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四年前的秋天，也就是1970年的春天，我们顾山公社王家墙大队来了一户下放户，夫妻两人，四十岁左右的年纪。当时我爸是王家墙二队的队长，听我爸说，这夫妻俩是南京来的，那个男人是政府的干部，是来我们生产队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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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我家不远就是队部大院，队部大院里有两间空房，南京来的下放干部就住在了那两间房子里。城里来了下放干部，操心最多的还是我爸，安排好了那夫妻俩的住处，我爸还亲手垒砌了灶台，到公社供销社买来了铁锅和一应生活用品，并让我给他们送去了白菜萝卜，还送去了一碗咸菜和一个矮凳。
那夫妻俩很和善，见我给他们送来了蔬菜和咸菜，一个劲说谢谢，那位阿姨还拿来糖块给我吃，并邀请我常来串门。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中年男人姓张，他明明比我爸的年龄还大，他却要我喊他张叔叔。女的姓李，我就称呼她李阿姨，李阿姨却不让我喊她阿姨，她说她是教书匠，让我叫她李老师。
起初我对城里来的这这夫妻俩印象并不太好，总感觉他俩和我们乡下人不一样，他们来我家串门，我搬凳子给他们坐，他们要把凳子拍打干净才坐下，分明是嫌凳子脏。我端水给他们喝，他们接过水碗却从来不喝一口。后来再来我家串门，我干脆不给他们倒水喝了。
过了不久，我爸让张叔叔到牲口棚当了饲养员，因为当饲养员比下地干农活要轻松很多，这也算是对下放干部的照顾。尽管张叔叔不会喂牛，可他还是比较满意这个差事的，他一边虚心向老饲养员学习，一边翻看书本学习相关知识。他说不管干什么都得干好，只要认真干认真学习，就没有干不好的事情。
那年秋后，大队书记王伯伯安排李老师到王家墙小学当了老师，正好教我们四年级的学生，李老师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师，她对我要求很严格，在课堂上经常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有时还到我家看着我写作业，我有点怕她，也有点恨她，总感觉她跟我过不去。
当时我们王家墙小学规模不大，学生也不多，再加上那时已经取消了高考，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老师的教学积极性也不高。我们学校，就李老师天天扯着耳朵嘱咐我们，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不能浪费了珍贵的时光。
从四年级到五年级，李老师对我要求都很严格，还指导我复习以前的功课。我虽然不爱学习，但逐渐觉得李老师是一位好老师，她还自己掏腰包给我和同学们买过本子，买过铅笔。我们队里的社员谁有个头疼脑热，她也会给一些药物。社员有什么困难，张叔叔和李老师也会热情相助，村里人对他夫妻俩的评价都很高。
小学毕业后，我们班的同学们都不想读初中了，李老师就挨家挨户做家长的工作，鼓励我们都去读初中。李老师还答应我们，谁去读初中，她就给谁买一支钢笔。在李老师的劝说鼓励下，我们班有六个人去邻村联办中学读了初中，就我一个人是女生。要不是李老师三番五次到我家做工作，我妈就不打算让我去读初中了。
读初快毕业的时候，我妈突然咳嗽发烧很厉害，大队的赤脚医生开药打针也不见好，张叔叔就和我爸把我妈送到了公社卫生院，公社卫生院的医生怀疑是肺结核，建议去县医院检查治疗。因为我家当时的条件也不好，我爸不想去县医院。看我妈病得很厉害，张叔叔说他带钱了，让我爸不用担心医疗费。
到了县医院，我妈高烧已经出现了昏迷，县医院的医生紧急施救，最终把我妈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大部分都是张叔叔垫付的。出院后，张叔叔还托他南京的亲属寄来了特效药，没要我家一分钱。说句良心话，要不是张叔叔尽力相助，我妈有可能就……
初中毕业后，我们大队几名同学没有人打算去读高中，因为读高中要住校，花钱多不说，也不方便。我是个女孩子，我妈更不同意我去读高中，更何况因为我妈生病拉下了饥荒，张叔叔给我妈垫付的医疗费还没还上呢。
李老师却三番五次到我家做工作，她说我学习最好，不读高中太可惜了。她还说她家一个远方亲戚家的儿子是插队知青，刚刚推荐考上了大学，以后上大学光靠推荐就不行了，要考文化课。由此可见，以后多读书还是有用的。
在李老师和张叔叔的极力劝说下，我妈终于同意我去公社中学高中部读书了。星期天我回家来拿口粮，李老师就到我家来看我，问我在学习中有没有困难，她说之前她就是高中数学老师，不明白的题可以问她。
在李老师的关心帮助下，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上高二的时候，李老师送给我两本高中课外学习资料，还偷偷给过我钱和粮票。她知道我家条件不好，怕我在学校吃不饱。
1978年夏天，是我人生中最忙碌最紧张的日子，为了不影响我复习功课让全力备战高考，我给学校食堂交了一个半月的伙食费，一个半月我都没回家。第一年高考失利，第二年的高考我下定了决心，绝不辜负李老师和张叔叔对我的殷切期望，我一定要考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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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完高考，回到家，我第一时间就去看望李老师和张叔叔，到了李老师家的住处，只见他们居住的房子房门紧锁，院子里的那只小花狗也不见了。当时正是暑假，学校也不上课，李老师会去哪啊？我赶紧去了牲口棚，饲养员陈爷爷说，张叔叔一家一个月前就回南京了。
等我爸和我妈收工回来，我妈告诉我说张叔叔两口子都回南京了，以后也不回来了，听说张叔叔调回原工作单位了。我问我爸有没有张叔叔家的通信地址，我爸说他倒是问过张叔叔家的通信地址，可张叔叔没告诉我爸。因为我家还欠张叔叔家二十块钱，他可能怕我家以后会通过邮局还他钱。
知道张叔叔一家走了就不回来了，跟他要通信地址张叔叔也不给，我爸就到队里支了三十块钱，给张叔叔家买了一点土特产，把那二十块钱的欠款也还给了张叔叔。可等我爸划着生产队的小船把张叔叔两口子送走后回到家，我妈却在茶碗下面发现了那二十块钱。李老师到我家跟我妈道别时，她偷偷把那二十块钱压在了茶碗下面。
在大队书记王伯伯的帮助下，我在公社革委会查到了张叔叔的工作单位，我赶忙写了一封信寄到了南京鼓楼区委。过了十多天，我写的信退了回来，信封上写着“查无此人”四个大字。
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无锡轻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成了王家墙大队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跑到张叔叔和李老师曾经居住的地方，看着紧锁的房门，眼泪不由自主地流淌下来，要是没有李老师的教育和关爱，没有张叔叔的帮助和鼓励，我别说考大学了，有可能连初中都不会读。
回到家，我再次给张叔叔写信，去无锡上学前，我寄往南京的书信又退了回来，还是查无此人。读书期间，因为忙于功课，我也就没再和张叔叔写信联系。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如东县工业局工作。后来因为工作忙再加上结婚成家，我也就渐渐淡忘了张叔叔夫妻俩。
1999年夏天，我到南京开会学习，到了南京，我突然想到了敬爱的张叔叔和李老师，利用开会学习的休息时间，我到区委和市委多方打听，总算得到了他的消息，张叔叔多年前就调走了，据说去了上海，也有人说去了北京，详细情况谁也不知道。
就这样，我好不容易得到的一点线索又中断了。
退休后，我再次回到南京，千方百计打听张叔叔和李老师的消息，可一直也没能联系上张叔叔一家人。只是听说张叔叔的女儿在上海生活，他们应该和女儿一起生活。
往事悠悠却历历在目，张叔叔和李老师对我家的恩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今生有缘，我们一定会相见。今生无缘，来世我也要报答这份大恩大德。我妈临终前还嘱咐我，见到张叔叔和李老师，一定要把欠人家的钱还上，这份恩情，要永远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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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也在上海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也许张叔叔和李老师就生活在我身边，我多么希望对我们家恩重如山的张叔叔和李老师还健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我们家的恩人，是我今生最大的心愿。张叔叔和李老师，你们生活得好吗？我很想念你们！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王庆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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