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林巧稚钦定的“接班人”，却在66岁那年，毅然放弃临床，从“零”开始研究围产保健。很多人对她的决定表示不解，明明医学上“临床”更受欢迎，为何她偏偏主动选择去做既不受重视，也没有很好待遇的保健？
面对诸如此类的疑问，她笑了笑，回答道：“临床是一对一，保健是一个人对一群人，从社会对医生的服务评价来看，后者的确没什么值得重视的地方，但站在整个群众角度来看，比起大家都得相同的病，一群人都不得这个病不是更好吗？我认为，所有临床医生，都应该这样做，将一只腿伸到群众里，做一些保健工作，对下一代培养很有帮助，这就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当然，她也并不是无缘无故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很多年前，她在北大医院工作，亲眼目睹许多产妇只在生产发生危险时，才送到医院，十分耽误抢救时机。
有一天，有4个人抬着门板，走了十几里路，将一个难产的产妇送到他们科室。高高壮壮的汉子红着眼眶请求医生先救大人，孩子就别管了。
那个时候，产妇已然陷入半休克状态，胎儿胎位不正，只有一只小胳膊掉在外面，场面相当惨不忍睹。
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她就不由自主地想，有什么方法能帮助这些可怜的女人和新生儿呢？
上个世纪60年代，她到密云工作，再一次亲身体会到基层有关产妇保健的落后。明明有医院，可多数人家还是选择在家生产，使用的接生工具就是一把土剪刀。
再加上缺医少药，导致产妇和新生儿的生命时常面临严重威胁，令她大受触动，又一次开始思考那个问题，要怎样才能帮助到这些产妇和新生儿？
在她看来，妇产科工作的局限性还是太大，帮不了整个妇女群体，唯有真正走到群众中，才能逐步改变那些让人心痛的现状。
正是这个理由，促使她改投围产保健的领域，学习国外先进妇幼保健技术，在国内全方面推广围产保健知识、信息和优点，将健康带给每一位母亲和新生儿，减少孕育悲剧的发生。
也曾有人问她在事业上是否仍留有什么遗憾？
她想了想，说：“可能有点后悔的是，自己没能在临床方面做出什么有价值的科学成就吧，对不起希望我好好从事妇产科的老师们。”
不过，在记者又问她是否至今仍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后，她再一次笑了，笑得很爽朗开怀。她用一种坚定的语调，回答：“当然，我觉得是对的，是好的，是一个正确的转变！”
即便愧对恩师昔日对她的教诲，她也会坚定不移地走向围产保健这条路，因为她确信，这是一条对万千妇女同胞和新生儿具有绝对好处的道路！
她就是我国知名妇女保健专家严仁英。
出生在天津的严仁英有一个大家族，她的祖父叫做严修，是南开大学的创办者，提倡新式教育、提倡兴办女学。严仁英的父亲严智崇则曾去日本留学，在外交领域工作多年。
在严仁英的记忆中，祖父是非常严格的长辈，既不准他们小孩子大声讲话，也不许他们在院子里乱跑，并且经常教导他们一些有关修身养性的歌谣，从而对他们产生深远影响，培养出宽容性格。
小时候的严仁英特别聪明，学习成绩优异，可奇怪的是，严修却从来不按照严仁英的成绩给她分班，反倒将她安排到低一年级的班级，叫严仁英跟着学弟学妹一起上学。
严仁英不解，询问祖父为何如此？祖父告诉严仁英：“退一步在人前，跳一步在人后，我希望你能把学习进度赶上来，永远走在前面。”
严仁英的三哥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她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特别辛苦。严仁英将母亲的疲惫看在眼中，默默许下将来要从医的心愿。
只是，在她打算报考协和时，南开曾教过她的几位老师，却纷纷反对严仁英的决定，他们一致认为，协和过于“洋化”，所学东西将来未必能在华夏用上，不如选择齐鲁医学院。
严仁英的母亲也给女儿提意见，希望女儿在家附近的学校读书，以免受到战争影响，不能回家和亲人团聚。
严仁英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关键时刻，她的五哥给她提了一个建议，叫她报考清华大学。严仁英思考半天，觉得五哥所言在理，就改变志向，去了清华生物系读书。
清华的老师们偶然知道严仁英原先的志向，看这个小姑娘还是很不甘心就此放弃医学，便鼓励她选修协和医预科必修课程，让严仁英不得不付出双倍精力，更加努力地学习。
1935年，严仁英得偿所愿，成为协和医学院的学生。
在协和，严仁英遇到携手一生的王光超，二人在1941年结婚，一辈子相敬相爱，不离不弃。
王光超也是天津一个大家族的孩子，他的兄弟姐妹中最出名的当属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夫妇二人同在协和工作，日子平淡又幸福。
但好景不长，敌人的到来，让严仁英夫妇双双失业，被迫另谋他路。王光超和严仁英商议后，在自家宅院一角，开设了一个私人诊所，坐诊大夫仅王光超一人，显得特别神秘。
很多年后，严仁英回忆此事，笑言：“哪里神秘了？其实，这家诊所主要为地下组织的同志们服务，有一位叫崔月犁的同志，不仅会来看病，而且常常到诊所拿取大量必需药品，悄悄送到根据地。”
如此秘密行动，严仁英夫妇坚持了两年，她表示：“为根据地送药，我们从未害怕过！”
1948年，严仁英夫妇到国外深造。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他们耳中，夫妻二人放弃各种优渥条件，坚定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
在国外，严仁英学习的是内分泌专业，可回到祖国，组织却要求她转学妇产科。严仁英没有犹豫，直接答应了。
暮年时，谈及自己一生中的两次改专业，严仁英的态度非常平静，她说：“只要国家有需要，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嘛！”
2017年，104岁的严仁英在北京与世长辞。
参考资料：
《生生大德严仁英》
《严仁英 中国围产保健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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