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周总理在接见《大公报》记者时，以深邃的战略眼光，道出了人口问题的核心：“中国人口众多，任何时候都要算两笔账，一是将生产增长的数字除以6.5亿，便显得微不足道；二是将每个人多消耗的资源乘以6.5亿，数字则触目惊心。”这番话，直指一个全球性的战略难题——人口。
从2017年至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从1931万锐减至956万，生育率更是由正转负，触及-0.06%。联合国的警告振聋发聩：“拥有庞大消费市场和生产动能的中国一旦人口迅速萎缩，将成为全球重大挑战！”那么，我们该如何审视这一关乎国家未来的“人口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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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字面意为“有计划的生育”，并非中国独有，其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初的西方。玛格丽特·桑格，这位美国女性，在目睹母亲因频繁生育而早逝后，毅然投身于计划生育事业，尽管初期遭遇重重阻碍，但最终得到了大资本的支持，并成立了美国生育联盟，将计划生育理念推向全球。
彼时，英、美、法等国已完成工业革命，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成为“问题”，优生学与计划生育成为西方人口学家的热议话题。然而，计划生育的初衷并非单一地减少生育，也包括增加生育。事实上，保持种群正常发展，每对夫妇至少需生育两个孩子，考虑到养育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正常的世代更替生育率应为2.1%。
在中国，马寅初被视为首提“控制人口”者。他在留学期间接触西方人口学，回国后提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观点，虽部分观点今日看来有待商榷，但在当时无疑是超前的。然而，这也为后来的政策埋下了隐患，引发了关于人口多寡利弊的持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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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不仅是数量的概念，更关乎质量。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物质再生产和人口数量的增长。国防、政治、经济、文化，无一不以人口为基础。无人，则无土可守；无人，则市场萧条；无人，则文化断层。因此，人口是事物发展的前提，没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便无从谈起。
历史上，人口与土地并列为最重要的资源。封建时代的战争、农耕、渔猎，皆需大量人力。近现代更甚，人口推动经济增长，人口 爆炸催生科技革命。亚当·斯密指出：“国家繁荣的关键在于居民数量的增长。”经济活动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皆由人起，由人终。人口的增多促进了专业化分工，科学家、教育家等脱产岗位应运而生，推动了科技进步和社会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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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口众多带来诸多益处，但这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在封建时代，战争、灾荒等因素限制了人口增长，粮食与人口之间的“无形之手”维持着一种残酷的平衡。然而，进入近现代，随着核武器对战争的制约和人们对饥饿的零容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首波婴儿潮汹涌而至，总人口迅速突破6亿。面对庞大的人口压力，新中国在工业化初期举步维艰。城市青年就业问题尤为突出，于是毛主席号召“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引导青年下乡，暂时缓解了人口压力。
六七十年代，新中国面临美苏两强的夹击，国防安全成为首要任务。为保证兵源和劳动力，人口以户口为束缚，以集体制方式生产，牺牲了个人效率和流动性。在此背景下，计划生育政策应运而生，并于1982年被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导致了80后、90后独生子女群体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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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我国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化。200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22，远低于维持代际更替所需的2.1。尽管有学者警告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导致生育率飙升，但事实并非如此。随着单独两孩、全面两孩、全面三孩政策的相继实施，多胎生育意愿迅速释放完毕，生育率却持续下滑。
当前，我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是人口出生率下降及由此引发的老龄化问题。老龄化不仅关乎个体的养老问题，更影响国家的经济活力和社会创新力。日本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其经济发展三十年，却因老龄化而陷入困境。
为应对这一挑战，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击天价彩礼，降低婚配成本；加强宣传教育，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实施“双减政策”，降低养育成本；出 台鼓励政策，激励年轻家庭生育。此外，社会化抚养、劳动者权益保障、人口流动等方面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总之，人口问题是一个复杂而深远的挑战。只有多管齐下，才能跨越“人口陷阱”，确保我们的民族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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