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讳盗诬良”的问题，看清朝制度的漏洞|县官|地方官|大清律例|清朝|胡氏|讳盗诬良

题记：鸡犬不收户不闭，休哉此风诚至治。或驾单车贼垒清，或缝彩线渠魁毙。能使桴鼓长不惊，汉家京兆称能吏。不闻上避考功法，闻雷掩耳成壅蔽。年来水旱多穷民，荒村鸡黍无宁岁。老翁匍匐诉县官，未语吞声先出涕。县官无端怒且嗔，案头老吏识官意。区区为尔稻粱谋，谁肯明廷干吏议。吁嗟老翁夫岂愚，翻然摇手向官吏。昨夜荒村犬不吠，老翁抱孙且酣睡。——清·张英《鸡犬·诫讳盗也》

这首清人张英所写的诗，描写了在清朝很可能每天都发生的的事情，面对着老翁伏地哭诉，县官表现的相当冷漠，不但对他被盗的遭遇无动于衷，反而无端愤怒。案头老吏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暗示老翁区区小事，不足以连累县官。此时老翁幡然醒悟，改口称“昨夜荒村犬不吠，老翁抱孙且酣睡。”故事到了这里戛然而止，却已经将题意点明了，那就是我们本文所要说的“讳盗诬良”。

从盗贼案变成谋杀案

张集馨是清朝道光年间的一个名宦，他在担任四川按察使的时候遇到遂宁县知县徐钧报告，说本县有一蒋姓男子，被他十八岁的妻子胡氏与十七岁的妹妹合谋捏伤睾丸致死，并假报盗贼案。徐钧在上报的文书中称，蒋某患有痨病，其妻欲害夫而改嫁，其妹欲害兄而独吞家产，所以合谋杀死蒋姓男子。

按照本朝律法，妻子杀丈夫、妹妹杀哥哥都是要凌迟的重罪。所以对于这样一件骇人听闻的大案，张集馨觉得难以置信，便将犯人提解到省后亲自审讯，张集馨见二人都是纤弱女子，不像是穷凶极恶之人，再问二人为何杀人，二女都说是受刑后不得不按照书吏所言招供。

于是张集馨严审验尸的仵作，仵作承认蒋某睾丸本来无伤，遂宁县的张师爷怕验尸单上填写死者全身无伤会导致上司驳查，所以让仵作捏报睾丸重伤致死。张集馨又替蒋某的相邻亲友仔细查问，结果真相浮出了水面。

张集馨与《道咸宦海见闻录》

其实这个案件并不复杂，蒋某身患痨病，常年卧床，走几步路都要停下休息。在案发当夜，蒋某与妻子胡氏赤身在床上沉睡，胡氏在睡梦中忽然听见丈夫蒋某大喊一声，滚下了床。胡氏连忙想要披衣而起，却找不到自己的衣服。这时看到有光从屋内墙根处透了进来，胡氏一边惊呼有盗贼，一边赶到小姑房中借衣服。

此时胡氏的呼喊，不仅厢屋居住的王氏母子曾听到，后院居住的蒋家叔婶也听见了。叔婶随后持灯前来，照见胡氏屋内墙根有洞，衣物被褥尽失，本来就身患重病的蒋某受到惊吓，已经躺在地上气绝身亡。正在此时，又隐隐听见邻村有逐盗的叫喊声。

次日，该乡保长等人到县衙门禀报蒋家盗贼案。知县徐钧却命捕役诬陷胡氏姑嫂谋夫杀兄，用以掩盖盗案。又发现蒋某因为是被吓死的，所以身上没有伤，就指其后被旧抓伤为致命伤，以屋内弯针一根为凶器。后来又在张师爷的指使下将致命伤改成睾丸被捏伤，而胡氏姑嫂受刑不过，只能招认。

案情到此已被张集馨查明，胡氏姑嫂才得其清白。但是险些冤杀二人、讳盗诬良的知县徐钧，却因为当道高官说情而免于法办，只是以多病为借口，自乞卸任罢了。

清朝盗贼

盗贼案屡禁不止，官员讳盗诬良

实际上，清朝对于盗贼案相当重视。盗贼是严重的反社会秩序的力量，根据《清律总注》记载，强盗“全重在强上，凡先定有强谋，带有火光，公然直至事主之家，攻打门墙者，即为强盗已行。”

从清代中央到地方，从未间断过对强盗的防范和打压，而且有关的制度设计也特别详细。以《大清律例》为例，《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中，“强盗”律共附例49条，是附例最多的条文之一，对强盗各种情形如何处理作出详细的规定。但是，观察清朝地方政府对盗贼案的处置，却发现了诸多上述问题。

回到张英的诗，我们发现老翁家中遭盗，向官府求助，本是人之常情，而且清朝的法律规定，对于被盗的事主，有责任报官，如果虚饰和讳匿是要追究责任的。但是像老翁这样的去报案却惹得官员发怒。

一般发生强盗案时，特别是多名强盗入室抢劫，甚至杀伤事主的案件，地方官一般不愿据实立案，将盗情上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采取两种做法避免立案。第一是建议、诱导，甚至压服事主，使其收回报案请求，比如张英诗中的老翁。第二是讳盗为窃，即如果事主丢失的财物不多，且没有人伤亡，官员就在案卷上将明火执仗地入室抢劫改为偷偷摸摸地入室盗窃，以重作轻。

如果以上两种做法被事主拒绝，或者被上司发现，少数丧尽天良的官员就会采取讳盗诬良的做法来掩饰安庆，将罪名栽赃给良民，特别是事主的家庭成员，造成被诬者家破人亡的结果。

按照《大清律例》和《吏部处分则例》，地方官讳盗诬良要按“故入人罪”之“全入”论处，如被发现，即当反坐。也就是说诬告他人被识破，按照法律以被诬告者的罪名论罪。即使并未诬良，只是单纯讳盗不报或是讳盗为窃，一经发现，也要遭受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此外，如果上级官员没能及时发现初审官的以上行为，也有不小的连带责任。但是即使这样严苛的律法，讳盗诬良的问题还是层出不穷，究其缘由还是要从清朝的律法说起。

讳盗诬良为何发生

其实“讳盗诬良”的出现并不是什么官员们人性的沦丧，要找原因还要从清朝的律法制度下手。

一、县官的本事不够

众所周知，古代封建社会这些做官的大都是从科举中考出来的，十年寒窗苦读，读的是圣贤书。而对于司法来说却是一项很强的专业技能，像宋朝宋慈那样的人物太少了，而且他也是世代搞仵作这一专业的。

单就法律适用这一点来说，不仅要用到《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六部处分则例》等诸多正式的法律文件，而且很多时候会用到旧案和成例，这个时候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官员们就抓瞎了。

二、地方财政的限制

清朝前中期是中央高度集权的，不像后期重汉轻满、重地方轻中央。而集权主要就体现在军事和财政上，地方所有的税收都要上交，在收支上，以支定收，量出为入，每一项收入和支出都是固定的，不能因为出了事情再单独设置费用。

这也导致地方公费和军费开支都很紧张，对于出现盗贼案这样的特殊不固定情况，本来就没有固定支出，地方财政并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撑，而整个案件从受理、勘验到缉捕、押解又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

三、地方官员没有一锤定罪的权力

王辉祖对此有感慨说：“语有之，州县官如琉璃屏，触手便碎，诚哉是言也。”

将州县的地方官比作是琉璃屏也许有些过了，但按照当时清朝的律法确实很难办。清代案件按照可以科处的刑罚轻重分为笞、杖、徒、流、死等五类，州县官员负责全部案件的初审，但是只有对于笞、杖的的刑罚可以自行结案，但也要定期汇总上报。而这些案件主要都是民事案件或者轻微的刑事案件。

至于徒及以上的案件，州县官员负责调查、取证、堂审，但没有结案的权力，只能制作案卷，连同犯人上报到府。到了府也并不是只做案卷审查，而且要级级重审，也就是一个犯人要被州县和府级以上都要再审一遍，这样确实很大程度上能保证犯人没有被诬陷，但是万一有人混淆视听，出来翻供就非常麻烦，甚至上报按察使、督抚，并可能启动参劾程序，揭参州县。所以很容易造成底层官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四、地方官员的疏防之责

只要出现盗窃案，那么官员的疏防之责就免不了了，从州县地方甚至到道一级的官员都要因为疏于防范而受到参劾，要被本省督抚题参，由吏部给予处分。

比如百姓在道路、村庄、城内被劫，盗贼逾限不获，该州县官员就要被降一级调用。道光以后，因为盗案频发，所以条例也愈加严格。地方上一旦有盗案发生，无论是否抓获，督抚往往先将该州县官摘去顶戴。如果逾限不获，处分就要更加严重。至于出现大股团伙作案，一地之内出现连环盗案，相关人员的处分也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