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意外的摄像机坠落，为了检查摄像机是否能正常工作，她将镜头对准自己，留下了在南京唯一的一段动态影像。短短的9秒视频，却给人们留下长长的追忆。

她叫张纯如。今年11月9日，是张纯如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1995年的夏天，为探寻历史真相，她来到南京，采访了8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并走访多处战争遗迹，录制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录像带，如今这些珍贵的录像带藏于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

25个日夜和5盒录像带

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现代快报记者见到了这5盒珍贵的录像带。它们被胶带密密地缠绕起来，隔绝空气可以让它们得以更好地保存。隔着透明的胶带，记者看到，每盒录像带的侧面都用英语标注着受访幸存者的姓名以及采访时间。

拍摄这些录像带的人，正是张纯如。张纯如出生在美国一个华裔家庭，1994年，她前往库比蒂诺参加一场会议，并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展。尽管小时候听父母讲过这段历史，但面对南京大屠杀的视频与图片，她还是感到十分震撼。于是，她决定要去南京寻找更多的真相。

南京，是改变张纯如人生轨迹的地方。1995年7月，27岁的她只身一人、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在几位年轻学者的陪同下，她采访了8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分别是唐顺山、夏淑琴、潘开明、陈德贵、侯占清、李秀英、刘凤华、刘永兴，并考察了当年的屠杀现场。

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时，摄像机突然坠落，张纯如惊呼，“Thank god,you caught it.”随即又说了一句中文，“也是有时候不小心。”为了检查相机是否能正常工作，她将镜头对准自己，也留下了在南京唯一的一段动态影像。

在采访幸存者时，她的问题非常细致，常常具体到当时的天气，以及街道形状等，同时，她也会细心地拍下幸存者身上的一处处伤疤。她对待历史的态度也十分严谨，当年的有关场地她都要一一探访。比如采访夏淑琴后，她专门到屠杀旧址中华门东新路5号进行了寻访，尽管周围的环境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张纯如仍然进行了详细的拍摄。在翻译完李秀英、夏淑琴的采访录像后，张纯如经过比对发现，她们的证词同约翰·马吉、麦卡伦等传教士在日记里所描述的完全吻合，这说明他们的日记是真实、可信的。

由于天气炎热、水土不服等原因，在南京寻访期间，张纯如常常生病，但她拒绝去看医生，而且常常工作到深夜。经过25天，张纯如完成了在南京的调查、采访、收集资料的工作。

她让世界记住南京大屠杀

回到美国后，张纯如将录像带中的素材写入《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作为首部全面记录当年侵华日军血洗南京城暴行的英文纪实性著作，该书于1997年出版，引起了西方世界对这段黑暗历史的普遍关注，出版不久就登上了《纽约时报》非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连续13周销量都名列前茅，先后15次再版，销量达50万册。

这本书填补了西方人对于南京大屠杀记忆的缺失，同时也引起日本右翼的恐慌。时任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指责该书“非常不真实”“歪曲了日本”，张纯如在电视上与他进行辩论，并要求齐藤邦彦向中国受害者道歉。

在写作过程中，张纯如奔波于世界上的各大档案馆、图书馆，经她不懈努力，先后挖掘出《拉贝日记》《魏特林日记》等大批西方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引起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使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由单边的“中国研究”变成了多边的“国际研究”。

由于长期接触暴行史和超负荷的工作，张纯如不幸患上抑郁症。2004年11月9日，她结束了自己短暂且绚烂的一生。去世时，年仅36岁。

她在留给家人的字条中说：“我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我太软弱，无法承受未来那些痛苦和烦恼的岁月，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更加困难，就好像正在溺毙于汪洋大海之中。我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把这种痛苦一部分加于他人，尤其是那些最爱我的人。请原谅我，原谅我，因为我无法原谅自己。”

2017年，张纯如父母专程来南京，重温女儿1995年在南京的25个日日夜夜。经过她母亲的同意，当年张纯如在南京拍摄的5盒录像带被转赠给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同时，该馆还藏有张纯如亲笔签名的英文版《南京浩劫：遗忘的大屠杀》，落款时间为1998年10月17日。由张纯如父母捐赠的张纯如生前使用的眼镜、名片及挎包，也一直珍藏在馆中。

该馆馆长吴先斌表示，“这5盘录像带是张纯如采访大屠杀幸存者最初的原始资料，也是我们怀念张纯如、研究张纯如最好的实物，我们博物馆会认真地妥善保管。这些影像资料没有全部公布过，未来我们还会把里面的内容挖掘出来，向社会广泛地宣传。”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然/文 钱念秋/摄

部分图片由馆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