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上海掀起了一股成立工会的风潮。1945年底上海工会仅有约40个，1946年底已达到356个，工会成员26万余人。各码头的大包工、二包工，甚至黑帮“三十六股党”的人纷纷加入其中，搅得乌烟瘴气，完全没起到为工人争取权益的作用。残酷的现实让码头工人大失所望，他们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登载在报纸上，向社会呼吁：
“上海港码头工人之工资，因在大包二包层层剥削之下终日辛苦，所得无几，此种包工剥削工人利益之事实，上海数百万市民，无人不知，而过去之码头工人皆被包工头目，把持操纵，工人哭诉无门，现请求各界人士，正义援助。”
一些工会领导者，也的确有心想要改善工人生活，他们数次向社会局投送函件，为码头工人请命：“窃查码头运输工人，肩驮、背负，工作最苦，工资最低，过去虽经数次调整工资，但加之甚少，转眼之间，依然痛苦……近数月以来，日用生活必需品，柴米油盐，无一不涨。未来如何难以逆料，以后码头工人生活愈感恐慌。”最后换来的，却是国民党社会局的无限与反复推脱。
◆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地区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港最多时共有码头工人8万余人，到上海解放时留在港内的尚有2. 8万人。上海是中外势力聚集的地方，上海港码头工人身受资本家、买办和包工头的三重剥削，货主在上海港装卸货物被收取了高额搬运费用，但实际搬运货物的码头工人收入却极其微薄。码头资本家是最大的食利者，坐收百分之七十五；买办紧随其后，取走百分之十五；余下的百分之十交给包工头，再由包工头向工人分发。包工头自然不会全额付给工人，他们收入的大头就是从这其中捞取而来。
码头工人与码头公司之间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码头公司将工作外包给买办，买办再分包给大包工头，层层下分至二包、三包。除了占总数四分之一左右的正式工，绝大部分码头工人都要在各码头游走，向包工头寻求工作。每天早晨7点钟，包工头在码头入口派发工作票，领到工票的人才能做一天工，领不到工票只好去下一个码头碰运气。跑了好几个码头还领不到票，这一天就没有收入。江海上的特殊情况导致码头工人工作非常不稳定，风向、洋流、潮汐等各种因素都会造成影响。有时没有船只装卸货，则正式工也没有工可做，有时大量船只因天气原因需要抢运，则成批招募临时工来赶工。
游走在各码头的临时工，被称为“野鸡工人”，他们只能到各码头去碰运气，哪里需要人手就去哪里做一天工，生活毫无保障。排队等工票的人大多也是他们。工作岗位供不应求，形成了庞大的卖方市场，码头资本家可以肆无忌惮地压低工人待遇而不愁无人干活。
上海港码头工人遭受的剥削最直接来自包工头。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物价飞涨，一时一变，货币贬值严重。包工头故意将工资从一天一结算改成几天一结算，工人到手的工资早已贬值，无形之中又被剥削了一部分。更有甚者，一天的工作完成发工资时，有的包工头抡起鞭子、棍子殴打工人，只要工人躲避时跑出码头区域，这一天的工就算白干了。换发工作票也是包工头经常玩弄的手段。有的码头工票是竹片做的签，比较结实；但有的码头工票就是豆腐块大的一张薄纸。包工头会突击换发工票，谁若是没有赶上换票，这一天工就算白做。即使挺过了换票这一关，若工人的工票被汗水打湿、字迹模糊，包工头就硬说工票是假的，工人这一天的工资就归他所有。
想要在一处码头长期工作的工人，还需要给包工头送“礼”。每逢年节或包工头家里婚丧嫁娶，都会逼着工人送“礼”。有一个包工头四十大寿做了三次，前一年“预祝”，第二年“正寿”，第三年“阳历岁数”，生了女儿竟然还要工人送“嫁妆”。巧立名目来榨取工人。
◆码头挑夫在加班工作
“把头，把头，吃人不吐骨头。”这是码头工人对封建包工制的血泪控诉。在码头工人流血流汗的背后，包工头们生活及其富裕，家缠万贯。正如老码头工人控诉：“包工头锦衣玉食，乘汽车，吃大菜，而工人住草房，吃粗食，用牛力，甚不平等如此，痛苦极矣。”码头工人迫切需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再当牛做马，这是他们投身工人运动的最大动力。
码头工人连续工作的时间很长，他们不像工厂那样集中劳动，到点上下班。码头资本家今天用这批人，明天可以用那批人，所以无所顾忌地要求码头工人连续二十四小时、三十六小时甚至四十八小时抢时间装卸，每五个小时才给半小时吃饭、休息时间。为了养家糊口，码头工人也不得不接受，因为可以多做几工，多领到一些工钱。
上海码头并不是没有大型港口机械，但码头资本家不愿使用机器，只愿意用人工，因为码头工人的工资比机器维护费用便宜许多。码头工人工作时要自带“三件宝”：棒杠、绳索、搭肩布，置办费用须工人自理。码头工人或抬、或扛、或背，将沉重的麻袋、木箱、铁板、煤炭等各种货物从船上卸下，生鲜鱼果等小件货物由野鸡工或老虎车工运送到各商铺贩售，棉、粮、大豆、钢铁等大宗商品还需要搬到二三层楼高的仓库堆栈码放。
在这种原始的工作方式中，码头工人的工伤事故时有发生。而工人受伤失去劳动能力后，包工头不会给予任何赔偿，而是派打手将伤者和前来讨说法的家属一并赶出码头。老码头工人们回忆过往，总是悲愤地说：“上压肩膀，下磨脚板。根根毛孔流血汗，码头处处鬼门关！”
上海港码头的工作中，危险最甚者莫过于“过山跳”和“螺丝跳”。“过山跳，颤悠悠，前脚斜，后脚扭，一脚踏空命便休。”在卸煤炭时，要将一尺多宽、一丈多长的跳板，一头架在船边，一头搁在高凳上，一块接一块，从船上延伸到煤场的“煤山”，工人称之为“过山跳”。三块跳板相连，称为“三级跳”，六七块相连，叫“六级跳”、“七级跳”，最多达“十级跳”，总长五六十米。码头工人挑着200多斤的煤箩，在两三米高的跳板上来回奔走，没有任何安全措施。雨天跳板积水湿滑，雪天结冰，寸步难行，风浪大时跳板还会随着船身摇来晃去，无比凶险。工人一步踏错，跌下跳板，非死即伤。为了生计，码头工人只得忍受危险，彼此鼓励，喊着号子在跳板上奔走。有的码头工人悲愤地将跳板称为奈何桥：“奈何桥啊奈何桥，扛着煤箩桥上跑，扛过桥来一块饼，扛不过桥命送掉！”
◆码头工人运煤，部分人还保留清朝的长辫
为了镇压工人反抗，很多码头都设有监牢，用来关押不听话的工人。地牢设在江边，整日寒风倒灌，冻入骨髓。码头工人一旦被关进地牢，不光饱受折磨，还要交齐罚款才能出去。而不去上工，没有积蓄的码头工人自然无钱缴纳罚款。这时包工头就强迫工人借债，欠款从工资里扣，待其刚出牢门，便逼迫其没日没夜地干活来还本付息，全然不顾工人的死活。据码头老工人回忆，在1946年到1947年的两年内，仅大来码头被关押的工人就达一百七十多人次。
“头戴开花帽，身穿八卦衣，脚踏金丝鞋”，这是旧上海港码头工人的写照。码头工人的微薄收入，使他们长期处在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下，哪里里会管衣服好坏。遮阳的破帽子且不提，码头工人身上往往只有一件衣服，冬天塞点破棉絮，夏天掏出棉絮当单衣。衣服上补丁螺补丁，时间久了，状若八卦图，戏称为“八卦衣”。鞋子就更珍贵了，稻草编的鞋，不上工时宁可光脚也不舍得穿，称为“金丝鞋”。即使这样保护，在码头工作的强度下，每双“金丝鞋”也只能穿一周到十天。有些余钱的时候，码头工人会买一双轮胎橡胶制底的布鞋，但也只能支撑不到一个月。
没有活干时，上海港码头工人的日常饮食多半是“六谷粥”，豆渣、烂菜皮混在一块煮成稀汤勉强度日。出门做工时，工人家属就要出门设法补贴家用，给当家人送一点杂粮和咸菜萝卜干来维持体力。挣扎在饿线上，停炊断顿是常有之事。吃上一顿粗米便是奢侈行为，只有连续几天有工可做才舍得吃。
住房就更不用想了。大上海十里洋场，寸土寸金，没有一片瓦属于码头工人。码头工作很难攒下积蓄，更谈不上结婚成家，半数的码头工人都是单身。原本有家眷的工人，若条件稍好，可以租住当地民房阁楼。租屋中往往三四家人共居一处，屋里床摞着床，只有一扇小窗通风，卫生环境恶劣一一而这已经算“上等”的生活了。大多数码头工人会选择住在棚户区，在河边、臭水沟边等无人管理的地方，把毛竹用火烤弯曲之后插在地上做框架，围盖几张草席，就是一个窝棚，工人称之为“滚地龙”。每个窝棚不到半人高，一家人挤在里面，白天把稻草填入纸箱当桌椅，晚上掏出稻草当床铺。窝棚里夏不避雨冬不避寒，逢大风雨草席被吹跑，一家人还要出去冒雨寻回草席来修复。
还有许多单身的码头工人窝棚都住不起，只好睡在露天，日日受到警察的驱赶、打骂。能遮风避雨的公共厕所就是抢手的地段，廊下、骑楼、仓库墙角、木材堆之间的空地，只要是背风和稍有遮盖的地方，都是码头工人的“家”，去早了能找块靠墙的地方呆着，去晚了就只好睡在马路边沿。若再逢连夜大雨，积水遍地，工人们连躺的地方都找不到，只好站等天亮。正所谓“青天当做屋，垫的是自己的脊梁骨。”
◆黄浦江边临时搭建的窝棚
码头工人还时常成为码头帮派争夺地盘的工具。在港口码头，工人依附于帮派讨生活，码头帮派的地盘意识浓厚，不同帮派争抢地盘大打出手是常事。包工头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时常带着工人去“打码头”。解放战争时期，上海港码头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上海沦陷后，一些包工头带着手下工人逃往内地躲避战火，日本投降后返回上海，发现自己的地盘已经被新的包工头带人占据了。地盘属于谁就成了无解的问题。老工人要工作，新工人也要工作，新老包工头谈判不成，就让码头工人们大打出手。例如太古码头新老包工头之争旷日持久，打架、绝食、申诉各种手段尽出，引得市长两次出面调停，犹暗斗不止。最后死伤的，依然是基层的码头工人。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获得自身的解放，是上海港码头工人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的主要动力。
然而，上海港码头工人于困境中从未放弃希望，他们比常人更加关注时事，心系国家。日本投降数月后，上海港码头工人便在《前线日报》上发出声音：“要求东北九省无条件重归我国版图”，否则“我们将一致不装卸他们的货品”，令人难以相信这是一群食不果腹的底层人士。不久后，《世界晨报》再次刊登了他们的宣言，并证实这是工人自发所为，并无政府引导。上海港是南北、中外消息汇聚之处，上海港码头工人拥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通畅的信息来源，只要有先进的组织去引导，他们便能发挥出无穷的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在没有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上海港码头工人也自发进行了许多斗争。例如自虹口顺泰至杨树浦的码头工人二千余人因基本生活无法维持，要求增加工资至每日折合白米一斗的数字，遭到资方拒绝。工人们愤而发动罢工，致使十余艘轮船滞留江面无法装卸，最终资方被迫答应增加日工资至一千八百元。再如，太古码头工人闻说码头公司大班自英国返回上海，派代表向其陈述过去八九年间所受之痛苦，恳请公司弥补以往损失、补助生活，遭大班一口回绝。而后第二天上午十点，太古码头千余工人集体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致使抵达太古码头的船只全部滞留。这一时期工人自发发动的斗争比党领导下的码头工人运动数量上多出很多。这些斗争或成功，或失败，但都没有触及核心问题，无法彻底改变工人的命运。
◆码头工人罢工爆发冲突
1947年5月，中共地下组织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命令公和祥码头党小组寻找时机发动一次罢工斗争。当时公和祥码头的工人工资是按照国民党政府公布的生活指数发放的，公布出的生活指数原本就低于生活必需品价格，公和祥公司发放工资又比指数公布再迟上好几天。在物价飞涨、一日几增的情况下，大班和买办故意拖延发工资以便从中牟利，致使工人生活陷入绝境，其中又以堆装工人和水手最为悲惨。经过公和祥码头党小组张舜臣、刘少卿、许孔珊等人研究讨论，决定以此为借口，以堆装工人和水手为突破口，发动工友们进行罢工斗争。
在党员们的秘密发动下，公和祥码头的堆装工人和水手发动罢工，要求与资方谈判。包工头和码头看更嗤之以鼻，勒令工人马上复工。罢工工人愤怒之下赶跑了包工头等人，并将洋大班和买办的办公楼团团围住，抗议拖欠工人工资。码头公司无计可施，只好派人与工人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工人们向公和祥码头公司开出两个条件：一，按时发放工资；二，每人每月津贴白米四斗。码头公司最初还想采用拖延的办法，大班推脱无法做主，要找买办才能决定；买办找借口避而不见，想要让谈判流产，意图使罢工不了了之。公和祥码头党小组成员们戳穿了码头公司的把戏，决定扩大罢工范围，以向资方施压。在地下党员和先进工人们的积极联络下，第二天，公和祥码头的堆装工人、轮装工人、海员、水手和码头公司低级职员纷纷加入罢工行列，使公和祥码头的堆装、轮装、船泊带缆解缆工作全部陷入停滞，入港船只全部滞留港口。货主提不到货，轮船无法开船，纷纷向公和祥码头公司抗议，要求赔偿一切损失。经过七天僵持后，公和祥码头公司迫于压力不得不妥协，答应工人的条件：立刻发还拖欠工人的工资，承诺以后工资按日发放，并给予每位工人每月四斗米的补贴，以保障工人基本生活。
◆国民党军对上海工人进行盘查
公和祥码头工人罢工斗争取得胜利，新成立的公和祥码头党小组立了功，党员们开始得到锻炼，提升了工作经验。不久的将来，历史会将更大的重任交给他们。
此后在党组织的带领下，上海码头工人各种反抗斗争不断。 党组织在上海港各大码头发动工友进行斗争的同时又融入工友之间，让国民党难以察觉，从而完成了任务，保护了自身安全。但必须注意的是，“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在上海港的每次斗争，都要打着为工人谋福利的名号。而斗争结果，必须要为工友们争取到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让工人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才能得到群众长久的支持。党领导下的大来码头、公和祥码头、招商局码头、虫江码头罢工斗争，最后都以增加工人工资为结束，护港护产斗争也以保住工人的工作岗位，使工人获得实际利益为结局。
自1948年11月上海航运支部建立起，上海港码头工人运动进入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即进行护港护产、迎接上海港解放的阶段。在航运支部的领导下，上海港各码头的地下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纷纷在各自岗位上进行反劫运、反破坏斗争，尽力保护码头仓库物资不受损失。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上海港各码头建立起了有组织的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接管了各处码头仓库及其存储物资，直到解放军到来并完成交接，上海港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改变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谋求自身的解放，上海港码头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是他们必然的选择。新中国的建立，上海的解放，也有上海港码头工人的一份功劳。
◆解放军进入上海后对百姓秋毫无犯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港码头工人运动的开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上海港码头的党组织在抗战胜利后从瘫痪到恢复，又从遭到挫折再到重振，与之同步的上海港码头工人运动也是跌宕起伏。上海港码头工人在不断地压迫中齐心协力，和全国人民一起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最后终于迎来了解放军的到来。在党的领导下，上海港码头工人翻身做了主人，他们也开始了新中国上海港建设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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