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如何评价孙中山的排满革命？|同盟会|清廷|马勇

说到辛亥革命，当然不能不说到孙中山。

如果没有孙中山数十年如一日鼓吹革命坚持革命，肯定就不会有辛亥革命；即便新军依然会发动起义，但肯定不是已经发生过的那个样子。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孙中山在一些媒体特别是网络上，具有越来越多的负面形象，这显然不是历史的真实。

孙中山最先找到中国问题的症结

根据一些网络上的看法，以为孙中山之所以走上革命，主要是因为孙中山1894年上书李鸿章受到了挫折，因而反满因而革命。这个说法虽然不能说是无稽之谈，但确实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

在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时候，清廷主导的洋务新政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洋务新政确实给中衰的清朝注入了一股活力，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但是，由于这场历时数十年的洋务新政坚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路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只愿意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不愿意学习西方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制度，因而洋务新政在取得骄人成就的同时，也潜伏着深刻危机。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孙中山中断了自己的专业，踏上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书李鸿章，提出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文本看，孙中山那时确实没有超越洋务新政的思想框架，他虽然意识到了洋务新政可能蕴涵着相当问题，但并不清晰问题的性质。然而经过北上拜谒李鸿章受挫，孙中山逐渐明朗了中国问题之所在。

孙中山在这次北上中，确实没有见到李鸿章，李鸿章确实在忙于中日战争的排兵布局，因为根据时间推算，孙中山来的时间确实有点不太巧，大约半个月后，中日两国就在朝鲜半岛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而李鸿章就是中国军方最主要的负责人。不过，李鸿章的门下对孙中山好像并没有过于冷谈，根据相关史料，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徐秋畦等人不止一次与孙中山见面，对于孙中山请求要办的事情，也根据李鸿章的指示予以办妥，由罗丰禄代孙中山向总理衙门领取了一本以农桑会的名义出国考察农业的护照。孙中山离开天津的时候，公平地说并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

离开天津后，孙中山和他的好友陆皓东一路观光考察经北京，至武汉，然后顺流而下到上海，从那里漂洋过海至檀香山。他此行目的，就是考察农业。

还在国内的时候，孙中山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中日战争的真实情形并不清楚。根据蒋梦麟的回忆录《西潮》记述，浙江农村到了1900年也就是甲午战争五六年之后还以为中国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小日本受到了大清国的严厉打击。孙中山在国内大约也应该是这样的认识，这是环境使然。

然而到了檀香山，不一样的舆论环境，使孙中山看到了中日战争的真相，清军在战场上一篑千里望风而逃，貌似强大的北洋海军不堪一击，这些真相一定给孙中山先前纯洁的思想一个巨大冲击，使他意识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是别的，就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整体性腐败和体制性腐败。所以他在当年11月发起成立兴中会，号召反清复汉，居然在很短时间就发展到二十多名华侨，甚至先前极端谨慎的孙眉也不再反对他这个弟弟从事这项危险事业，拿出一部分家产作为革命经费，所以说孙中山是最早意识到中国问题症结的人，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

孙中山的排满革命极大推动了历史进程

孙中山是一个坐而言起而行的革命家，自从他认清中国问题的症结后，他就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创办兴中会；第二年，1895年2月，孙中山又联络好友陈少白，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准备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

经过一番周密准备和部署，孙中山和早期参加革命的杨衢云、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陈少白等人在一个月的时间就发动了三千多名革命志士，定于1895年10月攻打广州，以期占领广州后，能够像洪秀全的太平军那样，挥师北上，逐鹿中原，乘着清廷在中日战争后的虚弱，一举将满洲人驱逐出中国，重建一个汉民族的国家，实现兴中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的政治理想。

1895年的广州起义当然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还没发动就失败了。两广总督谭钟麟在截获情报后提前下手，伺机抓捕孙中山等领袖。机智的孙中山在朋友的帮助下化妆出逃，经香港转赴日本，在那里剪掉清廷顺民标志的辫子，在思想和行为上与清廷彻底脱钩，划清界限。

广州起义的失败并没有使孙中山丧失革命的信心，反而使他意识到要推翻清廷重建一个新国家，将一个人的革命转化为全民族的觉醒，还需要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于是在海外流亡途中的孙中山开始注意在华侨中物色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准备与清廷进行长时期的殊死搏斗。

孙中山领导的暴力革命当然很快引起了清廷的注意。1896年秋，清廷密令驻英国公使馆秘密诱捕孙中山，不料聪明机智的孙中山在英国朋友康德黎的帮助下获得释放。伦敦蒙难使孙中山很快成为世界级的革命领袖。至1905年，随着中国革命条件的成熟，各个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筹组中国同盟会作为中国革命的统一领导机关，孙中山遂被参与同盟会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各个革命团体推举为领袖。

同盟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和他的战友就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战略和策略，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等政治路线，以及军政、训政和宪政等革命阶段等构想。而且，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的一个巨大不同，就是他始终不愿对清廷的政治改革抱有丝毫的幻想，他始终如一地坚持武装斗争暴力反抗，直至1911年春天的黄花岗起义，孙中山在十几年时间里发动了数十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极大震动了清廷，对清廷走上政治变革道路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促动作用。清廷在1906年启动君主立宪时有一个口号，说君主立宪有利于消弭革命，由此可见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对历史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

孙中山的妥协与原则

现在有一个说法流传颇广，说是1911年发生的中国革命，孙中山大多数时候并不在现场，言下之意，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关联不大。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对的。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确实再度海外流亡。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也确实没有很快赶回国内，他甚至在开始阶段并不认为武昌起义能够成功，因为湖北新军无论内部有多少革命党，其整体本质上毕竟是清廷体制内的力量，是大清国的柱石。

随着形势的发展，孙中山对武昌起义的认识在变化，很快他就听从国内同志的劝告，在为革命从事一些外交活动的同时，也抓紧时间赶回国内，这就为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注入了一个新的因素，使胶着的南北和谈获得了某种突破的可能性。1911年12月15日，孙中山抵达新加坡，他在那儿表示，他将很快前往上海组织临时政府，然后倾全力组织北伐，新政府的惟一妥协，就是清皇室完全退出中国政治及北京。孙中山的这个宣布为后来的政治解决提出了一个新思路。

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第二天拜访立宪党领袖人物赵凤昌，一场推心置腹的谈话使革命党人与立宪党人很快达成一致，这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至关重要。短短几天时间，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出任大总统，如果没有立宪党人的帮助，不可能如此顺利，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立宪党人参加这个临时政府，尽管许多人只是名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