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的女儿沈美娟在《国民党特工的对日谍战》（发表于全国政协回忆录刊物《纵横》2010年第五期、第六期）中回忆：“据当年在‘苏浙行动委员会’任人事科长的文强统计，淞沪抗战中，
‘别动队’官兵牺牲了1500多人，约500人受伤。淞沪抗战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中国方面以空间赢得了时间，粉碎了日本政府三个月内打败中国的‘速战速决’的阴谋，其中‘别动队’的功劳不可忽视。”
一万人的别动队，在淞沪抗战中伤亡两千余人，其余或撤出或潜伏下来继续抗战，那么这一万多人的别动队兵员、武器和经费从何而来，抗战期间他们在上海做了些什么，当时的少将文强和少校沈醉，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历史上有两个“别动队”，一个是康泽的“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另一个就是戴笠和文强在上海创建的别动队，也叫“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康泽之所以跟戴笠徐恩曾并称老蒋三大特务头子，就是因为他当过老蒋的十三太保、别动总队总队长，康泽被俘时是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所以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大特务”，其中原因有两个：第一，特务与正规将军的下场可能会不同；其二，康泽的别动队跟戴笠的别动队本质不同，戴笠的别动队抗战，康泽的别动队内战。
康泽、文强和沈醉在战犯管理所又做了同学：沈醉1960年第二批特赦，康泽1963年第四批特赦，文强则是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
康泽的别动总队作恶多端，而戴笠和文强组建的万人别动队则在抗战中立有大功，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总结：“上海一战，我们失败了，陆京士跑了，朱学范也离开了，只有陶一珊坚持着， 这个别动队全部归戴笠管了。杜月笙当个主任委员，实际上是空的。后来，这一 万人的别动队对于收复上海起了很大的作用。”
刚组建别动队的时候，文强并不太看好，他曾对戴笠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有十万人在前线打，你这个乌合之众不需要到前线去打，也根本抵挡不了几个小时。”
文强说自己参与组建的别动队是“乌合之众”，并不是妄自菲薄，因为他知道这支部队成员极为复杂，确实不适合正规作战。
这里顺便说一句，电视剧《潜伏》中提到的“青浦班”，以及与“青浦班”同时开办又同时结束的“松江班”，原本不是培训特务，而是要为别动队培养基层指挥官，这个建议也是文强向戴笠提出的。
戴笠告诉文强：“现在我们组织别动队，又要和杜月笙搞到一道了。我们搞一万人的别动队， 还要成立租界行动委员会，把杜月笙放在我们前面，让他当租界行动委员会的委 员长让上海的流氓为我们服务。委员长要我掌握杜月笙，不让他当汉奸。如果杜月笙跟日本人搞到一起， 上海就会一塌糊涂，租界也会更糟。现在杜月笙向我表示决不当汉奸，不论上海处在什么环境，也决不走汉奸那条路。”
一万人的别动队分成五个支队，总指挥是与杜月笙同为青帮“悟”字辈的大佬，还有有三个支队完全由杜月笙掌控，戴笠觉得自己吃亏了，就问计黄埔四期的学长文强（戴称文为“念观兄”），文强给他出了个主意：“你现在打个电报到南京，把黄埔学生中失业的都要到上海来，把别动队里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队长都顶下去。这样，大队长、中队长、中队副不都是你的人了吗？那些流氓怎么能够从军呢？你得安排班长，起码训练半年。你找张治中、张发奎，在他们的部 队里挑一些人来当班长，然后在青浦、淞江这两个地方办两个训练班，挑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训练一个月，安置到部队当指导员。”
上海保卫战失败，文强并没有离开，而是潜伏在上海，一面参与地下别动队的领导，一面替戴笠联络军统在上海的两个区长：“那时军统局还有一个单位叫‘上海区’，上海二区的区长陈恭澍是个少将，黄埔第五期的，在北伐时号称八大金刚之一，后来带着四个行动大队在上海杀汉奸。 另外还有一个区长负责情报，两个区长互相不能联系，不能见面。戴笠规定由我每个礼拜与他们两个分别见面一到两次，每一次都是我规定见面地点。“
文强之所以离开上海，是因为陈恭澍的被捕和叛变，如果文强不是跑得快，他也被日伪抓去了。
很多资料说陈恭澍是1941年10月30日被抓的，这可能跟陈恭澍那本《英雄无名》有关——陈恭澍为了洗白自己，把被捕日期推后了四天，于是那三天他带着日伪特务抓军统的罪行就可以抹去了，但是文强记得很清楚：“我和陈恭澍约好28日在一个黄埔同学家里见面，27日这一天，我们一个中央会计蒋志云急急忙忙跑到我住的地方来。我问 她：‘这样急急忙忙地发生了什么事啊？’她哭了：‘你还不知道啊？陈恭澍带着日本人和汪精卫特务把上海区都破坏了。我是从后窗子逃走的，日本人没有抓到我。’我问：‘他什么时候叛变的？’‘ 昨天晚上。’ 幸亏她告诉我这个消息，不然我第二天就要和陈恭澍见面了。”
文强特赦后赴美探亲访友，还见过蒋志云，蒋志云在岛上的官职很高，她和文强互有“救命之恩”，所以这二人的回忆应该是准确的。
当年军统在上海杀日伪，别动队也在上海杀日伪，虽然都归戴笠管辖，但却互不隶属、互不联络，
陈恭澍叛变，文强不得不离开，另一个知情人沈醉，则早已被戴笠带走——文强当时是与戴笠称兄道弟的少将，沈醉是戴笠的“亲传弟子”、少校行动组长，两人“辈分”不同、军衔也差了好几级，当时要说起别动队的武器从何而来，沈醉还是有一点发言权的。
一万人的别动队，要想老蒋全额拨经费，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老蒋当时也不富裕，他老婆和姻亲们又太能花钱，所以戴笠和文强只能自己想办法筹措资金：文强从日谍少将郎本实仁那里忽悠来二百八十万，据文强说，那种钱在当时的购买力还挺强，一万块能买好几部小汽车。
除了通过诈降计忽悠日谍，戴笠还拉了不少赞助，杜月笙不但除了大头儿，而且还出了近万门徒来当别动队员：文强去找张发奎要人，原本想要三百，张发奎却只给了三百，那还是看在“文强世侄”的面子上才给的——文强的父亲是同盟会元老，跟黄兴、程潜、张治中、张发奎都有交情，这也是文强转换阵营依然受重用的主要原因。
有了人，有了钱，但没有枪怎么办？张发奎自己的部队还做不到人手一杆枪，想支援戴笠也是有心无力，这时候就需要“少壮派”沈醉大显身手了：到日本以“洋行”之名为掩护的潜藏军火库去“拿”。
从沈醉到日本洋行“仓库”拿军火一事中，我们似乎也应该汲取一些历史经验教训：在日军动武之前，是会以各种方式进行渗透，不但建立了据点，还会偷运进大量军火。
沈醉当过交通员、情报组长，知道位于黄浦江小码头附近的日本三菱银行和三井洋行的仓库里有大量武器弹药，戴笠命令他带着四十多名强壮手下去“搬”，当然是悄悄地进行，打枪地不要。
沈醉晚年回忆，当时黄浦江上已经有了很多日本军舰，他们四十多个“搬运工”干掉了守卫仓库的日军（当时上海租界林立，不但有日军，连美军英军法军也有，他们荷枪实弹“守卫”自己的租界），用湿毛巾将锁环裹住，用钢锯锯断门锁，一口气搬出五六千支枪和大量弹药，装在三艘驳船后，躲过日舰的探照灯运了回来。
日军丢失了大量武器，当时还没有正式开战，他们也只能哑巴吃黄连——如果他们说自己一夜之间丢了五六千支枪，不但对上面无法交代，还会引起各国的声讨。
别动队有了人、有了钱、有了枪，在淞沪抗战中，就该他们大显身手了：二、三、五支队固守南市，第四支队驻守闸北，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正规军撤退的时候提供掩护并断后。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别动队这一万多人，除了杜月笙的帮会人员，就是工矿企业的工人，受过训练的也就是张发奎的一百五十多人和青浦、松江两个特训班的一千学员。
第四支队掩护主力部队从闸北撤往苏州河南岸，主力撤离后，他们与日军展开了逐街逐房的激烈巷战，全支队两千余人全部阵亡或被打散。
二、三、五支队大部五千多人配合五十五师固守南市、以掩护主力部队往浙皖边境撤退，据说这是别动队最有战斗力的一部了，沈醉告诉沈美娟：“这五千人中，有两千多人是戴笠的部下或特训班的青年学生，与日寇激战了三天三夜，大部队全部撤退，戴笠这才下令让第一、二支队转移到浦东去打游击。第三、五支队则化整为零进入法租界，戴笠命一部分人随周伟龙留在上海执行潜伏任务，另一部分人转往安徽祁门打游击，后改编为‘忠救军’。
万人别动队完成了历史使命，后世对他们的抗战之功自有评说，这支队伍组建之难、牺牲之大，读者诸君想必也有话要说：别动队上海抗战缺钱少枪，沈醉“拿”了日军五六千支枪，文强“收”了日谍二百多万元钱，如果当时老蒋的正规军也有戴笠的胆量和办法，战局是不是能更早一些扭转？对这支别动队的人员、经费和武器来源，您是不是也有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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