内。近期由于简牍材料的出土，一些学者又据以重新探讨西陵。赵志强据岳麓书院秦简中的“东故儌”在安陆、沙羨、州陵一线，以西属秦，以东属楚，而江夏在此线以东，战国时属楚，故认为西陵不当在江夏，而在鄢、邓附近。

二楚西陵与秦西陵

以上研究，虽对西陵地望有所推进，但无直接证据，仍以推测为主，难以确定其具体位置。2010年，北京大学入藏一批海外回归的秦简牍，其中有一篇《道里书》，记载江汉地区的水陆交通路线和里程，是目前关于战国末期至秦代江汉地区行政区划和交通状况最为详尽的记录，对于长江中游历史地理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批简牍虽未正式发表，但辛德勇先生已对之作了初步研究，并将其更名为《秦水陆里程简》，这让我们得以了解这批宝贵的简牍资料。这批材料提供了西陵的详细资料:

淯口至西陵十二里。【04－231】

宛宜民庾行淯水到西陵四百五十里，庄道三百六十里。【04－202】

宛梁门下行淯到邓西陵四百九十一里。【04－203】

武庾到邓西陵四百八十里二百步。【04－200】

上述材料中虽然是秦西陵，但此时去白起攻楚不远，故秦简所记西陵当为白起所攻之西陵，二者为一地，应无可疑。

“宛宜民庾行淯水到西陵”“宛梁门下行淯到邓西陵”，这两条材料表明可从宛经淯水到西陵。宛，即今河南南阳。淯水，即今白河，流经南阳，在今襄阳汇入汉水。宛宜民庾、宛梁门下，为南阳附近地名，均在淯水边。而简文中的“邓西陵”则明白无误地表明，西陵属邓县，为邓县下属之乡邑。而“淯口至西陵十二里”这一条材料更明确了楚、秦西陵的具体方位，淯口即淯水入汉之河口，今通称白河口，楚西陵则在距古淯水入汉水处约十二秦里之地，合公制约5公里。由此可以确知：楚西陵邑在楚汉时期的邓县附近。这与童书业先生的推断正相合，辛德勇据此指出：“邓县的治所，应该就在西陵附近，所以《史记》等文献中才会出现以‘西陵’和‘邓县’相互替代的情况，此亦足以证实童书业的见解确凿无误。”

周代邓国当在今襄阳市西北10余里的古邓城遗址。邓城遗址至少从西周中期开始就是邓国都城之所在。楚文王十二年（公元前678），楚灭邓，置邓县，秦汉因之。邓城虽未发掘，但文物考古部门在邓城城墙中发现较多的泥质灰陶盆、罐及筒瓦、板瓦残片，其作为汉代城址应无疑，在城址外围则有20余处周代至宋代的遗址、墓地，有的面积达100万平方米以上，迄今发掘遗址总面积近万平方米，墓葬3000余座，出土大量遗物，其中王坡、余岗、岭子、卞营、黄家村等均属大型秦汉墓地，为邓城遗址的性质确认提供了有力证据。

可见楚秦西陵在襄阳邓城附近，邓城与淯口之间，距淯口十二秦里处。古淯水即今之白河，在今襄阳市张湾镇入汉，但此处并非古淯水入汉处，而是清代白河改道的结果。清咸丰十一年（1861），白河改道，据同治《襄阳县志》：“龙坑，距城十五里，旧有深潭。唐白河向自新打洪入汉。坑与汉隔二里许，每小涨辄溢。咸丰十一年忽溃决成河，水径入汉，旧洪淤塞不可复开。”改道以前的白河口应即今之清河口。《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亦谓：“唐白河下游从前纳清河以后在现在的清河口流入汉江，后因改道淤塞，始改道南流至张家湾入汉江，清河则单独入江。”可知古淯口大致在今清河口附近。

而北大藏秦水陆里程简所记之邓西陵，其具体地点，当在今之清河口与邓城之间，临淯水，距淯口约5公里，故能从宛（南阳）沿淯水直达西陵。由于有这样的地理条件，西陵在战国时期商业大发展的情形下，成为重要的商业都市，甚至取代了当地原本的政治中心邓，并在汉代进一步发展成为西陵县。

三汉西陵县之变迁

西陵在楚、秦时期为邓县下属之乡邑，西汉初年，升级为县。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载有西陵县，见《秩律》456—457号简：“竟陵、安陆、州陵、沙羡、西陵、夷道、下隽。”《二年律令》中的二年为吕后二年（公元前186），表明西陵在汉初时成为县级政区。西陵在邓县附近，且位在汉江以北，而邓县在秦汉时代属南阳郡，秦汉时南郡与南阳郡一般认为是以汉水为界，但从《二年律令·秩律》来看，西陵列于南郡属县之间，因此学者一般认为西陵县属南郡。不过亦有学者因西陵与邓紧邻，且早年属于邓县，主张西陵县属南阳郡。西陵虽位在汉江以北，但与南郡辖区仅一江之隔，且从北大藏秦水陆里程简来看，江陵至淯口或西陵的水道是一条极重要的交通线，而西陵也处于南阳至江陵交通线的枢纽位置，因此西陵升级为县后隶属南郡并非不可想象。

但此西陵县存在的时间很短，年代为汉武帝初年的荆州松柏一号墓木牍，详记有汉武帝初年的南郡属县及境内侯国，但其中并未见有西陵县，此或表明西陵县仅存在于西汉初年，至武帝前期已不存。到西汉后期，《汉书·地理志》中出现了西陵县，一般认为《汉书·地理志》的断代为西汉末年汉成帝元延、绥和之际，但此西陵已非彼西陵，而是汉江夏郡之首县，位在今武汉附近。西陵作为楚秦至汉初的重要聚邑，见于多种史料，且一度升级为县，却如此迅速地消失，虽然后来西陵地名复活，但已非楚西陵旧地，而是移至武汉附近，其间当有因由。

由于资料缺乏，其间的具体原因不能确知，但不妨碍我们作一些推测。在荆州松柏木牍所记南郡属县中，虽未有西陵，却有显陵，显陵不见于《史记》《汉书》，亦未见于其他出土简牍文献，以致学者不明其地望所在，只能存疑。马孟龙从显陵人口偏少，仅1600人约400户等推测显陵是一个特殊的县级政区，其性质是陵园奉邑，此类陵园奉邑一般据乡聚改置，故显陵应为临江哀王刘阏的陵园奉邑，其地在江陵县附近，今湖北省荆州市北部地区。此论证颇有道理，但我们以为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刘瑞已指出松柏木牍中的县名排列是有规律的:“先从最西侧巫县开始，然后向东南至秭归，再为夷道、夷陵，次醴阳，之后到南郡南侧属县孱陵、州陵，然后转向东北沙羡，再向北为安陆，从安陆向西北到宜成，再向西为临沮，之后为显陵（地望不详），最后是位于南郡中心的郡治江陵。其排列顺序是先沿南郡外围边界一周，先由西向东（巫、秭归、夷道、夷陵、醴阳、孱陵、州陵），再由南向北（州陵、沙羡、安陆），之后再由东向西（安陆、宜成、临沮、显陵），最后以中心的江陵结尾。”并据此推断显陵在临沮以西或以南。但从松柏木牍的排列规律来看，明显是先外围后中心，是外围排列一圈，最后以中心的江陵结束，其由东向西的最后一组是安陆、宜成、临沮、显陵。以上各地点，秦安陆县位在今云梦县城附近，故址今称云梦楚王城；宜成，即今宜城；临沮，故址在今南漳县临沮岗村的临沮城遗址。其中安陆远在汉东地区，而宜成、临沮则位于襄阳以南的蛮河流域，大致与今宜城、南漳相当，在宜成、临沮以北则有襄平侯中庐、邔侯两侯国，大致在今襄阳、宜城之间，以南则有便侯国，但是侯国在松柏木牍中是单独排列的。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此时西陵县仍存，则西陵县在此份文书中当排在宜成、临沮之后，即显陵的位置，但松柏木牍中却只有显陵而无西陵，这就提示我们，显陵与西陵之间或有某种联系。

西陵在楚、秦时期是重要聚邑，在文献中甚至可以取代邓，秦时则是从南阳至江陵交通线上的枢纽，汉初时升级为县，从吕后二年至武帝初年建元、元光，其间历时仅约五十年，西陵县即消失不见，西陵地名也在襄北地区彻底消失，后又在武汉地区重新出现。其间的缘由，马孟龙先生的考证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即显陵确有可能是一个“陵园奉邑”性质的特殊县级政区，但未必一定是临江哀王刘阏的陵园奉邑，其地也未必在江陵附近，从显陵在松柏木牍中的排列序位来看，颇疑显陵之名是由西陵改称，即显陵作为一个陵园奉邑，是以汉初的西陵县或其一部分设置，于是武帝初年的松柏木牍中有显陵而无西陵，到汉元帝以后，汉政府大规模裁撤陵园奉邑，显陵地名就此消失。而由于西陵地名在武帝初已为显陵所取代，到元狩年间置江夏郡时，复立西陵县，但已迁至鄂东地区，而西陵地名则在故地彻底消失。

余论

楚、秦及汉初的西陵位在淯口至邓城之间，去古淯口十二秦里，其西为邓城、东为淯水（白河）。由于这样优越的地理条件，在战国时期，随着商业的兴起而成为重要聚邑，虽楚、秦时期为邓县所辖，但能与邓齐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代替邓，这是进入战国时代后旧政治中心附近新兴商业聚邑日趋重要的表征，甚至有取代旧政治中心的趋势。

但西陵地名在襄阳地区的迅速消失，并不表明政治中心与商业中心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此结束。楚、秦、汉时期西陵之兴乃至升为西陵县，是因其正处在淯水与浊水合流处，且去淯口不远，附近的邓城则是西周以来的政治中心，西陵成为连接邓城与淯口的商业中心。商业中心的决定性因素是地理条件，西陵兴起正是因有较好的地理条件，便于舟楫往来。但唐白河流域降水分布很不均衡，导致流量很不稳定，最大流量是最小流量的1900多倍，因而历史上唐白河水患频繁，崩岸严重。而西陵县废弃如此之早、如此之彻底，除了地名转移之外，或因唐白河水患而失去港口之故。

我们注意到，西汉一代，邓城附近地区在西陵县废弃后很快在西陵以南出现鄾县，并取代了西陵的地位。西汉时期，西陵县与鄾县明显具有前后替代的关系。鄾，春秋时为邓之南鄙，《左传》桓公九年：“巴子使朝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让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鄾。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鄾人宵溃。”鄾在邓之南，其故地可能在今樊城区北部中原路北段西侧。又据《水经注》卷31《淯水》：“浊水又东迳邓塞北，即邓城东南小山也，方俗名之为邓塞，昔孙文台破黄祖于其下。浊水东流注于淯。淯水又南迳邓塞东，又迳鄾城东，古鄾子国也，盖邓之南鄙也。昔巴子请楚与邓为好，鄾人夺其币，即是邑也。司马彪以为邓之鄾聚矣。”这表明鄾在淯口上游，邓塞以南，亦即浊水以南。西陵、鄾、樊城相对方位为:西陵在浊水北;鄾在浊水南、樊城北，但未至汉江;樊城则在汉江北岸。三地由北向南依次排开。

西陵兴起于战国，鼎盛时期为秦及汉初，汉初以后即告衰落。但西汉时期，西陵衰落的同时鄾代之而起，到西汉末年时，鄾县已取代邓县和从前的西陵成为南襄盆地南缘最重要的聚邑，为豪强聚居之所。盛弘之《荆州记》引光武之言:“宛最强，鄾次之。”但为光武所盛赞仅次于南阳的“鄾”，汉时为大县，汉以后即湮没无闻，又代之而起者为樊城。从六朝至明清，樊城均为襄阳汉江对岸的重要城邑，明清时更为商业重镇、汉江商路的中心。亦即由西陵至鄾再至樊城，襄阳地区商业中心有一个由北向南的变动过程，由距淯口十二秦里最后发展到淯口处汉江边，这应是反映了商业中心移动的某种客观规律，即主要由地理位置决定，但政治中心的存在亦对商业中心的形成有较大影响。西陵成为襄阳地区最初的商业中心并非由单一的地理因素所决定，而是由其地理条件与邓城政治中心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的。鄾县的兴起亦当如此。汉江南岸的襄阳自西汉设县后，地位迅速上升，自刘表治襄阳后，襄阳取代邓成为地区政治中心，南北朝时期襄阳更因南北争战而成为重镇，邓县则被废弃，襄阳的兴起亦使襄阳地区的商业中心进一步南移至汉江北岸。

江汉地区在明清时期有明显的双子城格局，即在政治中心附近便于舟楫往来之处形成商业中心，著名的如武昌与汉口、荆州与沙市、襄阳与樊城、光化与老河口等，前者为政治中心、省府县治所，后者为商贸中心，舟楫云集。但由邓与西陵、鄾的关系来看，此双子城格局并非仅为明清所独有，而是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即已初显雏形。其形成因由，大概是区域政治中心虽往往也位在交通要冲之处，但政治中心在地理上一般只考虑政治军事因素，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兴起，商业中心一般在其附近最便于舟楫往来之处形成。但政治中心的存在亦对商业中心的形成有所制约，襄阳地区最初的商业中心为西陵，不仅取决于港口这一地理条件，而且因其地邻近邓城政治中心，便于与政治中心联系。而当区域政治中心由汉江北岸的邓城移转至汉江南岸的襄阳后，与之相应的是，商业中心亦南移至襄阳对面的樊城。

作者：尹弘兵

来源：《武汉学研究》2019年第1期

选稿：耿曈

编辑：郑雨晴

校对：徐和惠子

审订：汪依婷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