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年间一共发生两起凌迟冤案，一起是袁崇焕案，另一起就是郑鄤案。袁崇焕案涉及面太广，是由于政治原因被杀，那郑鄤案就完全是无妄之灾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普通民事案件，居然历经天启和崇祯两朝，最后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导致两任内阁首辅都牵涉其中。直到崇祯最后亲自审理此案，但结局至今争议颇大。
万历末年的某日，大明常州府武进县郑家老宅正在跳大神。郑家乃是当地大族，郑鄤的父亲、叔父都是进士出身，郑振先曾历任兵部、礼部等主事，官职虽然不高，但有实权，母亲郑氏是国子监祭酒吴宗达的妹妹，他的另一位舅舅吴区闻也是大学士。郑氏一族被朱元璋赐名“孝义传家”。可以说凭着朱元璋的赐字就是长期饭票。
郑鄤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天启二年高中进士，随后被吏部被拔擢为庶吉士，这可是储相的备选，可谓是前途无量。
而真正让郑鄤声名大噪的却是他东林党的背景以及弹劾魏忠贤的壮举。在天启一朝，魏忠贤独揽朝政，权势滔天，敢于硬杠魏忠贤绝对是有胆量的人，结果就是郑鄤惨遭贬镝，待魏忠贤倒台后，郑鄤弹劾魏忠贤的事情立即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资本政治正确。但由于父母相继去世，郑鄤在家守孝直到这崇祯八年才得以回京复职。
为这一天，郑氏一家老小齐聚院内，人人恭敬肃立，正在举行一场的虔诚请神仪式，乩身的“大仙”口中念念有词，随着大仙一声令下，家主郑振先率先跪下，随后郑家都人跪下祷告，乞求箕仙下凡，为郑家指点迷津。作为乩身的大仙此时口中念念有词，正在与箕仙进行交流。
片刻之后，大仙点点头好像是箕仙已经下凡并附体了，照理说，箕仙应该和家主郑振先进行交流，可这一次居然却一反常态，箕仙点名让郑振先的正妻吴氏上前进行交流。吴氏大吃一惊，不知道为何箕仙要和她进行点名谈话，虽然害怕但神仙点名又不得不上前拜伏。让吴氏做梦都没有想到是，箕仙一开口就对着吴氏一顿喷，斥责吴氏严重违反了“七出之条”中的“妒忌”，以及恶意虐待郑振先的侧室，正是他的行为给将郑家带来了血光之灾。
箕仙这番话说完，整个大堂鸦雀无声，这一顶大帽子一压认谁也受不了，吴氏更是吓得不轻，就抬头看向老公郑振先，目光中满是哀求。而此时的郑振先眼皮一耷拉，看都没有看正妻一眼。意思就是这事我管不了，是神仙的旨意。我也是爱莫能助。在这种情况下，惊慌失措的吴氏一个劲哀求地磕头认错，并表示愿意接受杖责，以求赎罪。箕仙表示可以，但必须得有由那名侧室前来实施责罚刑。
于是在在郑家全体成员的注视下，昔日受到正室虐待的侧室成为执法人员，照着郑家主母的屁股就是一顿板子，吴氏被打得惨叫连连，顿时被打个半死，但就在当晚，郑振先与儿子郑鄤内宅却笑得不行，简直就是乐不可支，这一出大戏自然这父子二人自编自导表演。目的就是惩治吴氏，帮郑振先出一口恶气，而这一切自然都是郑鄤的鬼点子。
这边父子俩正偷着乐，而另一边吴氏却已经反应过来了，她越想越不对劲，侧室殴打正房主母这真是骇人听闻，一股前所未有的羞辱开始涌上心头，吴氏知道她被骗了，无论如何都难以释怀，后来真相虽然被吴氏查明，但她也只能受了这份窝囊气，而此事也很快在常州流传开来，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一大谈资笑料。
照理说，这就是郑家内宅的私事，根本够不上大事，但让郑鄤做梦都想不到的是，因为此事居然惊动了内阁首辅温体仁，他自己后来居然被千刀万剐。
崇祯八年初，已经以内阁大学士身份致仕归乡的阁臣吴宗达前往内阁首辅温体仁家里告别，并顺便告发郑鄤一家都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意思就是别以为我退休了就没有势力了，即便我退休了弄死你就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吴宗达要报复就是郑氏一门。要知道，吴宗达当初可是与温体仁一同入阁晋升为东阁大学士参与朝政的。
当着温体仁的面，吴宗达将郑鄤二十多年前设计杖母一事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非但如此，吴宗达还提供了其他几项线索，包括郑鄤曾蛊惑父亲剃发出家，甚至有着诱奸儿媳、亲妹这样有悖人伦的禽兽行为，言辞凿凿，令人义愤填膺。可以说，这些事情有一件事情属实，郑家都得户灭九族。而郑鄤由于父母相继去世一直在家守孝，因此一直等到崇祯八年郑鄤才复职，现在正在回京的路上，但没有想到此时就有人背后给他打黑枪。
此时的内阁首辅温体仁不是东林党出身，朝局基本上被东林党把持。因此温体仁在朝堂上讲话没人听，真的是孤掌难鸣，现在郑鄤如果复职留京，那东林党更是如虎添翼，对于这位大明宰相温体仁可不是一件好事。而吴宗达对此也是心知肚明，这个黑状告的可谓是一举两得。
正因如此，在接到吴宗达的检举后，温体仁毫不迟疑，立刻指使郑鄤家乡的知府许曦上疏弹劾郑鄤杖母、奸淫等恶行。看完许曦弹劾奏折之后，崇祯决意拿郑鄤开刀，好好抓个典型，以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更是为了打击东林党，对此还一无所知的郑鄤此时刚刚入京到吏部HR报到，但官职还没有到手，锦衣卫的一副银手镯就拷上了，并被下了刑部大牢。并接受刑部的审讯。
崇祯九年，当刑部尚书冯英将郑鄤一案的审理结果呈报崇祯御览后，崇祯当场龙颜大怒，怒骂冯英无能，愚蠢，饭桶，是酒囊饭袋。冯英此时却表示，经刑部严加审理后，查明杖母一事并非郑鄤所为，他只不过是知情不报而已。至于奸媳、奸妹等罪名更是捕风捉影之说，并无真凭实据。再说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当事人郑鄤之父母早已离世，就连告发此事的吴宗达也刚刚病故，因此罪名无法成立。
应该说，刑部尚书冯英的处理是合理合法的，这和郑鄤是不是东林党无关，但对此，崇祯却不这么看，在崇祯看来，冯英这是有意偏袒郑鄤就是结党营私，随后崇祯立刻将冯英罢黜，至于郑鄤交由锦衣卫继续严刑拷问。可问题是，锦衣卫指挥使吴孟明便将审案结果再次呈报崇祯，结果和刑部尚书冯英的判罚一样，吴孟明甚至认为郑鄤并无任何罪行，应该立即无罪开释。
崇祯顿时气得要死，一气之下将吴孟明同样一撸到底，既然刑部与锦衣卫都审不出来，那就把案子交到了东厂的太监手里，让司礼监曹化淳继续查。而郑鄤自入狱后，虽受到百般拷打，但始终咬紧牙关，对罪状矢口否认。郑家人也四处打通关节，希望能为郑鄤脱罪。而东林党的一众大臣也纷纷给郑鄤求情，但无论谁给郑鄤求情，崇祯就是一律不准。
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任谁都能看明白，崇祯就是奔着整死郑鄤这一个目标去的。越求情，郑鄤就死的越快。东林干将、刘宗周和黄道周都先后上疏崇祯皇帝，更不惜在平台召对中多次当面冲撞崇祯。
而在崇祯看来，此时处置郑鄤就成为他和东林党抗衡的标杆，就看谁能最后硬到底，崇祯本就厌恶党争。而现在东林党为了保住郑鄤,东林党们再次集合作战，更加重了崇祯的猜忌。恰在此时温体仁被崇祯罢黜，而新任内阁首辅杨嗣昌也想借此打击东林党，而为郑鄤求情的黄道周被被降七级，贬到江西当了一名从八品的小官。这个信号已经是十分明显，再无人敢为郑鄤发声。东林党越是想保，崇祯便越是要置郑鄤于死地，郑鄤的结局显然已无悬念，身死只是时间问题。
崇祯十一年北京刑部大堂。在皇帝的授意下，三法司、东厂、锦衣卫再次联合提审郑鄤。郑鄤自然对一切指控概不承认，然而，案情却出现重大转折。郑鄤的同母弟郑一谦被锦衣卫带到北京，成为此案的重要证人，当堂供述郑鄤设计杖母的全过程。有了这一关键人证，郑鄤百口莫辩，最终签字画押，承认了借箕仙杖母一事，但其余罪名始终矢口否认。
按照《大明律》，仅这殴打母亲一条便足够定郑鄤的死罪了。再加上郑鄤乡评不佳，平日多有霸凌不仁之行为，刑部遂拟判郑鄤斩首，呈报崇祯定夺。事实上，这已是法典量刑的最上限，但崇祯却仍不满意。
最终，崇祯降下谕旨，判郑鄤凌迟处死。消息一出，朝野皆惊，人人闻之色变。崇祯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四十六岁的郑鄤被绑缚至西市东牌楼刑场，惨遭凌迟三千六百刀，比日后通虏卖国罪的袁崇焕还多了一百四十七刀。行刑结束后，虽时值中午，却天色惨淡，民众争相购买郑鄤被割下的肉用作治疗痔疮的药。
但也有人认为，此事完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黄道周在为郑鄤撰写墓志铭中慨叹道：“乃杀余者遂欲先杀峚阳以成其案，己卯八月之故，余心欲解之，不意其速之也。”他很清楚，是那个想杀他的人杀了郑鄤，他责怪自己，越是想解救郑鄤，却越是加速了他的死亡。对郑鄤受冤惨死，还蒙上了乱伦恶名感到非常痛心。黄宗羲特意跑到郑鄤家乡调查真相，认为这是一桩大冤案。而同时代的顾炎武就认为郑鄤品行不端，是个攀附于东林的“宵人”。只能说，郑鄤或许该死，但绝对不应该是这个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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