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走进胡适的文化世界——《胡适年谱新编》前言|梁启超|欧阳哲生|钱穆|顾颉刚

深研中华文化阐扬传统专学

探究学术真知重视人文关怀

走进胡适的文化世界

《胡适年谱新编》前言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欧阳哲生

研究历史人物，基础性的工作主要是两项：一是汇编全集或文集，一是编撰年谱或年谱长编。以此来评估胡适研究，这两项工作虽均已有人做过,但细细体察，都不尽如人意。本此认识，2018年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征集选题时，我提交了《胡适年谱新编》这一选题。不出意料，这年夏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公布选题时，《胡适年谱新编》名列其中，我们迅即组织课题组进行申报，同年10月获得批准立项。六年以来，我们每年召开三、四次课题组工作坊，讨论材料搜集与编撰遇到的问题，共同推进写作，经过课题组同人六年多的协力配合和辛勤工作，现在终于完稿。这是一项繁巨而细致的工作，我们虽倾尽全力，但其中的复杂和艰辛，恐难为外人所理解，也许人们通览这部近800万字的年谱后，会对这项工作的难度和苦衷，多少有些体悟！在这里，我想就进行这项工作时发掘材料的新斩获和认识胡适的新进展，与大家作一分享。

一胡适：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巨子

二十世纪的帷幕早已落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潮来潮往，花开花落，有人说它是一个革命性的世纪，有人说它是最短的世纪。如今时过境迁，我们重新回顾、省思这段历史，不禁感慨，真正屹立如山，经得起时代潮流冲洗的历史人物又有几人？！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巨人，是少有的几个站立于时代潮流中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近现代诸多重大文化、教育、政治和外交事件，与同时代许多重要历史人物有过交集，对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学术研究，近三四十年备受海内外学术界重视。站在历史的高度，今天我们该如何认识和定位胡适？

（一）胡适是一个接受了现代学术训练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工作领域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宗教、社会政治等，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富有影响力的成就。

胡适尝言：“哲学是我的职业，历史是我的训练，文学是我的娱乐。”可见其兴趣多有，涉猎之广。早在留美时期，胡适进入康乃尔大学，初选农科，1912年在农学院学了三个学期以后，胡适决定转入文理学院，学习哲学、文学、政治、经济等人文社会科学。按照康大规定，只要修满一个“学科程序”就可毕业，到1915年夏，胡适修完了三个“学科程序”的学分：哲学和心理学、英国文学、政治和经济学。从他所修课程可以看出，他具有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背景，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现代学术训练，这是他与传统士人或半吊子的半新半旧的过渡型学人不同之处。

如果将胡适与梁启超（1873—1929）对比，我们就可发现，梁启超的兴趣虽然也很广泛，但他毕竟是脱胎于科举考场的士大夫，与传统保持着脐带式的联系，胡适显然比梁氏更具现代学术训练的背景，所以精研梁启超的张朋园先生曾对我说，“胡适比梁启超略高一筹”。这是就学术背景、专业训练、知识视野的角度比较而言，这实际上是接受新式教育的一代学人超出上一代学人的地方。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的《顾颉刚全集》共八集、六十二册，洋洋三千万字，从字数和体量上看，它比《胡适全集》可能要大。但胡适与顾颉刚（1893—1980）比较，顾颉刚相对集中于文史，基本上缺乏社会科学的训练，胡适涉及的学科更广，可以说是一个更具有现代感的人文学者。胡适与钱穆（1895—1990）相比，钱氏毕竟是自学成材，也没有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看钱穆的《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可以了解他对现代学术的理解是比较隔膜的，他的著述更是偏于通论性的教材和传统性的考证，基本上不具西学的背景。从梁启超，到顾颉刚，再到钱穆，这三人都只有中文著述，没有外文著述，他们的学术背景和著述方式基本上都是本土学者。梁启超虽有域外经验，且与时俱进，注意吸收日本和欧美的文化，但受限其外语能力和教育背景，吸纳程度仍然有限。胡适除精通英语外，留学期间还学习过德语、法语，以后还自修过日语，在欧美世界居住、生活、学习、工作达二十六年之久，就其知识视野的世界眼光这一点来说，的确非梁启超、顾颉刚、钱穆这类本土型的学者所能比。他具有跨文化的国际视野，跨语际的文化实践，可以跳出本土文化的圈子比较中西文化，对各自的优长有相应的了解，这是他超出同侪的优越之处。

（二）胡适是一个公共型的知识分子，他不仅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大公报》、《自由中国》等著名期刊频繁发表了大量时评政论，这些政论刊物都是五四以来现代中国最知名的知识分子公共论坛；而且涉身社会事务，与各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深入接触，从胡适的私人档案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具有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来自各方人士的求助、请教、谋职、借款的信函像雪片似的飞来，令他目不暇接，难以招架，胡适绝非躲进书斋成一统的纯然的学者。他有应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也有谋求社会进步的悲悯情操。

胡适早在留学时代就关心政治，养成了阅报剪报的习惯，积极参加校园的各种活动。时值国内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胡适留意观察时事，在其留学日记中常有纪录。归国以后，胡适本不想涉足政治，他打算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建筑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所以他向《新青年》同人建议：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他的主张当然不会为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的陈独秀、李大钊所认同，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表现了他与胡适不同的志趣。在国内政治越来越黑暗的情境里，胡适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也无法规避政治，他创刊《努力周报》，忍不住“谈政治”，自称：“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以后，胡适与政治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每遇重大政治事变，他都必须表态。因此，胡适也就成为一个“政治”人物，或者一个被政治化的人物。胡适以disinterested interesting说明自己对政治的态度, 唐德刚先生将之译为“不感兴趣的兴趣”，江勇振先生释其为“超然的兴趣”，还有人认为这应视为是一种与己无利害关系的兴趣，这都是对这一英文表述的不同译法和理解。如就胡适与政治的关系而言，政治确非他的职业兴趣，只是他的一种忍不住的关怀。

欧阳哲生《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920年代以后的胡适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说越来越密切。1922年5月17日会见末代皇帝溥仪，1925年2月参加善后会议， 1926年7月赴欧洲参加英国庚款委员会，这些都让他备尝涉足政治漩涡的风波。1928—1930年间胡适与国民党之间的人权论战，更是让他尝受了“谈政治”的风险。1930年代的胡适置身喧嚣的政局，创刊《独立评论》不断发声，热衷于谈论时事政治，就时人所关注的民主与独裁论争、东西文化论争、中日关系问题发表意见，更是成为自由派舆论的代言人。抗战以后，胡适负使赴美为中国的抗战宣传，因他在美的极高声誉，又被委任驻美大使，他是战时中国的对外重要发言人。

胡适“谈政治”是为贯彻他的政治主张和理念。《努力周报》以“好政府主义”搏击北洋政府，《新月》以“人权”理念与国民党当局抗争，《独立评论》就“民主与独裁”问题展开激烈争辩，胡适借自创的政论刊物明确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政治观点上，他并不隐晦，他的阳光甚至给人“迂阔”之感。有时，在自己没有形成成熟的政治看法时，胡适选择保持沉默，或者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在两极分化对立的时代，他不好走极端，这种“两头不靠岸”的选择常常使自己陷入左右不讨好的境地。如1925年关于所谓“赤化”问题的讨论，他就未置一言。1926年他与张慰慈、徐志摩对苏联政制的讨论，胡适甚至还替苏俄辩护。但对自己认定的主张和方向，他不会因为某种政治压力而隐瞒或沉默。胡适晚年撰写《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文，即是对其政治感受的写照。

（三）胡适的个人命运与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几乎活跃在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代表人物，都与同时代的历史紧密相连。胡适自不例外。胡适的生命旅程，是二十世纪中国这个变革的大时代的缩影。

胡适幼时在家乡接受过九年的传统蒙学教育，阅读经史旧籍，1904年到上海进入新式学堂，开始接触新学，1910年远渡重洋赴美留学，接受系统的西式教育，他早年的求学历程是中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缩影。归国以后，他借助北大讲台，登高而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引领新思潮，他的命运与时代风云的变幻、社会历史的沉浮紧密联系在一起。

纵览胡适一生，他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成名早。1914年，他就被举为全美最有影响的大学生联谊会会员（Phi Beta Kappa），这个会员的含金量很高，全美只有10%的大学生可以加入。1917年年仅26岁登上北大讲台，成为北大最年青的文科一级教授。41岁获德国普鲁士国家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两院外籍院士。他的代表性著作，诸如《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文存》（三集）、《白话文学史》（卷上）等，都在四十岁以前已经完成并出版。如果我们将学者的成材归类为学术早熟型和大器晚成型两种类型，胡适显然属于学术早熟这一类的典型。二是思想观念较早定型，他一生持行实验主义、渐进主义、民主思想，虽有微调，但没有出现与时俱进的大的改变，这是他的可爱可敬之处。三是追求文化学术和社会政治的进步，对官场抱持戒意，更不期望做御用文人，他在学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与他对学术研究的专注和持守的理想分不开。

作为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现代型职业学者兼思想家、教育家，胡适一生也有令人遗憾或遭人物议之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白话文学史》（卷上），两著都只成书一半，没有完璧，留给时人“半卷先生”的讥讽。1950年1月5日胡适在看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英文版在美出版，曾发愿自己“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胡适在1940、50年代曾应邀在哈佛大学（1944年11月—1945年6月）、哥伦比亚大学（1945年9月—1946年1月）、加州大学（1956年9月—1957年1月）三度以“中国思想史”为主题做系列讲座，但终未按计划将讲稿在生前整理出书。1940年代以后，胡适花大力气做所谓《水经注》考证，为其老乡戴震翻案，这项工作是否值得，当时即遭学界质疑，胡适自己为此多次振振有词地自辩，甚至发表演讲说明。但当我们翻阅了一遍胡适留下的二百余万字的《水经注》考证手稿后，又不免为之扼腕长叹，如果胡适将这番精力用到中国思想史研究上去，其晚年学术成就也许可能再创辉煌，胡适的学术移位使其原有计划搁置，终究让后人可望而不可得，胡适最后四年的岁月完全为行政工作所消耗。胡适作为他所处时代中西文化交流、荟萃的典型标本和最高结晶，他的优长和局限、他的思想和附会，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二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代表

孔夫子临终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胡适在世岁月与孔子略同，虽然两人时隔两千多年，但其命运跌宕和人生遭际多少有些相仿。有意思的是，1954年发动“胡适大批判”时，郭沫若曾以“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称呼胡适，[2]要求人们推倒这尊在中国知识界长期耸立的偶像。而四十多年后曾经参加“胡适大批判”的周一良先生回首过往的历史风云时又感叹地说：“我相信，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他（胡适）是一座永远推不倒的丰碑。”[3]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的风云变幻，翻来覆去；人物的兴衰荣辱，确无定数！

1930年胡适在其四十岁前夕，开始动笔写作《四十自述》，总结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并以单篇的形式从1931年3月《新月》杂志三卷一号起逐篇发表。《四十自述》是胡适早年生活的自我素描的肖像，也是他提倡传记文学、身体力行的创作。此时国际上也关注到这位年青的中国新文化风云人物。1931年1月、2月美国《论坛》(Forum)杂志设置的“生命哲学”（Living Philosophies）专栏发表了胡适《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一文。该栏推出当代世界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介绍他们的人生哲学，前三位是爱因斯坦、罗素、杜威，都是当时享誉世界的大思想家，胡适是“生命哲学”栏目第16位撰稿人(Living Philosophies XVI)。胡适入选的名目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father of the Chinese renaissance)。接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出版《今日四大思想家信仰之自述》一书，又从上述撰稿人中选取了胡适、韦尔斯、爱因斯坦、杜威四人，编辑他们的信仰自述。从这两大举动可见，英文世界、中文世界都有意识地将刚到四十岁的胡适作为世界级的思想家推向公共舞台。

欧阳哲生《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932年6月2日，德国普鲁士国家科学院(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致信聘请胡适为该院哲史学部通讯会员。7月20日胡适回信致谢，其语带幽默的风格显示他对待荣誉惯有的那种谦恭、矜持的态度：

亥曼先生赐鉴：

前承贵国驻华公使转来六月二日的尊函，敬悉普鲁士学院选举我为哲学史学部通信会员，这是世界学术界最大的荣誉之一种。我这个浅学的人，很少贡献，这回接受贵会这样的奖掖，真使我十分感谢，又十分惶恐。

在敝国的历史上有一位大政治家羊祜，曾对客夸赞他的一只能舞的鹤。但是这只鹤见着他的客人却不肯舞了。我很盼望这回接受贵会的奖励能鼓舞我努力在学术上多做出一点有价值的贡献，免得在贵会里做一只不舞之鹤，有玷贵会知人之明。

敬此奉复，并盼先生将我的感谢诚意转达贵会。

胡适敬上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4]

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这是一项不可小视的荣誉，毕竟普鲁士国家科学院有着傲慢的日耳曼人背景，德语是当时国际科学界的标准语言，此事当时有多家报纸报道。1932年6月9日《庸报》以《胡适被选为普鲁士国家学院会员》为题的新闻写道：

北平柏林使馆梁颖文等顷有电致胡适博士，谓其被选为普鲁士国家学院会员，兹觅得原电如下：“北平历史语言研究所傅孟真兄转适之先生，闻被选为普鲁士学院会员，东亚人与选自先生始，增民族令誉。敬贺!姚士鳌、梁颖文、赵懋华。”记者当访傅斯年君，询以情形。据傅君云，“所谓普鲁士学院者，乃欧洲国家学院最大之一。德意志无联邦学院，而普鲁士居德国三分之二，故其国家学院为德国最有地位之国家学院，其中分文史、数理两部。前者包括一切人文科学，后者包含一切自然科学。其会员人数甚少。欧洲各重要国家学院皆如此。外国人得选为外国会员。东亚人被此学院选举为外国会员者，胡是第一人，印度、日本皆不曾有。此等事在欧美学界以为最大之荣誉，日本人迄未得欧洲学院此项之承认”。又云，“中国人受欧洲学院此等荣誉者，前此有罗振玉一人。罗于十年（？）前被法兰西学院之刻辞美文院举为外国通信员。法兰西学院分五部。其刻辞美文院，司史学、古文字、东方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名狭而实广。此院今春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于（茹）立安奖金。因该〔本〕所所编之集刊及安阳发掘报告等之故。茹利安即在欧洲之支那学之法兰西派创始者，其译勘《大唐西域记》及《汉语语法》二书，在欧洲及日本文史学界有绝大之影响。此奖金所以纪念之者也”。[5]

同年，胡适又以哲学家、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的身份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简称AAAS）外籍院士，该院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院士机构及地位最为崇高的荣誉团体之一。虽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上百位华人学者加入该院院士的名单，但截止到1979年中美建交时，获此殊荣的华人却只有十二位，他们是：胡适（哲学家 , 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1932年当选）、吴经熊（法学家，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华民国立法委员，中华民国宪法第一草案，又称“吴氏宪草”起草人，1938年当选）、翁文灏（地质学家，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1947年当选）、钱学森（物理学家，1949年当选）、杨振宁（物理学家，纽约州立大学教授，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1959年当选）、李政道（物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1959年当选）、林家翘（数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前主席，1962年当选）、王瑞駪（物理学家，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教授，1970年当选）、吴健雄（物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被誉为“物理学女王”及“中国的居里夫人”，1972年当选）、丁肇中（物理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1975年当选）、李远哲（化学家，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1994—2006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75年当选）、何炳棣（历史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1975－76年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1979年当选）。这里面除了胡适、吴经熊、何炳棣三人为人文社科学者外，其他均为自然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甚至是在获得诺贝尔奖后才在该院当选为院士。可见该院在提名、增补人选时悬格之高。胡适作为最早获得德国、美国两大最高科学机构的荣誉院士的中国学者，表明他在欧美最高学术殿堂已占有一席之地。

胡适1917年5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1927年3月21日补办了博士学位手续，这是他获得的正式博士学位。[6]1935年1月胡适获得香港大学颁布的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荣誉博士学位。1936年9月胡适应邀出席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纪念活动，并以“中国的印度化:一个文化借鉴的实例研究”（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 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Borrowing）为题发表学术演讲，再次获颁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他在美国获得第一个荣誉博士学位。以后美、英多校给他颁布荣誉博士学位，总计35个荣誉博士学位。从胡适接受荣誉博士学位的国家背景看，美国 31个，加拿大 2个(麦吉尔、多伦多大学)、英国 1个 (牛津大学)、香港1个（香港大学），基本上都是英语世界的国家或地区。从胡适接受荣誉博士学位的时段看，抗战前获得3个(香港大学、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抗战时期29个，抗战以后3个，从所获荣誉博士学位比较多的集中在抗战期间这一时段来看，显然这是美国对胡适在美巡回演讲、宣传中国抗战做出的反应和回报。

胡适获得的上述殊荣，说明他在国际上已被人们视为中国文化或者中国新文化的代表。英美报刊追踪报道胡适的活动，即常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之父冠称。胡适获得如此众多国际性的荣誉，这是他具有国际声誉的证明。

胡适发表了大量英文作品，1957年，尤金·L·德拉菲尔德（Eugene L. Delafield）和袁同礼合编了一份《胡适西文著作目录》，刊登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庆祝胡适先生六十五周岁论文集》里，收录了83篇胡适的西文文章，并注明发表出处。1962年胡适去世后，尤金•L•德拉菲尔德和袁同礼又编了一份《胡适先生西文著作目录》，刊登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故院长胡适先生纪念论文集》里，共收录了237篇文章，其中包括26篇胡适中文论著的英译。后来经过周质平、席云舒等人发掘，迄今发现胡适的英文文章或未刊手稿，已扩充到400多篇。胡适的英文作品，大多是以中国文化为题材。胡适一身二任，对中国人讲西方文化，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这是他扮演的双重角色。这些新发现的英文材料就是胡适扮演这种角色的最好证明。

胡适与国际学术界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期，他即投入著名哲学家、实验主义代表杜威的门下。哥大当时具有全美最为强大的文科教授阵营，专治希腊哲学的研究院院长乌德瑞（Frederick J.E.Woodridge）、哲学系的芒达基（W.P.Montague）、教授伦理学的厄德诺（Felix Adler）、历史系教授政治理论史的顿宁（William A.Duning）、倡导新史学的罗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研究美国宪法史的毕尔(Charles A.Beard)，都是颇具声望的大牌教授。胡适选修过他们的课程，与他们有过密切的接触。1956年胡适与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合作的口述自传留下了他学生时代与这些教授接触的美好回忆。[7]

在沟通中西文化关系上，胡适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1917年9月回国到北大任教以后，他接触并为之担任过翻译的欧美知名学者有：著名哲学家杜威、罗素、社会人类学家狄雷、教育学家孟禄、女人权活动家山格夫人、著名盲诗人爱罗先珂等。1926年7月—1927年5月赴欧美、日本访问期间，胡适又广泛接触了英美教育界、学术界人士，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香港大学校长爱里鄂（Sir Charles Eliot）、后来成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等，在多所大学和各种公共场所发表演讲，阐述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新文化的演进，在中西文化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这是中国文化向欧美世界的一次成功挺进。

胡适与欧美汉学界或东方学界关系密切。他接触或与之保持学术交谊的学者有：夏德（Friedrich Hirth）、钢和泰（Baron Stäel-Holstein）、雷兴（Ferdinand Lessing）、卫礼贤（Rrchard Wilhelm）、喜龙仁（Osvald Sirén）、安特生（J. G. Anderson）、庄士敦（R. F. Johnston）、王克私（Philipe de Vargas）、柏烈伟(S. A. Polevoy)、戴密微（M. Paul Demiéville）、韦利（Arthur Waley）等。[8]

胡适与日本汉学界接触亦不少，他的《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最早被译成日文，显示日本同行对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的重视；胡适与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有过密切的交往，经后者的译介，他的新文学观点和中国古典小说考证远播东瀛；胡适与铃木大拙、入矢义高等在禅宗史领域有过长期的商榷甚至较量，胡适可谓日本同行的强劲对手。[9]

欧阳哲生《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在帮助国人了解世界文化方面，胡适也发挥了他的特长。胡适与商务印书馆关系密切。1920年1月26日夜他草拟《世界丛书条例》，“目的在于输入世界文明史上有重要关系的学术思想, 先从译书下手, 若某项学术无适当的书可译, 则延聘专门学者另编专书”[10]，并为这套书的规划，与高梦旦多次往返商量，商务印书馆将其纳入出版计划，这是中国出版界成规模、有计划、有组织地出版世界名著的一大壮举，当时知识界响应者甚众。胡适担任审查委员，为审阅、校订、确定书稿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胡适档案”中保留了他与译者来往商讨的大量书信，显现了他在这一工作中的核心组织者角色。1921年商务曾有意延揽胡适担任编译所所长，8月在对商务实地考察后，胡适转荐王云五自代，由于与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的特殊关系，胡适与商务互动频繁，商务的出版、编译对胡适颇为倚重。

为处理庚子赔款事宜，1924年成立了由美国、中国人士共同组织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1928年中基会改组董事会，胡适成为中方董事。1930年7月2日中基会举行第六次年会选举胡适为“名誉秘书”，又决定将原有的“科学教育顾问委员会”改组为“编译委员会”，聘请胡适为委员长，其工作范围是编译世界名著及大、中学教科书和参考用书。仅1930年7月至31年6月文史组组织翻译的书籍就有30余种，其中包括由闻一多、徐志摩牵头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

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知识界，胡适是少有的几个与西方学者打交道较多的中国学者之一。他与国际学术界的互动，大大加强了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的关系和情谊。而他为阐释中国文化价值所发表的各种英文演讲和文章，在中国被污名化“老大帝国”或“东亚病夫”的时代，不啻是将中国文化学术推向世界的一个积极举动。他组织编译世界名著和各种教科书所做的策划、编审工作，对相关的编译、出版事业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三胡适思想遗产的估衡

胡适的历史地位来自于他发动“文学革命”，在新文化运动中创造了诸多创造性的文化学术成就，发挥了主将的作用。但他的地位并不局限于此，他更是一代思想宗师，他的思想影响力穿越世纪的时空，对我们时代仍然具有其难以磨灭的价值。

研究思想史有两条路径：一条是以一种成见去解析另一种成见，如冯友兰先生著《中国哲学史》，将中国哲学史段分为两个时代：一个是先秦的子学时代，一个是汉代以后的经学时代，即是以其儒学的正统观念为出发点，描述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历程。冯先生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对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评价，也反映了他的正统观念；第七册用三章的篇幅讨论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而对胡适仅用二节加以介绍，更是其成见的直白表露。

一条是以平等的眼光处理探讨各家思想，呈现各自的优长与特性。蔡元培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时曾指出该书的四大“特长”，其中之一就是“平等的眼光”，“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汉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诸子；近人替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这都是闹意气罢了！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我个人对思想史研究也是遵循这条路径，就是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各家各派的学说和思想，展现他们的优长和特性。现在我们也以这种态度来度量、估衡胡适的思想遗产。

首先，胡适作为实验主义在中国的传人，他自觉地将引介科学方法作为自己的职守。胡适认为实验主义“完全是近代科学发达的结果”，“最注意的是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胡适对这种“实验室的态度”的意义作了三层解析：“（一）科学律例是人造的，（二）是假定的，——是全靠他解释事实能不能满意，方才可定他是不是适用的，（三）并不是永永不变的天理，——天地间也许有这种永永不变的天理。……实验主义绝不承认我们所谓‘真理’就是永永不变的天理；他只承认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他能不能发生他应该发生的效果。这就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从胡适对实验主义的这一定义可以看出，他注重的是实验主义所内含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应该承认，胡适所宣传的实验主义对传统思想“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真理观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胡适一生持守实验主义，主要是把其当作一种科学方法。具体运用到历史学领域，就是讲究实证，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讲八分话。据此，他认定清代学者的考证方法是一种科学方法，胡适将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与清代汉学家的考证方法融合贯通，形成了自己一套独具特色的治学方法，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诀，即是其治学方法的经典总结。长期以来，在论述和评估胡适与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思想时，存有一种误解，即以为其“注重实际的效果”，故常见人以实用主义称之，胡适在说明他为何采用“实验主义”这一名称时解释道：“‘实际主义’四个字可让给詹姆士独占。我们另用‘实验主义’的名目来做这一派哲学的总名。就这两个名词的本义看来，‘实际主义’（Pragmatism）注重实际的效果；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n）虽然也注重实际的效果，但他更能点出这种哲学所最注意的是实验的方法。”[11]这里的“实际主义”相当于后来人们常用的“实用主义”，胡适似乎早已预感到人们可能混淆这两词的含义，故中译时特辟“实验主义”来表明他提倡科学方法的良苦用心。

其次，胡适提倡渐进的文明进化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胡适首次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文明进化观：“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拢统解放,改造也不是拢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12]正因为如此，胡适不承认“根本的解决”的社会改造方式，在这一点上，他的确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存在分歧。也正因为如此，他与国、共两党的社会政治理念有着极大区别。国、共两党都是以“革命者”自居，而胡适通常只提“改良”，如“文学改良刍议”，或“改革”，如“我对丧礼的改革”，他甚少以时人喜欢标榜的“革命”自居。

胡适主张“和平渐进的改革”，这与他对进步的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说：“近代的民主主义已抛弃了急进革命的念头，而对社会、经济，以及政治上的逐渐改革，感到满意。近代民主政治程序的基本哲学，是认为残暴的破坏行为不会产生进步，进步是许多具体的改革积聚起来的结果。”他甚至认为：“急进革命与逐渐改革两者的区别，正是民主的生活方式与极权的生活方式最基本的不同。”[13]一切急进主义必然走上极权政治的道路，因为只有绝对的力量能够完成急进革命的工作，只有用暴力的手段和令人极端恐怖的“革命风暴”，才能把现在的社会制度整个推翻，阻止它恢复或再生，这也是那些“反民主的国家为何一定要采取独裁的手段”维持和巩固其政权的内在原因。

自由主义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和平渐进的改革”呢？胡适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的暴力专制政治。[14]

渐进与革命，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所走的两条不同道路。一般来说，在文化教育、社会经济这方面，“渐进改良”这种变革方式提供的成功经验比较多，所谓“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就是这些领域的人们为改革现状、振兴中华所做的某种努力。而在社会政治领域，“革命”一直据有支配地位，谋求“根本的解决”是激进或“左翼”的共同思想导向。这两种不同的变革方式就其推动历史的发展而言，应该说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提倡渐进改革并非胡适独有的主张，在他之前有严复、梁启超、张謇这些立宪派人士，在他之后有一批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但是在四十年代末，在国、共两党的激烈对抗中，胡适倡导“和平的改革”，反对“暴力革命”，其针对性明显可见。1930年代以后，胡适被日益“左”倾的青年知识分子所抛弃，大抵也是这一原因。

欧阳哲生《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渐进与革命是社会进步的两条途径。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面对各种旧势力的抗拒和阻挠，革命所产生的能动作用对社会的冲刺当然要大，因而这也是革命者的逻辑出发点和正当理由。但革命的破坏性和颠覆性，给社会可能造成的伤害也是不可避免的，对此，从成本和代价上计算，一部分人认为革命是暴风骤雨似的阶级大搏斗，是血淋淋般的暴力冲突，付出的代价高昂，他们因此更倾向于一种温和的社会改造方式——渐进。严复、梁启超、胡适抱持这种观念即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这种进步观在近代中国的教育领域、经济领域颇为流行，所谓“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即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在革命与渐进这两种方式的竞争中，革命因其强势表现而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如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往往占据上风，人们称二十世纪是最快或最短的世纪，其实指的就是这是一个革命主导的世纪。但渐进作为一条辅线始终存在，并没有消失，它与革命相辅相成、此起彼伏。1970年代末中国颠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思潮，转向改革、开放，重新步入现代化的轨道，严复、梁启超、胡适这些被贬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思想家重新回到学术视野中来，得到人们“同情的理解”和相当程度的认可，多少表现了渐进式改革之途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命力，渐进也并非中国社会进步摒弃的一种选择。

再次，胡适提倡人权，主张民主政治，反对独裁，反对“革命式”的专制。从1928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与国民党就人权问题展开论争，到1930年代，《独立评论》的同人就民主与独裁展开争论，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胡适认定，中国抗战是为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而战，反法西斯战争是一种民主与极权的冲突。胡适始终高扬民主大旗，秉承民主原则与一切反人权、非理性、残暴的法西斯统治进行抗争。胡适晚年鉴于民主在中国难以实施，甚至提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尊重个性，承认人各有其价值，这是五四时期胡适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的蕴含，也是个性解放运动的理论基础。提倡人权，要求宪法保障的人民基本权利，希望“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15]这与执政的国民党当局产生冲突。民主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也是现代政治文化的核心要件，胡适天真的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16]他完全忽视了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政治传统，对实施民主政治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这也就注定了他的民主政治主张在中国的现实面前一再遭到碰壁的结局。

最后，胡适主张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从中国人文传统的内在理路寻求新文化建设的进路，反对“启蒙式的讹诈”。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取向是反传统，但其内部对传统的态度却有微妙的差别：一种是在反传统的价值取向下，对传统的良善因素加以发掘、利用，为现代性的生长提供传统的资源，将新文化运动看作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一种是将中国的前现代社会看成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要求将人们从神权、专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他们将新文化运动定位为类似法国式的启蒙运动。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价值的取向。呼唤“中国的文艺复兴”表现了与中国人文传统的某种联系，选择启蒙运动则常常从反传统走向了“反文化”。胡适亦从不采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的说法，这与陈独秀明显不同，蔡元培与胡适对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取向，有着共同的偏好，他们的态度相对理性、温和。

讲究实验的科学方法，提倡循序渐进的进取精神，坚持民主政治的规则，承续中国人文传统的文艺复兴，我以为是胡适思想的精髓，也可以说是胡适留给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胡适的思想今人看似平常，多为常识，但实行起来又非易事，这也许是胡适思想在后世持续产生影响的原因。

四《胡适年谱新编》的编撰与创新

海内外现有胡适年谱三种：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0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耿云志《胡适年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究其三著之长，胡颂平利用其担任胡适秘书（1958—1962年）的机会，详记胡适晚年最后四年（1958—1962年），所著从第七册起几乎每年一册，篇幅接近全书十分之四。此外，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在材料上可视作其编撰年谱的补充。曹伯言、季维龙在编著《胡适年谱》以前，曾编辑《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胡适书评序跋集》（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1月）等书，对胡适著作情形颇为熟悉，其著查阅、利用了大量已刊与胡适相关的报刊资料。耿云志“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胡适档案，特别是当时尚未公开的部分胡适来往书信。但现有三部胡适年谱也共有其短：一是均在《胡适的日记》（影印本,18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胡适书信集》（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以前编著。因胡适日记尚未公布，故对于胡适日记的利用，除了已出版的《胡适留学日记》（商务印书馆1948年）、《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可以利用外，其它大部分的日记材料均无法利用。胡适日记是了解胡适生平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经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胡适日记全集》）在海峡两岸的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出版。此外，还有少量尚未经整理和刊布的胡适纪事稿本保存在中国历史研究院“胡适档案”和台北胡适纪念馆收藏的档案中。胡适生前交往广泛，周末甚至做“礼拜”接待各方访客和好学青年，坊间流行的“我的朋友胡适之”即是他当年热情待友的证明，从胡适的来往书信可以看出他的人际关系网络，但比较系统的胡适书信整理迟到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我与耿云志先生合作编辑的《胡适书信集》才真正开始，在此之前，只有少量的胡适书信公布于世。二是少见采用胡适在欧美发表的大量英文作品。袁同礼与尤金•L•德拉菲尔德（Eugene Livingston Delafield）合编《胡适西文著作目录》（Selected Bibliography of Dr.Hu Shih’s Writings in Western Languages.《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庆祝胡适先生65岁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故院长胡适先生纪念论文集》，收文247件）。在此基础上，周质平先生按图索骥，收集、整理、编辑《胡适英文文存》（147篇，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胡适未刊英文遗稿》（66篇，台北：联经，2000年），此外还编译新发现的胡适与韦莲司来住书信——《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175件，台北：联经，1998年)，对胡适英文文献的收集整理《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5至41卷增收了部分胡适英文作品和书信（著述239篇、书信844封）。近年来人们又发现了大量胡适英文文献材料。这些英文材料大多没有编撰进入现有三部年谱。胡适在美国生活、学习、工作长达二十五年时间，美国报刊发表了大量有关的他的新闻报道，这些材料过去几乎很少进入人们的视野，更遑论整理、编译和出版。三是胡适在北京大学执教十八年，长期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协和医学院董事，历任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院士、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现有三部年谱对于这些机构的档案材料鲜少利用。即使北京中国历史研究院和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收藏的胡适档案，三著的利用率也颇为有限，英文档案几不见征引。鉴于已有年谱的这些缺陷，我们认为，编撰《胡适年谱新编》实有必要，可以拓展的空间实在是相当之大。

欧阳哲生《学缘与书缘》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编撰《胡适年谱新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一、它将为了解胡适生平事迹、思想发展和著作成就提供翔实可靠的材料依据。二、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适全集》存在许多遗漏，全面清理胡适文献，可为重新编辑《胡适全集》提供可靠的线索。三、胡适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部资料翔实、材料可靠的《胡适年谱新编》，将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和工具书。四、胡适是一个跨学科（文学、哲学、历史学）、跨地域（中国大陆、台湾、欧美、日本）、跨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的历史人物，他在其所经历的地域、所耕耘的领域、所跨越的语际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通过编撰《胡适年谱新编》，对加强各地胡适研究同仁的联系和交流，加强各学科之间的沟通，增进海峡两岸乃至中国与欧美、日本学术界的交流，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胡适年谱新编》按照谱生的生活时段和地域变迁，现分六卷，总计近800万字。各卷内容为：

第一卷（1891年12月17日—1917年7月9日）。谱前对胡适的家世源流、父亲胡传生平事迹作一追溯。胡适1891年12月17日（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生于上海。胡适自幼随父母亲在上海、台湾居住。1895年父亲去世，母亲带他回到原籍绩溪，在老家私塾接受了九年传统教育（1895—1904年）。1904年胡适由三哥带至上海读书，先后就读于梅溪、澄衷、中国公学、中国新公学等新式学堂（1904—1910年）。在《竞业旬报》等刊发表大量作品，初步显露其文学才华。1910年7月胡适考取第二批清华庚款留美官费生。9月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农科，1912年转学文学院，1915年9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在《留美学生年报》、《留美学生季报》等中、英文刊物发表文字，是留美学生界的活跃分子。1917年5月胡适提交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of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参加博士考试。

第二卷（1917年7月10日—1927年5月19日）。1917年7月胡适学成归国，9月胡适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在北大工作期间，胡适在哲学、英文、国文等系授课，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多次被选入北大评议会，对北大校务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胡适发动文学革命，参与编辑《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主将；创办《努力周报》，参与《现代评论》同人活动，是当时富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1926年7月胡适赴英国参加庚款委员会协商，借此机会访问苏联、法国、德国、美等国达十月之久，与国际学术界广泛交流，发表多场演讲，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第三卷（1927年5月20日—1937年9月20日）。1927年5月底胡适回国，先后在上海东吴大学、光华大学、中国公学任教，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创办《新月》杂志，就人权问题与当政的国民党展开抗争。1930年11月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离开上海北上就任北京大学教授。1931年创办《独立评论》，就民主与独裁问题、东西文化的比较、中日关系问题发表时评政论，是当时颇具影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1937年7月9日离开北平南下参加庐山会议。

第四卷（1937年9月20日—1946年7月4日）。1937年“七七”事变后，胡适被国民政府征调赴欧美做外交宣传工作，以争取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支持。1938年9月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直到1942年9月去职。在任期间，胡适为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对美国朝野上下进行游说，到处发表演讲，获得了美国各界的广泛好评。卸任大使后，先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思想史，并从事《水经注》考证等学术工作。

第五卷（1946年7月5日—1958年3月31日），这是国内外形势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胡适从北平到美国，其人生经历了一段暗澹岁月。1946年7月胡适回国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946年11月出席南京政府包办的国民大会，为主席团成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4月离开中国大陆赴美，在美度过了其长达八年的寓公生涯。1950年9月曾受聘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任此职近两年。1956年冬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部的工作人员唐德刚先生合作编撰《胡适口述自传》，为其一生学术工作做结账式的总结。

第六卷（1958年4月1日—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要居住在台北。1958年4月胡适回到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任等职。在此期间，因对蒋介石三连任与“雷震案”处理持异议，与蒋氏父子发生严重冲突，并受到台港文化保守势力的激烈攻击，1962年2月24日终因心脏病猝发去世。

从胡适一生历经的地域看，他在中国生活的地方主要有上海、安徽绩溪、北京、台北四地，其中以北京时间较长（1917—1926、1930—1937、1946—1948），大约十八年，也最重要，胡适自己保存的私人档案和他工作所在的北京大学档案材料较为完整。安徽绩溪是胡适家乡，他在此生活虽只有九年（1895—1904年），但老家的亲友与他长期保持通信联系，安徽同乡是胡适的重要人际圈。胡适在上海有两段（1904—1910年、1927—1930年），除公开发表的文字和《四十自述》所保存的回忆外，档案材料较为缺乏。胡适在台湾有两段（1893—1895、1958—1962），最后四年胡适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政务繁忙，这一段的材料保存完整，胡颂平利用秘书之便对胡适的日常生活和谈话在日记中有详细纪录。胡适九次赴美国，其中以早年赴美留学（1910—1917）、抗战时期在美做外交工作和从事教学研究（1937—1946）、1949年以后去美作寓公（1949—1958）三段时间较长，加上两度赴欧洲访问（1926年7—12月、1938年7—9月），他在欧美总计约二十六年，占去胡适成年时间的一半。要真正了解胡适，就必须了解胡适在美国。《藏晖室札记》是胡适留美生活、学业成长的自供状，也是最值得推荐的中国留学生日记范本。相对来说，胡适在美的后两段疏于日记，材料空缺较多，我们主要依赖美国报刊的新闻报道、胡适与各方人士的来往书信，以及散落在美国各大机构开放的档案。从各类材料的积存情形看，与同时代其他人物比较，现存胡适档案是一个颇为可观的宝藏，这对于研究者来说应该说是一大有利条件。

《胡适年谱新编》是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核心人物之一，编著他的年谱，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教育学术发展状况，充实文、史、哲诸学科的学术史研究，都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近三、四十年来胡适研究获得极大发展，新材料、新观点、新发现层出不穷，“胡适学”几乎与“鲁迅学”一样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人物的一门显学。我们编撰《胡适年谱新编》，一方面充分利用现有学术界的新成果，一方面继续发掘已获线索的各种未刊档案材料，在材料发掘与史实建构上确有新的重大推进。

编撰《胡适年谱新编》的总体目标是为了全面、客观、精确、清晰地展示胡适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发展历程，便于人们了解胡适一生行实和事迹。为达此目标，我们的工作程序大致分成四个步骤：第一步先消化现有三部年谱的文献材料，对已有的条目进行鉴别，改正发现的错误，按照新的编辑体例要求重新进行编排。第二步将已经公开出版的胡适著作，包括日记、书信、讲演、文集和新发现的中、英文作品，一一补入新编年谱。这方面的材料扩充量较大。第三步将已经公开出版的与胡适相关的人物所存的文献材料，主要是与胡适通信往来、交往史实、他人回忆及评论文字和各种报刊相关报道编入本谱。这一步通过借助查阅各大民国时期报刊数据库，对所有涉及胡适的材料进行搜索、甄别、鉴定。这方面扩充的材料有新的大幅度增加。第四步查阅北京大学档案馆、中国历史研究院档案馆、台北胡适纪念馆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等各大档案馆、图书馆收藏的未公开出版胡适档案和其它相关文献材料。通过以上几步工作，实际上就已完成对胡适文献材料的地毯式搜索，可以说是“竭泽而渔”。

欧阳哲生《二十世纪中国文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胡适年谱新编》在编写体例上将较此前三部年谱有很大改进，在采用材料上有新的大幅度增加。现将主要推进之处综述如下：

一是新发现和利用大量与胡适有关的英文材料。在袁同礼与尤金·L·德拉菲尔德合编《胡适西文著作目录》、周质平编《胡适英文文存》《胡适未刊英文文稿》、安徽教育版《胡适全集》收入的胡适英文作品的基础上，新发现胡适英文作品200多篇。中国历史研究院、台北胡适纪念馆两处收藏的胡适英文档案中，保存有大量可利用的胡适英文档案材料，主要是外人与胡适往来书信。北京大学图书馆尚收藏有抗战时期胡适与美国各界人士英文通信二百多通、胡适名誉博士证书十余件。这些英文档案材料的利用率颇为有限。在美国、英国的报刊所载与胡适活动相关的新闻报道达数千条之多，此次编著《胡适年谱新编》时，我们又通过遍寻各大英文报刊数据库，尽可能地将这些英文材料编译入谱，大大弥补了原有三部年谱英文材料的不足。

二是新发现胡适本人的著作，包括文章、日记、书信。《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后，学术界反响强烈，发现其遗漏的胡适作品不少。胡适纪念馆编新版《胡适全集》中的《胡适中文书信集》《胡适时论集》虽有一些新的文献增加，但仍存在类似的问题。经过查找，我们已发现可新增数百封胡适书信、十余册胡适记事薄和相当可观的胡适文章。

三是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历史研究院、台北胡适纪念馆收藏的胡适档案。北大图书馆存有胡适藏书、胡颂平先生未刊日记手稿近百册（其中近半是胡颂平任胡适秘书时的日记）。中国历史研究院所保存有胡适档案3000余卷，台北胡适纪念馆收藏胡适档案1000余卷，其中新发现的有尚未整理的胡适行事历十余册，这些行事历可补已刊布的胡适日记之空白；胡适英文档案中的大量来往书信，这些书信可以提供胡适与外人交往的诸多信息。北大图书馆研究馆员邹新明与胡适纪念馆合作，编辑整理《胡适藏书目录》（4册，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将胡适藏书中的题跋、批注一一辑录，尽显胡适藏书风采，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胡适的藏书信息。

四是近年来海峡两岸三地新出版的与胡适相关历史人物的文献材料，如中国大陆出版的《吴虞日记》《周作人日记》《顾颉刚日记》《钱玄同日记》《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赵元任日记》《蔡元培年谱长编》《赵元任年谱》《张元济年谱长编》等；台湾出版的《陶希圣日记》《雷震日记》《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傅斯年遗札》和未出的《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电子档）等；香港出版的《张彭春日记》《吴忠信日记》等，这些新刊布的文献包含有大量与胡适相关，特别是这些人士与胡适交往的材料。例如，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过去我们基本上是从胡适日记、书信等材料来寻找他们关系的线索，现在蒋介石日记的公布，得以让人们可从蒋介石这一面观察两人的互动，蒋介石日记中保留了多处对胡适言行的评价和反应，1958年5月10日蒋介石在出席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典礼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显现了蒋内心对胡适当天发言的极端恼怒。胡适当天的发言何以引发蒋如此震怒，原来胡适在现场回怼了蒋的发言，称“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这多少使蒋有些尴尬。胡适逝世后，1962年3月1日蒋介石前往灵堂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蒋介石在公开场合的表示。然而，在日记中蒋却有另外一番表现，1962年2月24日蒋的日记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 1962年3月3日的日记又表示：“胡适之死, 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 乃除了障碍也。” 用一个“除”字，足以显示蒋私底下对胡适猝逝幸灾乐祸的心态，这反映了胡、蒋两人既合作、又构怨复杂而微妙的双重关系。

五是发掘利用晚清民国报刊电子资源与胡适相关的材料。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有条件查寻海内外各种数据库，特别是民国时期的报刊，从中搜寻与胡适相关的材料，获得了诸多与胡适活动相关的材料。

《胡适年谱新编》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叙述胡适生平事迹，原则上以叙述史事为主，不作评论。如对于某些事件有不同说法、不同评价者，在摆平各种意见后，再酌情作简要评判。

编著《胡适年谱新编》的难点在于对英文档案的处理。胡适档案中英文材料较多，胡适与欧美人士的通信占其绝大部分，估约上千件，这些书信因出自不同欧美人士的手笔，笔迹较难辨认。如要对这些书信蕴藏的全部信息加以消化，进行摘要介绍，确需请教外国专家或精通英语的专业人士。胡适在美国居住长达二十五年，除留学阶段存有《胡适留学日记》，其它两大段（抗战时期、1950年代）的日记比较稀少，且语焉不详，空缺较多，因而查寻资料的空间很大，我们虽然做了相当努力，但仍感在有限的时间内还存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胡适交往的国内外人士实在太多，要将与这些人物的来往书信尽入囊中，确实有相当难度，我们虽倾尽全力，查阅了各大档案馆，但散落在私人手中或某些机构的信件或档案估计可能还有不少，这些遗珠之憾，只能留待以后继续增补。总之，《胡适年谱新编》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陷，自然在所难免，我们诚恳期待同行专家的批评指教和不吝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