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最近有点慌，疫情吧，迟迟控制不住，经济吧，一直不见好转。跟中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打个经济战也打的畏首畏尾，而且中国丝毫没有害怕的意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应对的有理有据有节。
2021年的今天，再拿中美两国相提并论，再也没有人觉得突兀，就连美国人自己都承认，中国是极有可能超越自己的对手，把中国摆在了同等的位置上对待。
不过也难怪，就拿2020年GDP来说，美国是20.9万亿美元，而中国已经达到了15.63万亿美元，分别排名全球前两名。第三名的日本，则只有5.13万亿美元，是中国的三分之一。
中美虽有差距，但早已经不是遥不可及，而是成为了一个体量的对手，是可以平等对话，而不用担心对方从“实力角度”出发的经济体了。
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这一切都还是完全不敢想象的。
建国初期，美军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悍然出兵朝鲜，陈兵我国边境。主席经过深思熟虑，打算抗美援朝。
几乎所有人都不赞成这个决定，原因很简单，国力差距实在太大了。
有多大呢？说两句数据。
1950年，中国钢产量60万吨，美国8800万吨；
1950年，中国原油产量20万吨，美国夸张到2亿6000万吨，连零头的零头都够不上。
油和钢，是现代战争最重要的资源，中美都存在着代差。
战前有人采访“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问中国是否有可能出兵干涉，麦克阿瑟自信满满的说：“他们有飞机么？他们有坦克么？都没有！那他们拿什么参战？”
这句话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想法，但是却无法代表主席的想法。
不参战危害极大，参战利益极大，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在主席和彭老总等人的极力坚持下，志愿军出兵朝鲜，正式开始了抗美援朝。
志愿军的入朝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极大关注，大家的掌心都捏着一把汗，谁也不知道正面硬憾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强国，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1951年1月8日，志愿军攻占汉城，美军望风而逃。
这是一个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结果，但又是一个让所有国人欣喜若狂的结果，消息传来，举国沸腾。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有一群特殊身份的人，他们的态度很有意思，有的喜有的悲，有的震惊有的释然。
他们就是功德林监狱关押的国民党高级战犯，有人会问，他们不是应该会难过么？如果美国赢了，蒋就有可能重返大陆，届时他们就有了释放的希望，怎么还会有人开心呢？
今天就来聊聊这些曾经在战场上跟解放军拼个你死我活的对手们，得知志愿军击溃美军后的种种反应。
杜聿明：开心万分，亲自为志愿军炒炒面
功德林监狱中的战犯都有自己的编号，其中杜聿明编号是201，也就是“头号战犯”，因为他被俘之前地位最高，是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
杜聿明
1949年1月，杜聿明在安徽萧县被俘，刚被俘时，他的抵触情绪还是很高的，毕竟从堂堂副总司令到阶下囚，身份落差巨大，再加上对未来命运的悲观，杜聿明开始抵触狱中的学习和改造。
不过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太久，常年征战让他患有严重的肾脏炎、脊髓炎，结核病，常常痛的整夜整夜睡不好觉。周恩来从张治中口中得知情况后，特地派人去香港购买治疗此种疾病的特效链霉素。
因为当时香港还不流通人民币，总理特批动用黄金。这件事让杜聿明感激万分，他怎么也想不到，国家和共产党会这样恩将仇报的对他，于是开始慢慢的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开始尝试着去接触和了解共产主义思想。
杜聿明被俘
慢慢的，杜聿明的思想转变了，在一次狱中交流会上，他感慨道：“之前我还认为共产党不惜浪费医药给我治病，是在市恩耍手段，可是等我问过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战犯后，我才知道这是共产党一贯的政策，战犯也是人，人人平等。这是一种朴素的共产主义思想，可惜很遗憾，我接触的太晚了。”
思想转变后的杜聿明成了监狱的积极分子，每天早早起床给花圃浇水，打扫寝室、学习室和读书室的卫生，还经常帮助别人。
当时功德林还关押着国军上将王陵基，王陵基年纪大了高度近视，刮胡子时候总是弄伤自己，杜聿明看在眼里，于是主动帮助王陵基刮胡子，一时传为美谈。
抗美援朝爆发之初，杜聿明虽然也希望志愿军取胜，但是心里是很不看好志愿军的。
不看好的原因是因为他太了解美军了，杜聿明之所以一直被蒋器重，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是国军中少有的现代型军官。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唯一的机械化师，200师的师长，就是杜聿明。
后来200师的装甲机械化部队脱离出来，并作为班底成立了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杜聿明又是首任军长。
这支部队参加过入缅作战，得到过不少美军的援助，因此杜聿明接触过很多美军教官，对美械装备的威力和先进有丰富的认知。
他太了解美军了，所以不免对志愿军的前景有些悲观。
据杜聿明自己回忆，当志愿军攻克汉城的消息传来后，他无比震惊，紧接着就是万分欣喜，彻底对这个战场上俘虏了自己的老对手心服口服。
当得知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后勤供应困难，粮食严重不足时，杜聿明心急如焚，他是统兵作战过的统帅，深知战士们在战壕里吃不上饭是什么滋味。
正赶上国内掀起了炒面运动，为志愿军战士炒炒面。功德林里也开始分配炒面任务，杜聿明年纪较大，伤病也多，本来不需要太多劳动，但是他积极主动要求承担炒面任务，不光完成自己的任务，还经常加班加点多炒些，据说口味炒的还非常不错。
杜聿明的出色表现，党和人民都看在眼里，1959年新中国第一次特赦，他成为了第一名被特赦的原国军高级将领，并且还被提名为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这让他感慨万千。
1981年4月，杜聿明到了弥留之时，临终前，他握着妻子曹秀清的手，深情的说：“爱国一定要爱到底，我走后，你哪里也不要去，一定要永远的定居在祖国。”
王耀武：彻底心服口服
王耀武在功德林的被俘诸将中，是很有特色的一个人物。
第一：他抗战有功，被称为“虎贲”的国军第74军，就是他一手建立的，74军在抗战期间屡立奇功，几乎参加了正面战场上全部的大型战役，从他手中歼灭的日军数量，在国军中不敢说第一，也绝对在前三之列。
王耀武
第二：他内战消极，不同于其他战俘，战前身为山东省主席的王耀武压根就没有电视剧中演的那种“发誓与济南共存亡”的念头。他甚至公开向部下讲话，告诉大家没必要为内战卖命，还放走了关押的共产党员，而自己更是穿上棉长袍一走了之。
因此，王耀武的十万守军六万投降两万起义，剩下伤亡的两万也大部分是只伤未亡。
可以说，王耀武是有功的，被俘后他的表现也很积极，认真配合改造，属于模范战俘。
志愿军攻下汉城后，王耀武连连赞叹。他常年同日本作战，很清楚日军的战斗力，如此强悍的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也被美军的机枪大炮摧枯拉朽一般击败，可想而知美军强大到了什么地步。
然而这么强大的美军，还是被志愿军逼得连连后退，狼狈不堪，每念及此，王耀武更加确信自己当年消极防守济南的决策是英明的，并且对我党我军心服口服。
他在功德林的战俘座谈会上诚恳的说：“如果抗美援朝换作国军来打，不管是哪支部队，结果都一定是全军覆没，对共产党的人民军队，我是真的服了！”
王耀武（剧照）
心服口服的王耀武，在之后的改造中更加尽心尽力，考虑到他当年为抗日所做出的贡献，1959年，他也作为第一批特赦人员被释放出狱，获得新生。
杨伯涛：为志愿军出谋划策，编写教材
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覆灭，身为18军军长的杨伯涛也被俘。
杨伯涛在国军将领中声名不显，但却是很有能力的一员战将，所统帅的18军也是五大主力之一，全美械装备，因此杨伯涛对美械和美军的战术有深入且独到的研究。
他曾经在18军军部开办了美械训练班，自己亲自担任班主任，为连级以上军官进行教学。
杨伯涛是一个技术流的军官，他对美械装备兴趣浓厚，并且都会操作，而且还会驾驶美式吉普车，这在当时高级将领中是很少有的。
杨伯涛
他有着深厚的军事理论和扎实的文笔，毕生的理想是等国家稳定了，就去欧美考察学习，从而提升中国的军事理论。
这样一位学者型的将领，对抗美援朝的战况自然极为关注，开战之初，他就已经利用自己的特长，开始编撰一本名叫《美军战术之研究》的小册子。
这本书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据当时知情者回忆，全书大概有6万多字，详细介绍了美械的特点和美军常使用的战术，也提出了许多独到中肯的见解，受到了志愿军领导层的重视。
据说连主席都亲自看过这份资料，监狱领导专门给予了杨伯涛“对人民有功”的表扬。他还获得了一件印着“抗美援朝”字样的汗衫，这成了他后半生极为珍重的宝贝，每年都会拿出来穿几次，然后又慎重的洗干净收藏好。
志愿军在战场上的胜利让杨伯涛很是欣慰，他不光跟着杜聿明等人炒面，还赋诗一首以示庆贺：
《为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炒干粮》
调和鼎鼐倍辛忙，为最爱人爨糇粮。
只缘此身罪待改，心逐米粒到战场。
昼飏烽烟夜烛天，挥汗酣战灶台前。
千杓万铲浑意倦，大同江畔报敌歼！
黄维：大叫一声晕倒在地
说了杨伯涛，就不得不说说他的老上级黄维。
功德林中改造的落后分子，黄维绝对是其中一个。电视剧《特赦1959》中有个有趣的情节，战俘们正在看电视，忽然电视中播出了中朝联军攻入汉城的新闻，全场欢呼，只有正在吃饭的黄维大叫一声，一口气没上来晕倒在地，筷子还插在嘴里。
黄维
晕倒这事真不真实姑且不论，黄维对志愿军的光辉战绩不开心肯定是错不了。
为何会如此呢？其实这跟黄维的出身有关。他是一名普通农家子弟，性格中很是推崇“忠义”思想，黄埔一期毕业后，黄维就把蒋介石当作了自己的恩人，发誓要一辈子效忠党国。
蒋对忠心耿耿的黄维也很是器重，虽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严重，但是黄维始终不受影响，一路平步青云，这也让黄维更是感激涕零，士为知己者死成了他常挂在嘴边的话语。
正是因为他的愚忠，才会在看到志愿军高歌猛进，蒋氏彻底失去了重返大陆的机会后，难过不已。
除了忠心，其实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隐藏在内心的骄傲。
黄维不光是黄埔一期生，还被蒋送到德国进行过深造，他发表过多篇军事论文，得到了众人的一致称赞。
这是一位学院派出身的技术流军官，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不按正规军事套路出牌的“土八路”，他认为自己的失败是上级指挥和军队战斗力不强的问题，不是自己的事，总之一句话，非战之罪。
当得知自己眼中军事理论突出的美军也败在志愿军的手下后，他一向奉为圭臬的那些理论和思想全部坍塌了，现实让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引以为傲的先进理论很有可能并非如此，正因此他才会难以接受并且不愿承认。
黄维被特赦
不管愿不愿承认，志愿军的出色表现还是让他顽固的思想发生了松动，输给这样的对手，不冤。慢慢的，他也开始尝试转变，并最终在1975年特赦出狱。
出狱后的黄维，留在北京担任文史专员，每月能领到200元工资，生活无忧，1989年病逝，终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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