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出隐藏款了：考古发现秦简中的秦国，和以往认知有多少不一样？|嬴政|秦军|秦国|秦帝国|秦朝|秦简|隐藏款

文丨周渝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

唐代文学家杜牧的一篇《阿房宫赋》洋洋洒洒，以史为骨，借助夸张的想象，绘制出一幅秦阿房宫宏伟绚丽的图卷。在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统一的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4年，然而这个庞大帝国的影响却延续了两千多载。它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另一方面，秦始皇一统六国后，举全国之力兴建的一系列庞大工程，不仅在彰显着这个全新帝国的实力，而且如边塞长城、贯通全国的“驰道”更是在王朝覆灭后仍然继续发挥作用，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宫阙万间早已化作尘土，而《史记》中关于秦帝国那超乎世人想象的浩大工程；那闻战而喜、横扫六国的虎狼之师；还有那些令“天下苦秦久矣”的严刑峻法⋯⋯关于秦帝国有限记载中的光与影，是史家争论不休的话题，也是文学家的灵感来源。但是因文献稀缺，这个短命而恢宏的帝国始终戴着一层神秘面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秦代考古工作展开，20世纪下半叶，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让那个时代的社会百景通过简牍重现，大秦帝国的面貌正在逐渐变得清晰。

不一样的秦国

当然，若不纠结于具体历史事件，单只从秦代徭役制度的角度来看，睡虎地秦简中不仅有关于秦代法律的具体条文，填补了空白，一些记载还刷新了传统文献中的定论，尤其为研究秦代徭役制度和军功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徭役制度

先说徭役制度，早在战国时期，秦国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国民参与国家建设以及对外战争，对全国百姓进行编户，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户籍制度和徭役征发制度。简而言之，秦国实行普遍征兵制，而士兵又多以徭役的形式来征发。旧时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根据《汉书·食货志》《文献通考·兵考一》等传统文献中的记载得出结论：秦代男子23岁以后要服兵役，一生要当兵两次，一次负责守卫首都一年，称“正卒”；另一次守卫边疆一年，称“戍卒”，此外还要在本县、郡内服役一个月，称为“更卒”。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秦汉时期兵役制度的定论。但随着睡虎地秦简的陆续公布，这个传统定论受到挑战和一定程度上的颠覆。

这份重要史料主要出自《编年记》，根据简牍记载，墓主喜生于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前262），到秦王政元年（前246）出现了“喜傅”的记载，“傅”即指将名字著于户籍，也是开始服徭役之年，这一年喜刚满17岁。到了秦王政三年（前244），19岁的喜就已“卷军”，参加了卷地的战斗。这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秦国男子至少早在20岁之前，就有被征发从军参战的可能性，而非23岁以后。该年之后，《编年记》的信息量更大，喜先后在秦王政三年（前244）、秦王政四年（前243）、秦王政十三年（前234）三次参军。就喜个人经历而言，无论从服役的起始年龄，还是征发频率来看，都与传统认知的一生服役两次差距甚远。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喜的几次参军经历皆发生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不具备说服力。但事实是，在秦横扫六国、建立秦朝后，且不论仍需要大量人力参与筑长城、建宫殿、修陵寝等大规模土木建设，即使是对外战争也一直未曾停止，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始皇命蒙恬率军30万出上郡，北伐匈奴。同样在秦朝建立后，又兴师南征百越，《史记》中提到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朝征服岭南后，设置桂林、象、南海三郡，而《淮南子》载秦军在征伐百越的战争中，更有“伏尸流血数十万”的惨烈记录。秦帝国在统一后仍在进行战争，用兵数量也未必比吞并六国时少，要短时间从本质上变革兵役制度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从秦简《编年记》中关于喜一生多次服役的记载来看，更可能的情况是秦王朝统治下的男子，但凡年龄在十六七岁傅籍开始，一生中随时都有被征调从军之可能，而这些人一旦被征调，往往有六七成的人有去无回。去秦不远的汉朝人评价秦政“穷武极诈”，大抵是准确的。

军功制度

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后，秦朝的军功制度得到更完整的细节补充。战国时代，秦国自商鞅变法后迅速崛起，而变法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打破了原有固化的贵族阶层世袭，建立了二十等级的军功爵制，将战功作为升迁的主要依据。古代战争常以斩获敌人的首级来作为军功，在以往认知中，秦人的军功基本与敌人首级画等号。这个制度曾被认为是可以从士兵到将军的公平制度，也是秦人能闻战而喜的主要激励来源。

但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却告诉你，敌人的首级也不是万能的。在《秦律杂抄》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即“故大夫斩首者，迁”，这里的“迁”指流放、贬谪，位于第五级的“大夫”亲自去斩首，不仅没有军功，反而是犯法的。换而言之，斩首封爵的上限不得过“大夫”。也就是说在秦代的军功制度中，首级不能完全等同于军功，底层军士的确可以通过斩杀敌人首级晋升，然而一旦靠首级晋升到大夫后，其身份相当于基层军官，对于他们的考核标准也变了，不再与普通士兵相同，而是带领团队获得战果。

一支军队，士兵作战勇猛固然重要，但指挥官的能力则起决定作用。如果仅仅靠砍敌人脑袋就能一路无屏障晋升到高级将领，甚至封侯拜相，那秦国高位者恐怕全是一群武夫、莽夫，又哪能培养得出王翦、蒙恬这样能够统领千军万马的优秀统帅？此外，秦律中禁止大夫亲自去砍首级，除了对军官变更考核标准外，也是为了杜绝军官利用职权与士兵抢夺战功的情况出现。毕竟在军功制度的刺激下，因争功而内讧的情况时有发生。

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记载的两个案例就揭示了秦代军功制度在这方面的弊端。案例一是士兵甲在军中看见士兵丙拿着剑砍士兵丁，甲制止后问起原因，得知是丙要抢夺丁获得的首级，于是将丙捉拿治罪。案例二则是讲两名秦军在战场上斩获一个首级，而后互相争夺，于是请上级来裁断。没想到这位裁判官在验首级的过程中发现首级所受的是剑伤，而非战场上的矛、戟、戈等长兵器造成，裁判认为事有蹊跷，怀疑是谋杀自己人冒领军功，于是通告各部队统计失踪的士兵，并让他们来辨认首级。

这两个案例反映出一个残酷的事实——在秦代军功制度的激励下，士兵固然能够勇猛作战，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自相残杀、杀良冒功等弊端。在这种激烈竞争制度下的秦军尽管凶猛如虎狼，但当初“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精神，恐怕也在军功的刺激下所剩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