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知识分子抛弃普遍价值是一种背叛|尼采|德雷福斯|景凯旋|民族主义|阿尔贝·加缪

景凯旋，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教授，是昆德拉文学的研究专家，东欧文学翻译家。著有《唐代文学考论》《被贬低的思想》，译有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玩笑》，克里玛的《布拉格精神》《我快乐的早晨》。

▲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1867年12月26日－1956年6月7日），法国哲学家、小说家、评论家；曾经获得得四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代表作《知识分子的背叛》。

知识分子抛弃普遍价值是一种背叛

文：景凯旋

知识分子应该是怎样的？

法国思想家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为其树立了一种完美的形象：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

但是现实生活，是不存在一个纯粹理性的人、一个抽象化的人，即班达那里的作为“知识分子”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背叛自己的完美形象其实是一种必然。

然而，班达真正要批判的是知识分子对自身精神使命的背叛，是他们对普遍真理和社会公义的抛却，更是对知识分子失去洞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忧惧。本文节选自《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的导读：

▌一本具有古典性质的书

《知识分子的背叛》是一本具有古典性质的书，给朱利安·班达的写作提供思想模式的是德雷福斯案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全书却几乎没有具体涉及这两个事件，而是采用纯粹的精神形式，谈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观念。

注：德雷福斯事件是一起对法国社会影响很大的冤案；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的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此后不久即真相大白，但当时的法国政府却坚持不愿承认错误，直到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判无罪。

▲当代描写剥夺军衔的画

这部书给人留下深久的印象，却仿佛不是那个时代的作者写的著作。当此书于 1927年出版时，它所坚持的普遍主义已经显得与时代严重隔阂，尽管它为班达赢得了名声，但却不会有人去认真思考他的观点，就像人们在谈论现实时不会再思考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康德的观点一样。

按照托尼·朱特的说法，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时代，班达坚持抽象的普遍价值，他对真理、正义和权利的阐释因而失去了独立的参考点，他反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激情，但就连他自己也没有做到这一点。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朱特显然会考虑到时代的因素，而班达恰恰对“时代”的概念非常淡漠，因为它抹平了永恒的真理和正义。

▌两个大时代的见证人

班达1867年出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是家庭中唯一的儿子，由于父亲去世，他21岁就继承了家业，但他的兴趣却不在此。

受到德雷福斯案件的影响，他在 30岁时开始写作生涯，参与公共领域的争论。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认为德雷福斯案件的争论双方都是出于情感主义，缺乏抽象的理性立场和绝对的道德价值。

1913年，班达的家庭企业倒闭，他从此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二战中，班达加入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躲在法国南部的卡尔卡松，为抵抗运动撰写秘密小册子。战后直到 1956年逝世，班达一直都没有脱离对实际政治的关怀。

他一生写了不少小说和论著，但最有名的还是《知识分子的背叛》。这部书表明，班达的政治热情只是限于观念世界，使班达显得不合时宜的原因正是他在此书中所谴责的特殊主义，即基于种族、民族或阶级的价值观。

班达的一生是在动荡中度过的，他既目睹过19世纪的帝国年代，也曾亲历了20世纪的极端年代，可以说是两个大时代的见证人。

▲朱利安·班达

像班达一样，许多 20世纪初的西方作家都对上个世纪充满眷念，他们的思想是在那个年代形成的，在凯恩斯、茨威格和马洛依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城市化、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和平、秩序与繁荣的时代，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乐观。

但进入20世纪，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界点上，他们却突然看到昨日的世界正在逐渐逝去。在进步的表象下，不同种族、民族和阶级的矛盾都在日益加深，无论是德国民族主义、法国君主主义还是苏维埃主义，都是以某个群体利益作为价值标准，提倡集体主义价值，而不是全人类的普遍价值。

随着德国崛起对原有世界格局的冲击，民族主义成为最主要的潮流。大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从前抽象的正义、真理、自由和独立的立场，与民众的激情结合在一起，走上通往权力之路。

用班达的话说，这是一个“政治的时代”，知识分子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激情。

班达在书中谴责了当时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如法国作家巴雷斯、贝玑、莫拉斯及外国作家邓南遮、吉卜林和詹姆斯等人。与从前的知识分子相比，这些作家大都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热衷于实际政治，强调自我民族的高度认同和文化优越性。对他们来说，“真理是由有用来决定的，正义是由环境来决定的”。

他们主张的道德是一种进化的道德、时代的道德、行动的道德或现实的道德。这种民族自豪感肇始于德国知识分子，费希特、黑格尔即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高贵的民族，并将自己民族的胜利看成是历史发展的最高结果。在法国，巴雷斯、莫拉斯等人同样极力鼓吹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使自己的国家强大。所有怀有政治激情的知识分子都宣称自己的主张符合进化的方向，并且毫不掩饰地反对民主。

这一切都与班达信奉的观念不符，在他看来，德雷福斯案件中就已表现出某种只适合法国的正义，这在孟德斯鸠的国家是一件新事物。为了抵抗各种特殊主义的价值观，班达在自由与民主的概念中强调个人主义的内涵，他引用法国作家勒南的话，认为它代表了苏格拉底以来所有思想家的主张：“人既不属于他的语言，也不属于他的种族；他只属于他自己，因为他是一个自由的存在，一个道德的存在。”

▌他们追求的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

阿伦特在二战后曾写道：“邪恶意志的问题将成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根本问题。”

然而事实是，西方知识界主流并没有把它当作根本问题，建立在超验维度上的“良知”早已成为一个过时的名词。人类依旧把自身当作崇拜物，多数知识分子仍然坚持认为，人不仅可以知道什么是正确，而且还会付诸施行，因而一个人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是值得的。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

班达不会这样认为，他对传统价值的维护意味着他相信只有上帝是无限的，而人的认知是有限的，因而遵从经验、传统和习惯就显得非常重要。

这种对人性的谦卑认识正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精义。班达由此触及到了现代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宗教衰退后的世俗化进程始终缺乏道德的形上根源，基于人的主观思维的世界图景无法建立起普遍、恒定的伦理，最终必然会导致道德虚无主义。

在此书的再版序言中，班达指出，超现实主义文学中仍然充满诺瓦利斯、荷尔德林，存在主义哲学中则是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思想已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今天已经很少会有人坚持全人类的普遍价值，更不用说相信在国家、民族或阶级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秩序。班达本人曾谴责萨特、马尔罗等人追求时尚的行动，对于任何超出自己时代的要求不屑一顾。在战后的法国知识界，像班达这样秉持道德主义，并与萨特等主流知识分子发生争论的法国作家，只有加缪和阿隆。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

加缪便曾指出，萨特的存在主义既否定必然性，又拒绝真理和正义的普适性，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虚无的表现。有意思的是，班达此书的再版序言写于1946年，而在同一年，加缪在与萨特、马尔罗和库斯勒的一次聚会中突然问道：

“你们不觉得我们都应对价值虚无负责吗？

假如我们公开宣称抛弃尼采主义、虚无主义和历史现实主义会怎样？

假如我们公开宣称犯了错，又会怎样？

假如我们承认世上有道德价值存在，我们应为确立、彰显道德价值而恪尽职守又将怎样？

难道你们不觉得，或许希望会从这里萌芽吗？”

的确，黑格尔、尼采以及海德格尔的哲学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假如他们的理论根本就错了，误导了世界，我们又该怎么办？

加缪的问题并非天真如斯，他意识到现代各种时尚的哲学都是赋予行动以意义，而归结到最后，就是在虚空中行动。但是，对于加缪的这一世纪之问，在场的人没有回答。许多知识分子同样也会付之一笑，就像他们认为班达的观点是反历史的一样。

当年此书出版后， T. S.艾略特便评价道，班达表达了一种值得称赞的理想主义，不过它也意味着思想与实践完全脱离，因而同样是一种浪漫主义。即使像托尼·朱特这样杰出的历史学家也秉持现实主义观念，并不赞赏班达的超验维度。事实上，对形而上的事物保持沉默，就意味着抛弃了普遍价值。

只有阿隆看到了班达此书的意义所在，他认为班达这部书描绘出了思想的世俗化，大多数知识分子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即为真理和公正的永恒价值服务，“如果背叛意味着抬高现世的地位和贬低永恒，那么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背叛者”。班达将知识分子抛弃普遍价值视作一种背叛，对于他的这一指控，没有比阿隆的感受更深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