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爱情观伴随着十八世纪小说的兴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潮，归功于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于1774年，当时歌德只有25岁，这部爱情小说一经问世，便迷倒了一代年轻人。爱情被提升为一种崇高的价值，为爱情而甘愿牺牲生命，成为生活意义的体现。1809年，已是晚年的歌德又写了一部爱情小说《亲和力》，再次探讨爱情与理性的矛盾。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世界文学巨匠，德国最伟大的文学家，“狂飙突进”运动的旗手、魏玛古典主义的代表，其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均是世界文学中的名篇。
撰文 |景凯旋
“第一次体验到爱情”
爱德华与夏洛蒂曾是一对恋人，当初爱德华遵从父命，跟一个富家女结婚，夏洛蒂也不得不嫁给一个有钱人。人到中年，爱德华的妻子去世，他跟夏洛蒂终于结合在一起。夏洛蒂将女儿送到寄宿学校，随爱德华来到他的乡间庄园，享受着两人的幸福生活。
不久，爱德华的朋友奥托上尉应邀来到庄园做客，帮他重建庄园，夏洛蒂也将自己的侄女奥蒂丽接来同住。一天晚上，大家谈论起亲缘关系，奥托用化学知识作类比，认为物质具有某种意志和选择力：“我们把相聚时快速互相吸收、置换的属性称之为亲和力。”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不同物质的混合，一经接触，就会发生置换和重组。
渐渐地，四人外出散步时，爱德华更多地跟奥蒂丽走在一起，而奥托更多地跟夏洛蒂走在一起。从前，爱德华与夏洛蒂单独在一起演奏乐曲，但总不是很合拍，现在奥蒂丽弹钢琴为爱德华的长笛伴奏，却很适应爱德华的演奏方式，情愫在她心中悄然产生，在给未来的别墅奠基时，奥蒂丽将挂在脖子上系着父亲小像的项链放进坑里。
奥蒂丽与爱德华。
夏洛蒂本想促成奥蒂丽与奥托，却没有料到，年轻的奥蒂丽竟跟爱德华两情相悦，她自己也与奥托彼此倾慕。一天，家里来了一对客人，是伯爵和他的情人，夏洛蒂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个女友离婚的消息，感到十分惊讶，伯爵说：“要是我们因为这种事而感到吃惊，说到底也还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我们总喜欢把世界上的事物以及婚姻想象得那么持久。”伯爵接着又说，他的一位律师朋友主张：“任何婚姻都只应当以五年为期。”
伯爵知道奥托还没有自己的事业时，打算给他介绍个职位，这让夏洛蒂伤心欲绝，来访的客人都看出了这四个人之间的微妙关系。那天晚上，爱德华夫妇在一起，但两人都下意识地以为自己怀中搂着的是新的意中人，“爱德华搂着的只是奥蒂丽，而夏洛蒂的心灵的窗口忽远忽近地浮现着的则是上尉。说也奇怪，实际的和虚幻的就这样令人愉快而销魂地交织在一起。”
经过一番周折，这四个人都向对方表白了心迹，奥托和夏洛蒂还保持着理智和克制，爱德华与奥蒂丽则狂热地相爱。看着花园里的梧桐树，爱德华惊奇地发现，种这棵树的时间正好跟奥蒂丽出生的日子是同一天。奥托知道与夏洛蒂的爱情不会有结果，于是选择离去，爱德华也由于难以离婚而陷入绝望，上了战场，后来又隐居在附近一处乡村。
然而，爱德华始终对奥蒂丽念念不忘，他觉得自己从前的日子全白过了:“过去我一直没有过爱情，如今才第一次体验到爱情的滋味。”奥蒂丽也在庄园里思念着爱德华，她在日记中写道：“建立在自由意识上的独立是一种最美好的状态，但没有爱又怎能成为可能。”爱德华离家出走后，夏洛蒂生下一个男孩，她内心充满矛盾，婚姻已经破裂，她既不愿离婚，又不想伤害奥蒂丽。
奥蒂丽意识到，完美的爱情是无私的，她希望夏洛蒂与爱德华复合，愿意放弃自己的爱情。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奥蒂丽带婴儿外出时，不慎使婴儿落水溺亡。看到奥蒂丽悲痛万分，夏洛蒂同意离婚，奥蒂丽却认为自己罪孽深重，发誓永远不会跟爱德华结合，她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最后绝食而死。不久，爱德华也在悲痛中离世，夏洛蒂将这对恋人安葬在教堂，让他俩永远长眠在一起。
奥蒂丽和夏洛蒂的孩子。
“这对情侣肩并肩地长眠一地”
这是一部令人伤感的罗曼蒂克小说。与《少年维特之烦恼》相比，《亲和力》多了些理性思考，少了些激情澎湃。不过，晚年的歌德似乎又恢复了他年轻时的活力，把情感与理智的冲突演绎成一个动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歌德在《亲和力》中创造了一种爱情小说的模式，一个有夫之妇或一个有妇之夫，在与某个异性产生了真挚的爱情时，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
歌德试图探索爱情的奥秘，他采用了“亲和力”这个词作为书名，将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看成是一种化学反应，爱情的产生是不由自主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小说中的四个主人公都十分善良、优秀，夏洛蒂与爱德华相亲相爱，但她却偏偏对奥托产生情愫，奥蒂丽与奥托十分般配，而她又偏偏爱上有妇之夫爱德华。
在歌德看来，两情相悦是一种命运的安排，爱一个人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坠入情网的人往往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爱上对方，因为如果能分析原因，那就不是属于爱情，而是属于理智了。奥蒂丽在日记中写道：“人们宁可忍受不安逸的生活，也不甘忍受无意义的生活。”恋爱中的人只知道，这个爱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虽然明知危险，也必须往前走，就像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它根植于人类服从命运的古老传统。
这种浪漫主义的爱情观赋予爱一种神圣性质，因而当小说中人物的爱情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读者往往会倾向于站在爱情一边。谁都没有错，错的是命运。那个刻有字母的杯子，那棵跟奥蒂丽同龄的梧桐树，以及树边的那个池塘，都是命运露出的面孔。爱德华第一次搂抱奥蒂丽，奥托第一次与夏洛蒂相吻，都是在池塘边，夏洛蒂孩子的溺亡也是在那片池塘。如果没有这个偶然事故，悲剧就不会发生。
歌德在小说结尾写道：“这对情侣便这样肩并肩地长眠一地。在他们的墓地上笼罩着一片宁静。与他们相亲的快乐天使从天穹中向他们俯首眺望。要是有朝一日他们一道醒来，那该是多么可喜的情景！”夏洛蒂与奥托的理性战胜了爱情，而爱德华与奥蒂丽却被爱情所驱使，最终走向悲剧的结局。歌德这段抒情的文字表明，尽管他在小说中探索了对待爱情的两种态度，但他似乎更同情爱德华与奥蒂丽。
奥蒂丽与爱德华。
在歌德之后，许多文学大师遵循他的模式，写出了更为杰出的以爱情为主线的名著。例如，在1830年，司汤达的《红与黑》问世，描写贵妇德·雷纳夫人和青年于连的爱情；在1857年，福楼拜发表《包法利夫人》，描写已为人妻的爱玛与青年赖昂的偷情；在1877年，托尔斯泰写出《安娜·卡列尼娜》，描写已有家庭的安娜与渥伦斯基的私情。这些女主人公的爱情追求至今仍能获得广大读者的同情。
所不同的是，在歌德之后，历史介入了进来，爱情的理由开始变得十分重要。作家们意识到，必须为女主人公的爱情找到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出于人自身的原因，而不是由于物理的“亲和力”。德·雷纳夫人对丈夫没有爱，尽管她的丈夫身为市长，却是个庸俗粗鲁的人；爱玛嫌弃当医生的丈夫，难以忍受他的平凡迂腐；安娜厌恶丈夫的虚伪古板，一心追求官场上的职位，毫无生活情趣。
正是触及了爱情的社会原因，成为小说从浪漫主义发展到现实主义的标志。这一发展的历程并不长，不到二十年时间，它取决于时代的变化，人们生活态度的变化，即把人的价值观作为爱情的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这种爱情即使今天仍可能会受到非议，但在小说中，读者并不谴责她们对家庭的背叛，而是同情她们对爱的追求，并将她们的悲剧归咎于社会。
千千万万的读者欣赏这些描写爱情的作品，将它们视为不朽的名著，绝不是为了要接受道德教诲，而是要获得情绪价值（包括悲剧）。有谁会一本正经地谴责德·雷纳夫人、爱玛和安娜的行为呢？难道她们不是比别人更热爱生活？或许，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婚姻就是寡淡无味，爱情才令人心驰神往。就此而言，歌德的观点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他借伯爵的话道出了婚姻生活的永恒问题。
“歌德法则”
有一个法则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歌德法则”，即爱情小说虽然有着广袤的领域，甚至可以质疑婚姻的缺陷，但绝不能逾越性描写的界限。
在歌德笔下，两对情侣向着这个界限迈出的最大一步，也就是搂抱和接吻。关于性的唯一暗示是，夏洛蒂生下一个婴儿，大家都觉得他长得很像奥托，当爱德华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孩子时，惊愕地说：“如果我还有理由怀疑我妻子和我朋友的关系，这婴儿可是一个了不起的证据。”他相信这婴儿是朋友与夏洛蒂私通的产物，这显然增强了他的离婚理由。
也许这只是爱德华自己的幻想，却透露出爱情最终指向的肉体结合，这一结合被歌德有意地回避了。歌德只是给读者出了一个谜，让读者去想象，而在《红与黑》《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中，则是实实在在地写明了性爱的发生。不过，作家们尽管提供了更充分的爱的理由，却依然遵循了歌德的法则。
来看看这些文学大师如何表现性爱的细节，是很有意思的。《红与黑》中，于连不顾一切，在夜里闯进德·雷纳夫人的卧室：“一见他走进来，德·雷纳夫人赶快跳下床。‘该死的！’她叫了起来，有一点儿乱了套。”于连跪下来抱住她膝头。“几个小时以后于连从德·雷纳夫人房里出来时，我们可以用小说中的俗话来说，他已经心满意足，别无他求了。”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写得较为露骨，爱玛走进教堂，没完没了地跪着祷告，赖昂拉起她上了一辆马车，让马车夫漫无目的地驱车前行，从车里不停地传出赖昂的命令：“走下去！”街上的人全望着这奇怪的景象发愣，“一辆马车，放下窗帘，一直这样行走，比坟墓还严密，像船一样摇晃。”马车走过街区，走过田野，最后在一条小巷停下来，“下来一位妇人，面网下垂，头也不回，照直走了下去。”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与渥伦斯基终于结合在一起，托尔斯泰写道：“有一个欲望在渥沦斯基几乎有整整一年是他生活中唯一无二的欲望……那个欲望在安娜是一个不可能的，可怕的，但因而也是更加迷人的幸福的梦想；那欲望终于如愿以偿了。”接下来的描写凸显出安娜的性格，“他愈大声说，她就愈低下她那曾经是自负和快乐的，现在却深深羞愧的头，她弯下腰，从她坐着的沙发上缩下去，缩到了地板上他的脚边。”
当涉及性的时候，作家们的笔触便变得含蓄起来。对于那个年代的严肃作家来说，女主人公的行为显然不是为了肉体的满足，而是“不甘忍受无意义的生活”。就是说，赤裸裸的性描写不可能是理解人心的一条途径。到了二十世纪，爱与性的边界逐渐被突破，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女主人公出轨的原因便是追求纯粹的性欣快。至于多数严肃作家，也只是不断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性的边界，劳伦斯那种详尽的性过程描写于他们仍是难以效法的典范，这倒不是由于道德的束缚，而是出于美学的要求。
《亲和力》外文版封面。
在一个价值相对主义的年代，再没有什么是禁忌的了，一切都被允许，人们已不知何为界限，严肃作家们之所以还勉强守着边界，是因为性描写的缺陷就是重复和相似，简言之，它没有美感。多年以前，曾在一本书中读到这样一件佚事：康德终身未婚，他的学生为了让老师领略性爱的美妙，给他带去一个女子过夜。第二天，学生们问老师有何感想，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回答道：“一大堆无意义的动作——如此而已。”
这件佚事大概只是出于好事者的杜撰，但它却很好地印证了性描写缺乏美学价值的本体论原因。歌德比康德要小二十多岁，两个人都处在寻求意义的启蒙时代，意义之光照耀着此后的一个多世纪，照耀着司汤达、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等作家，他们笔下的男女之情始终维护着性的神秘，由此塑造了那个时代的爱情方式。
这种充满诗意的爱情已一去不返，现代人只有从过去的经典作品中，才能体会到从前人们那种痛苦而动人的情感。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景凯旋；编辑：张进；校对： 赵琳。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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