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北朝史上，刘裕被认为是开辟这个时代的英雄人物。他的雄才大略受到很多历史学家的推崇，在后世文人的很多诗篇中他都成为英雄人物的代表。刘裕征战一生南北经历过战争无数，立下了赫赫战功，建立了南朝刘宋的半壁江山。在这些战争中，刘裕剿灭卢循徐道覆叛乱是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也是他彻底掌控东晋朝廷军政大权的开始。然而在此过程中，刘裕在战争形势上却居于劣势，甚至面临了卢循徐道覆十万大军围攻建康的危险局面。但是他却逆转战争形势，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让人感到惊叹不已。
后世有很多文人对刘裕的一生进行研究，对其每一场战争都有各种不同的结论。在关于刘裕平定卢循徐道覆之乱的讨论中，人们对刘裕胜利和卢循徐道覆的失败得出了各种不同的结论。有的人认为是刘裕军事能力卓越，才能在以寡敌众的战争中逆袭。也有人认为是卢循进攻不坚决，没有听从徐道覆的建议，在刘裕立足未稳时发动攻击，由此产生的战略失误才导致了他们的失败。可是在认真地研究那段史料后发现，这两种说法其实是文人们一厢情愿的看法。卢循徐道覆的失败，其根本原因反而是是卢循听从了徐道覆建议而留下的大患。
刘裕的军事能力固然是卓越的，但是在剿灭卢循徐道覆叛军的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太强的战略战术。可以说这场战争是中规中矩的战争，该防守的时候防守，该反击的时候反击。只要领兵将领没有犯错，卢循徐道覆取胜的可能性就不高。即便是卢循听从徐道覆的建议，趁着刘裕在建康立足不稳时发动攻击，抢占战争的先手，也几乎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最夺给刘裕带来一些麻烦而已。世人评价这场战争，总是先考虑到建康城内外悬殊的兵力对比，却忽略了刘裕正在南下的精锐部队和卢循徐道覆北上过程中留下的隐患。
卢循徐道覆之乱是东晋末年最重要的叛乱之一，也是消耗东晋王朝元气最距离的内部动乱。这场动乱是孙恩五斗米道动乱的延续，是五斗米道的残余势力趁着刘裕北上讨伐南燕，趁着东晋都城建康兵力空虚的机会发动的叛乱。孙恩和卢循都是北方官宦世家的子弟，卢循更是出身大名鼎鼎的范阳卢氏，是孙恩的妹夫。由于西晋灭亡和五胡乱华，大量的北方士族门阀南下，在东晋与本地士族门阀产生了利益上的冲突。孙恩家族历代信奉五斗米道，便以此为基础拉拢了大量东晋社会中下层的平民，发动了攻打东晋东南沿海的动乱。
孙恩的动乱最终被刘裕率领的北府兵所败，孙恩被逼投海自尽，卢循和徐道覆带着残部逃到了南粤。由于桓玄之乱刚被平底锅内，东晋朝廷内部不稳，便没有出兵剿灭卢循和徐道覆等残部，便招安了这些叛军。卢循被封为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他的姐夫徐道覆被封为始兴相。此后刘裕抓住北方后秦陷入内乱，南燕新皇帝慕容超执政混乱的时机出兵北上，一举消灭了南燕，夺取了大量北方的领土。在此过程中刘裕带走了自己在东晋首都建康的精锐，使得建康兵力空虚，给卢循徐道覆再度发动叛乱留下了机会。
卢循徐道覆发动叛乱的时候正是刘裕平南燕战争发展到尾声时，此时北方大战还没结束，建康兵力空虚，正是发动叛乱的好几回。卢循徐道覆也知道刘裕不会放过他们，所以敢在刘裕返回建康前动手，打了东晋一个措手不及。当时叛军从南粤出发兵分两路，一路上势如破竹，东晋在南方的军队接连战败。东晋安成公、镇南将军何无忌，荆州刺史刘道规败阵于长沙，这让叛军长驱直入，兵临南方重镇江陵。东晋朝廷派于刘裕齐名的刘毅带兵南下阻挡叛军，结果在桑落州被叛军打得打败，只有几百名部属随他逃回建康。
在北上的过程中叛军势如破竹，势力也得到了飞速膨胀。据说叛军到达江宁时已经是战船遮天蔽日，军队达到十万之众。而当时建康只有不到一万的守军，不仅实力相差悬殊，而且是人心惶惶。刘裕得到这个消息时刘毅已经出兵南下，他顾不得收拾刚刚平定南燕的残局，率领亲卫部队火速南下。
为了稳定朝廷大局，他只带数十卫士“单船过江，径至京口”直达，稳定了建康周边人心惶惶的不利形势。这个时候东晋朝廷和叛军内部都发生了争执，也改变的战争的走向。东晋内部有着关于皇帝是否渡江北逃的争论，而叛军则在讨论是否趁着刘裕回军立足未稳，抢下攻打建康。
经过一番争论后，刘裕力排众议坚持在建康固守待援，同时加急召唤北方讨伐南燕的军队回援。而卢循则拒绝了徐道覆抢先攻打建康的建议，打算屯兵建康城外等建康出现乱局后再发动攻击。卢循的迟疑给了刘裕充分准备防御的时间，也成了叛军由攻转守的开始。由于错过有利战机，让刘裕顺利站稳脚跟，使得叛军久攻建康不下。再加上刘裕的北方精锐陆续回援，使得双方实力逐渐反转。等到刘裕的实力压过叛军时，卢循才开始撤退大军，打算到江陵固守。然后刘裕率领大军南下围剿叛军，卢循和徐道覆先后战败身亡。
后人总结这场战争刘裕逆袭胜利，卢循徐道覆十万大军攻建康失败的原因，被认为是卢循没有趁着刘裕回军立足不稳的机会发动强攻，一举拿下建康，就能取得战争胜利。实际从当时历史环境来看，这种说法是非常牵强的。除了出这个主意的徐道覆如此认为，其他人并没有在这方面提出支持的态度。从这整个战争形势的变化来看，卢循和徐道覆的失败在他们北上时已经留下大患。只是徐道覆并没意识到这个大患，卢循虽然在击败刘毅后意识到这个问题，却没有坚持就地固守江陵的策略，最终导致了叛军冒进而被刘裕逆袭击败的结局。
如果按照徐道覆的建议抢先攻打建康，那结果会是什么呢？从当时的战争形势上推断，叛军的十万之众打下建康是没问题的，但是却不能消灭东晋的有生力量。东晋的精锐都被刘裕带领北上讨伐南燕了，当时建康只有不到一万的守卫军队，加上刘裕带回的数千亲卫部队。就这一万多人，即便刘裕的亲卫是北府军精锐，也不可能和叛军十万之众正面抗衡。在这种形势下，刘裕绝不会选择固守建康，而是让军队带着自己和皇帝过江北撤，和南下支援的精锐军队会合。而这些军队都是北府军精锐，兵力近十万，士气和战斗力不是叛军可比。
照此发展，叛军虽然得到了建康，却没有办法消灭刘裕和东晋的有生力量。这些叛军都是卢循和徐道覆北上过程中仓促发展的，真正的精锐非常有限，大多都是乌合之众。他们打顺风仗还行，面对北府军精锐只有一触即溃的份。而且这些叛军老巢远在南粤，沿途并没有发展自己的根据地，后勤补给全靠以战养战。实际上在围攻建康时，他们已经出现了后勤短缺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与士气高昂的北府军精锐硬碰硬，叛军除了失败没有别的可能。所以徐道覆的抢先攻占建康，只能给东晋造成点麻烦，而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从历史和军事角度看，决定这场战争走向的实际上是北府军的实力和叛军的军事决策。北府军是东晋最精锐的军队，也是南北朝最精锐的军队之一。从淝水之战开始，这支军队就几乎处于不败的境地，所以在实际实力上叛军并不占优。叛军虽然裹挟十万之众，但大多数是刚放下锄头的农民，或者是各地的溃军和山贼地痞。这些乌合之众根本不可能和处于职业军人阶段的北府兵作战，所以硬碰硬的结局早已注定。而从叛军在发展过程中战争决策来看，徐道覆犯了重大的错误，而卢循明知这个错误，却没有坚决及时纠正。
叛军从南粤出发北上，千里迢迢，这后勤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虽然势如破竹的战局使得他们能够以战养战，就地抢夺后勤物资，但得到的非常有限。尤其是军队膨胀到十万之众后，没有后勤基地的弊端顿时暴露出来。由于发展太快，叛军在南粤到建康的途中并没有根据地，他们取得了胜仗，却没有占据有利的地形和城市，使得叛军根基非常薄弱。在打顺风仗时这些弊端被徐道覆忽略了，可被刘裕逆袭时这些弊端就暴露出来。缺乏补给，没有立足之本，被沿途的东晋军队围攻消耗，如此情况下叛军能坚持几时？
在大胜刘毅后，卢循曾提出就地在江陵和荆州发展势力，与东晋朝廷划江而治。这本是很好的策略，既可以暂时解决日益严重的后勤问题，也可以精炼军队占据有有利地势，清除周边的东晋军队，减少军事压力。而此时刘裕大军还没有回归，建康周边乱成一团。如果叛军能抓住这个时机稳固根基，切断长江上游输送到建康的补给，就地利用地理优势打消耗战，自保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再不济有准备的面对北府兵，总比在建康城外仓促应战要强。而且也不会被北府兵追着身后碾压，造成一促即溃的战局。
综上所述，刘裕的胜利是理所当然的，而叛军的失败是自找的。卢循明知根基不稳是兵家之大计，却也没有坚持自己的策略，而是跟着被眼前胜利冲昏头脑的徐道覆北上，最终走向了灭亡。由于在回撤途中被周边的东晋军队围攻，使得叛军连回到老巢的机会都没有。反而是刘裕派军队从海路攻打番禺城，切断了叛军的后路，使得卢循苦心经营的根基被连根拔起。从这些角度看，卢循的失败不是在于没有听徐道覆的话，而是太听徐道覆的话。如果早在荆州占据要地固守，战争的形势将会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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