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初，正值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洛阳八路军办事处突然传来一个震惊的消息：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叛变了！
这个曾经为共产党工作、参与抗战的关键人物，在最关键的时刻选择背叛，秘密投靠了国民党的军统头目戴笠。
随着袁晓轩的背叛，他掌握的大量机密也落入敌手，八路军的地下组织遭受了重大打击，多名同志因此被捕。
袁晓轩在戴笠手下又做了些什么？而最终，他的结局又会是怎样的呢？
国共关系紧张背景下的人事变动
1941年12月，抗日战争已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
国共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也愈加微妙。
1941年末，蒋介石对第一战区的司令长官卫立煌的表现不甚满意。
卫立煌虽然曾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不少贡献，但他和共产党的关系非常亲近，蒋介石决定撤掉卫立煌的司令长官职务，并且由蒋鼎文接替他的位置。
作为蒋介石的亲信之一，蒋鼎文接手第一战区后，他加强了对八路军的防范，严格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确保在战场上维持国民党军队的主导地位。
1942年初，随着国共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洛阳八路军办事处的处境变得异常危险。
此时，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已然成为国民党方面的重点监控目标，尤其是在洛阳这样战略位置重要的城市，国民党的特务活动十分频繁。
为了应对复杂局势，办事处在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后，决定从洛阳撤退。
撤退计划经过多次讨论与修改，力求安全隐蔽，以确保同志们能够安全离开敌占区。
袁晓轩作为办事处的重要负责人，掌握着大量的机密信息，他的突然叛变给八路军办事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当时，办事处的同志们并未察觉到袁晓轩的异动，仍然按照原定计划进行撤退准备。
而袁晓轩却暗中与国民党特务取得了联系，将撤退路线和相关信息透露给了国民党的军统部门。
撤退的那一天，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分批按照袁晓轩安排的路线秘密行动，向外撤离。
起初，一切看似顺利，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大家都以为这次撤退会如预期般顺利进行。
然而，当他们抵达孟津县时，早已埋伏在此的国民党特务迅速出动，将撤退的队伍团团包围。
特务们全副武装，行动果断，很快控制了大部分撤退人员。
除了极少数人侥幸逃脱外，几乎所有人都被捕，其中包括多位重要的八路军办事处成员。
这次伏击是经过周密策划的结果，国民党特务几乎没有给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留下任何反应的机会。
特务们迅速展开审讯，试图从被捕人员中获取更多关于八路军在洛阳地区活动的情报。
然而，由于大部分同志都保持了极高的警惕性，未能让敌人轻易得逞。
地下工作的挑战
袁晓轩的叛变给地下组织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多个同志的身份暴露，行动陷入困境。
尽管如此，组织并没有放弃努力，仍在寻找各种方法来应对这一突发的危机。
由于袁晓轩长期在地下工作，他的反侦察能力极强，加之他深知叛变的后果，因此表现得非常谨慎，没有立即显露出任何破绽。
在这个过程中，同乡高崇民对袁晓轩的叛变格外感到遗憾。
两人曾在地下工作中并肩作战，高崇民对袁的能力和忠诚曾有过高度的信任。
如今看到袁晓轩投敌，出卖组织，他感到非常痛心。
高崇民几次在与同志们的私下交谈中提到，想要亲自找到袁晓轩，和他面对面谈一谈，试图了解他的真实想法，并看看是否还有挽回的余地。
然而，高崇民的这一想法在当时看来并不现实。
此时的袁晓轩，已经彻底投靠了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完全投入到对抗共产党的活动中。
戴笠作为军统的领导人，手段毒辣，对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和渗透。
袁晓轩在加入军统后，他利用这些信息，积极协助国民党特务机关追捕曾经的同志，并参与策划了一系列针对八路军办事处和其他地下组织的行动。
这让地下组织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不少同志因为他的出卖而被捕，整个区域的抗日活动受到重创。
高崇民的坚持与营救
在袁晓轩的监视下，高崇民的日常行动变得格外困难。
自从袁晓轩叛变后，他就被特务部门列为重点监控对象，被软禁在重庆，无法自由行动。
尽管如此，高崇民并没有停止革命的脚步。
在重庆期间，高崇民加入了“民主革命同盟”，这个组织聚集了众多有志于抗日和推进民主改革的知识分子和社会人士。
特别是《反攻》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他几乎全程负责，亲自审核每一期的内容。
《反攻》杂志是当时重庆宣传抗日的重要刊物之一，高崇民通过这个平台，向外界传播共产党的抗日立场，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的态度。
他多次借此机会，号召社会各界共同抗日，反对妥协投降。
然而，袁晓轩对高崇民的监视一直未曾松懈。
由于曾是同乡，袁晓轩对高崇民的背景、性格以及工作习惯了如指掌，这也让他在监视和限制高崇民的活动上显得更加有针对性。
尽管如此，高崇民在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始终设法避开了特务的耳目，继续坚持革命工作。
八路军办事处也在一直密切关注着高崇民的处境，寻求机会帮助他脱困。
时间到了194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八路军办事处终于为高崇民策划了一次精密的逃脱行动。
经过多次讨论和精心准备，组织决定让高崇民化名“张友渔”，以一名同志的家属身份秘密撤离重庆。
这个计划非常隐秘，只有少数几位信得过的同志知情，连高崇民身边的很多同事也被蒙在鼓里。
行动当天，高崇民按照预定计划装扮成普通市民，穿着极为朴素，混入了普通百姓的行列中。
他身边陪同的是一位假扮成他亲属的同志，他们以探亲的名义，悄悄来到码头，准备登船。
这艘船是开往美国的货轮，由于当时重庆仍有一些国际航线开通，八路军办事处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成功为高崇民安排了出逃。
登船过程十分紧张，码头上有很多来往的国民党特务，袁晓轩手下的军统特务更是时刻监视着进出重庆的重要人物。
为了避免引起怀疑，高崇民和那位同志一直保持低调，尽量避免与他人接触。幸运的是，由于身份伪装得非常成功，他们顺利通过了检查站，最终登上了货轮。
船启航后，八路军办事处的人才稍稍松了一口气，但整个行动依然处于保密状态，外界对此毫不知情。
高崇民在船上休整了几天后，随着货轮驶离中国，他终于彻底脱离了国民党的控制。
袁晓轩在事后得知此事时，已为时已晚。
尽管他曾多次加强对高崇民的监视，但并没有意识到这次逃亡计划的进行。
等到袁晓轩亲自带人前往高崇民的住处时，那里已经人去楼空，房间内的物品也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袁晓轩立即向戴笠汇报了这一消息，戴笠对此极为愤怒，认为这是袁晓轩的失职，未能及时察觉到高崇民的动向。这次失误让袁晓轩在戴笠面前失去了不少信任。
袁晓轩的结局
袁晓轩的叛变在抗战结束后的几年里逐渐被揭露出来。
他出卖的80多位地下党员，许多人在国民党军统的追捕中被捕、牺牲，给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地下工作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抗战胜利后，中国进入了国共内战时期。
在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试图通过各种手段继续打压共产党和其地下组织，而袁晓轩仍然活跃在军统的情报网络中。
但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解放军逐渐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
国共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到了1948年，解放军的势力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攻，国民党的统治开始逐步崩溃。
由于他曾经犯下的叛变罪行，以及他在戴笠手下长期充当军统线人的身份，袁晓轩逐渐失去了他原先的地位。
特别是在1946年戴笠去世后，军统内部的权力斗争让袁晓轩陷入了困境。
尤其是因为他曾在高崇民逃离重庆一事上失职，未能阻止高崇民的出逃。
虽然当时戴笠已不在人世，但军统内部仍对他有着很大的不满。
1948年，随着解放军在各大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周恩来亲自下令，要求迅速缉拿像袁晓轩这样的叛徒。
袁晓轩知道自己早已成为共产党的追捕目标，他从重庆辗转多地，试图寻找安全的避难所。
然而，随着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全面失败，他的躲藏越来越困难。
1949年初，随着东北解放军的胜利推进，国民党在东北的力量迅速崩溃。
袁晓轩在营口试图逃往台湾时，被解放军成功捕获。
被捕后，袁晓轩的罪行被彻底曝光。
中共方面对他在抗战期间的叛变行为进行了详细调查，揭示了他在战争期间出卖情报、出卖同志的种种行径。
经过审判，他被判处重刑，关押入狱。
袁晓轩的入狱标志着他叛变生涯的终结。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他一直被关押在监狱中，度过了他生命中最灰暗的时光。
1983年，袁晓轩被释放，那时的他已是垂暮之年。
经过长达数十年的牢狱生活，曾经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呼风唤雨的他，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权力和地位。
释放后，袁晓轩返回了陕西泾阳，这里是他的故乡，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
同年，他在泾阳病逝。
参考资料：[1]黄金生.袁晓轩 统战岗位上的变节者[J].国家人文历史,2015,0(3):6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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