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卫列
美国大选已经落下帷幕，这一大选结果不仅影响美国自身，也会冲击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对于正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次会议（COP29）来说，新一届美国政府会否退出《巴黎协定》、为美国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全面松绑，是一个极具挑战的问题，也许全球气候治理将进入“不确定”时代。
笔者在巴库气候大会现场感受到，各国普遍关注美国未来是否会承担全球气候治理的大国责任，而巴库气候大会被认为是一次推动气候危机应对行动的重要契机。截至2024年5月，198个缔约方均出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法律，其中148个缔约方明确提出碳中和目标、120个缔约方以法律或政策文件的形式确立了目标的法律地位、86个缔约方提出详细的碳中和路线图。
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形势，一方面，中国以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为引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也将致力于加速欧盟绿色转型，欧盟已经宣布提供3.8亿欧元资助，用于新的环境与气候项目；世界银行2024财年提供气候融资426亿美元；英国关闭最后一座燃煤电厂；澳大利亚推动净零排放与能源转型……
另一方面，作为2023年碳排放量占全球约13.5%的美国，倘若真的“瓦解拜登的气候遗产”，到2030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2005年相比将增加40多亿吨。国外有机构预测，如果真是这样，未来4年美国的额外排放量将抵消过去5年全球部署风能、太阳能和其他清洁技术所节省的全部能源总和的两倍以上，到2050年碳排放量将比现行政策下增加10亿吨，加上如果美国再废除各项环保政策，全球气候治理将更加举步维艰。
在COP29召开前夕，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最新报告。《2023年全球气候状况》指出，温室气体水平、地表温度、海平面上升等方面的纪录再次被打破，未来许多年里的温度将继续上升。《温室气体公报》指出，2023年，全球平均地表二氧化碳（420.0ppm）、甲烷（1934ppb）、氧化亚氮浓度（336.9 ppb），分别是工业化前水平的151%、265%和125%。《2024年气候服务状况》指出，2023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这一前所未有的高温将持续到2024年。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第五代全球大气再分析资料（ERA5）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平均气温很可能超过1.55℃（2023年为1.48℃）。
面对各国气候计划“远未达到预期目标”的严峻形势，COP29寄希望通过“增强雄心”和“推进行动”两大支柱开展紧急减少排放、采取更多措施保护民众免受气候危机的摧残、打破气候融资壁垒三大优先事项，缔约方达成一个公平且有雄心的新气候融资目标、完善《巴黎协定》第六条、加强全球金融机构以及确保私营部门承诺气候行动来促进行动。联合国提出，需要投入数万亿美元来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因此讨论融资问题是COP29的重点。气候融资不是慈善，气候行动是必须。虽然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已作出巨大努力，但从历次气候大会看，只是围绕减排资金的讨论是远远不够的。
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3位在研究制度如何影响繁荣问题上有独到见解的经济学家。其中两位学者在《权力与进步》一书中指出，经济增长和繁荣很大程度上不依赖科技进步，而在于健康的社会制度、法治、公共政策，技术的出现加剧了不平等。这对当前的气候治理有启迪，应对气候危机最重要的不是融资和技术，而是人类现有的气候治理制度目前还难以担负起化解气候危机的重任。两个月前，联合国召开了未来峰会并通过了《未来契约》，文件涵盖了全新的领域以及数十年来无法达成一致的问题，在可持续发展、气候和发展筹资上有多项共识。只是，我们还需要加快脚步。
在COP29现场，笔者注意到，“中国角”格外受到参会者和媒体的关注。一方面是中国扎实推进碳中和进程政策有效、行动坚决，坚定不移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坚持气候治理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在全球气候治理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多国希望中国在全球气候行动中可以发挥领航者的作用。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需要去除个别国家各自为政的现象，并予以扎实推进。在制度建设上，当前全球气候行动首先要重构气候治理体系，在达成全球性生态共识的基础上，着力打造具有法律效力和强有力实践能力的全新机构，并有法律地位指导各成员国的气候制度等设计。在经济上，摆脱经济上由富裕国家主导的不合理构架，或可考虑以法律形式规定对高科技、石化、制造业和贸易等巨头加税，通过转移支付等直接或间接方式将这些资金用于气候治理。能否成为一次坚守承诺的气候大会，同时在气候制度创新上有所作为，COP29重任在肩。（作者是湖州师范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教授、布达佩斯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