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胡适之先生
作者：周一良
说明：本文取自《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
周一良
我最早知道胡适之先生，是十六、七岁时读了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我家居天津，长期在私塾里攻读《四书》、《五经》。那时上海有一家用邮递方式出借五四以来新书籍的图书馆，我从那里借到此书。读了以后，感到既平易，又清新，似乎赋予了自己熟悉的那些古书以新的意义和生命。后来一位表兄来自上海，送我一本当时新出版的胡先生选的《词选》。这本紫红色硬封面的小书，启发了我对长短句的爱好，以后长久留在手边。
第一次见到胡适之先生，是30年代前期，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大约是1933或1934年，我到北平城里协和医学院的礼堂听他讲演。内容已经不记得，好像是用英文，但他当时的一件小事给了我深刻印象，也给了我长远影响。胡先生身穿长袍，头戴呢帽，上台一站，摘下呢帽，不是放在面前的桌上，而是随手扔在桌旁地板上。我当时非常诧异。因为我的老师邓文如先生（之诚）总是戴一顶有红结的瓜皮小帽（他常说，这就是明朝人所谓的“六合一统帽”）。走上讲堂，摘下帽子，一定是放在面前的讲桌上。我看到胡先生这种做法，心想大约是西方绅士的教养，可能为了表示对于听众的尊敬吧？从此以后几十年来，我每遇到这样场合，总是按照胡先生的办法处理，自己觉得还是颇为得体的。由此可见，当年长者的一举一动，对于青年学生都会有影响，虽然多年之后始终没想到和胡先生谈起这件事。
第一次和胡适之先生谈话，大约是又过十年以后了。40年代前期，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担任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为了中国留学生服兵役事，中国留学生向中国政府有所建议。我被推为同学代表，到华盛顿去见了当时任大使的胡先生，和任特使的宋子文。谈话情况及内容早已忘记。但二十多年之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大学大礼堂批判斗争我的大会上，因为我这次去见了宋子文，而给我加上了“宋子文亲信”一条“罪状”！
我与胡适之先生谈学术，是在他大使卸任后到哈佛大学短期讲学时，我当时在那里作日文教员。胡先生住在剑桥的旅馆里，但在赵元任先生家吃中国饭。我听过几堂课，常在赵家碰到，有时去旅馆拜见。记得他那时研究《易林》作者问题，谈起来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他所引证的句子，如“蚁封穴户，大雨将集”之类，我至今还有印象。我的感觉是，他很会把颇为枯燥的内容讲得通俗易懂，引人入胜。读过他的《四十自述》的人都知道，他在童年即已擅长讲故事，看来他把讲故事的本领带到考据之学的领域里来了。关于胡适之先生所谓的“考据癖”，我认为根源在于知识分子的求知欲，曾有论考据与推理小说一篇小文涉及（载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日本学》第一辑），这里不赘述。由此也想到胡先生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两句话后来受到种种无理非难与批判，其实本属至理名言，是作学问必经的步骤。犹如把对学生的教学比作应当给猎人一杆猎枪而不是给一袋干粮一样，都是真理而被错误地荒谬地批判。胡先生这两句话，近来已有人为之“平反”，恢复名誉了。
在剑桥时，曾请胡先生书扇，另一面是抗战前在南京时张政烺先生所写篆书，不幸在文革大灾难中化为灰烬。只记得胡先生写的是辛弃疾的词，末二句是：“醉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他似乎颇喜稼轩此词，我后来在别处也看到他写的这一首。1945年4月12日，我们夫妇请胡先生和赵元任先生与杨步伟师母来家吃饭，恰恰传来罗斯福总统逝世消息。可惜现在记不起当时胡先生对罗斯福有什么评论，而赵先生却在我们的纪念册上写下：“今天罗斯福总统”下面画了一段大约是哀乐的乐谱。赵先生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悲伤。
胡先生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曾约我到北大任教。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接受，但仍到北大兼课，讲日本史。当时班上一位历史系四年级学生，日文很好，提出要到清华作研究生，搞日本史。我辞以清华大学的日本史专家王信忠教授尚未回来，我自己日本史造诣不够，无指导资格。后来这位同学进了考古研究所，成为出色的考古学家，即夏鼐教授的接班人王仲殊先生。而王信忠教授也始终未回清华，听说放弃了“冷板凳”，在日本面团团作富家翁矣。多年之后，我深幸当初有自知之明，没有误人子弟，同时也不得不慨叹人生变幻，难于预测。胡先生回国后一度据云要出访日本，我心慕杨守敬其人其事，于是向胡先生毛遂自荐，作他的随员。蒙胡先生同意，但他后未成行。我则等到1973年才有机会东渡扶桑，距离我开始学日语已经几乎半个世纪了。
胡适之先生倾注几十年精力，研究《水经注》赵戴公案。我虽喜欢南北朝史，对他所钻研的赵戴公案，却毫无兴趣。我父亲叔弢先生是藏书家，不搞学术，但一向热心从藏书方面为学者提供资料。他听说胡先生研究赵戴《水经注》问题，命我把他所藏一册写本《水经》本文送给胡先生。后来胡先生考订，这是根据戴震整理的本文钞写的。又如我的老师洪煨莲先生（业）研究刘知几《史通》，准备勒成定本，父亲便把一部旧版《史通》交我转赠洪先生参考。洪先生生前把留在北京的藏书捐给中央民族学院，特别嘱咐代他处理的王钟翰先生，把这部《史通》还给我，而我早已忘记了此事。1948年我写过一篇《牟子理惑论时代考》，就正于胡先生。他写了长信讨论。后来我在《燕京学报》发表此文，附载了胡先生的讨论函。1963年结集论著，收《牟子》文而删除了胡函（参看拙作《我的我的前半生》中［新史讳举例］条，载台湾《千秋评论》第一百期）。近来思想认识有所提高，决心如再印文集，一定要再收入胡适之先生这封信。这些有关学术的活动，昔人所谓“翰墨因缘”，本不应受政治影响也。（此信收入《胡适手稿》第八集，题为“从牟子理惑论推论佛教初入中国的史迹——与友人书的一段”。）
50年代中期，“批判胡适唯心史观运动”中，我曾写过文章，作过报告，参加了批判。现在回想：第一，当时确实是诚心诚意，认为自己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改造思想。“不破不立”，应当根据自己理解进行批判，即使是过去所敬重的人。第二，确实认为，历史长河从总的看，从大处看，从长远看，应当是有规律可循的，是有其必然性的。但另一方面，历史上千百年来的人和事千变万化，又有无数偶然性，是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规律来解释的。因此，历史的进程是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地相互作用而发展的。这个看法，我今天仍然相信其能够成立。话又说回来，胡先生说，历史犹如十七、八岁女孩子，任人涂脂抹粉加以打扮；或如一百个大钱，任人随意摆布。这些话，今天看来，也并非全无道理。世界上多少伪造的历史，包括伪造的当代历史，不就是这样写成的吗？古今中外胜利者所写历史，都逃不脱胡先生所指出的现象，此秉笔直书的董狐南史之所以可贵也！
1989年访问普林斯顿大学，听中央研究院来美的先生们说，胡适之先生之所以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因为当时形势下如果他不出山，院长之位将落在某人身上，“后果不堪设想”。又听说，他在酒会上讲话中，谈到自己被“围剿”，因而犯了心脏病。听了这些之后，我深深感到，胡先生仍是30年代的胡适之，政治上、学术上自由主义者，始终未变。我相信，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他是一座永远推不倒的丰碑。
1990年5月16日写成于布朗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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