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史上最难选副总统：2000大洋买一张选票，曹锟为何仍没选上？|副总统|大洋|曹锟|段启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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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安福系的支持使徐世昌在此次总统选举中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9月4日，北京新国会参、众两院召开总统选举会，出席的参、众两院议员436人以425票通过，徐世昌几乎以全场一致的选票成了中华民国第二届由国会选举产生的正式大总统——北洋政府时代唯一一位没有武力背景的“文治总统”。

1、徐世昌就职的合法与非法

除南方的护法军政府外，徐世昌的总统资格，几乎在北洋系内得到了一致的承认。徐当选当日，南方的非常国会就发表宣言，表示不承认北京的总统选举和徐世昌的总统资格，其理由是，根据《大总统选举法》，总统选举本是国会的特权，大总统选举应由国会议员组成的总统选举会选举产生。

“故今日除根据约法所产生之国会有此特权外，无论何项机关，无参预之余地”，因此，在“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未能依法行使之前，非法政府公布之伪法律，及所发布关于抵抗护法政府行为之伪命令，绝对不产生效力……北京伪国会之组织，及一切行动，悉属伪法律构成，当然无效"。

在9月14日南方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伍廷芳发表的致徐世昌本人的通电中，两人共同劝告徐世昌洁身自爱，勿应北方政府的总统之选。

但是，和护法军政府的前两次宣言一样，岑春煊、伍廷芳的通电仅向人们表示，南方对于北方总统选举的抗议，所争者在法而不在人。徐世昌之当选总统，系由安福国会产生，故南方视其为非法。

而岑、伍通电的真正用意，是鼓动徐氏暂不就总统，先促进南北和平，在和谈中解决国会问题，而南方将来亦将以另外一种方式(由南方非常国会)重新选举徐为总统。为了抵制徐世昌遽行就任这个由北方安福国会选举出来的总统，南方甚至酝酿延长现总统的任职期限，拟继续由冯国璋代行总统之职。

在9月24日广州非常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一个决议上，南方议决现总统任期延长80 天。其理由是，袁世凯称帝计80日；该80日不应加入总统任期内，故从10月10日起，凡80日，仍应由现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之职。但鉴于冯国璋事实上已无法在北方延长其总统任期，因此，南方护法军政府进一步决定，并咨询复参众两院国会同意，自10月10日起，将由南方的护法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并摄行大总统职务。

为了制造军事上的压力，以抵制徐世昌的就职，9月下旬，云、贵、川三省军事首长在重庆召开了秘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北京政府虽更选大总统及国务院，但不管政局变迁到何种程度，皆战斗到底。关于军事布置，对有抵抗力之湖北方面，采取守势，而对于抵抗力较弱之陕西方面则采积极之攻势。

2、三个人的迥异命运

在反对徐世昌就任安福国会所选举的总统问题上，西南方面取得了直系吴佩孚的积极支持。9月26日、10月3日，湘南南军将领潭浩明与直系北军将领吴佩孚两度联合发表通电，共同斥责了这个在武力压迫下产生的“不完全之国会”及其操纵下的总统选举，强烈要求徐世昌“勿为非法所利用，而充南北调停首领”，“以期迅速解决时局，同谋对外”。在10月3日的另一封通电中，谭、吴等人甚至指名道姓地斥责段祺瑞操纵国会选举，毫无和平诚意，而西南方面的和平诚意却是“信而有证”的。

可以发现，谭、吴的这两次通电，与南方护法军政府的两次宣言及岑、伍9月14日通电采取了基本一致的口径，在这两个通电中，南北将领列名者计有谭浩明、吴佩孚以下30余人，这是自南北开战以来，南北军人首次联合反对北洋主战派领袖的公开表现。因此，此电一出，立即在南北双方均产生了巨大的轰动，对于推动段祺瑞的再次下野和南北和议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久历官场、老于仕途的徐世昌，自己也绝不愿放弃这个飞来的做大总统的机会。尽管南北之间的日益升级的矛盾从一开始就预示着这个大总统将要面临的严重危机，但徐世昌还是几乎毫不犹豫地登上了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的宝座。

1918年10月10日，这是中华民国第七个国庆节，也是第一任总统届满，第二届总统就任之期。是日上午8时30分，前任代总统冯国璋派内务总长钱能训、公府大礼官黄开文，备礼舆迎接新当选的总统。而徐世昌本人却乘汽车进入总统府，由礼官黄开文导至怀仁堂。9时正，冯国璋由居仁堂到怀仁堂，与新总统同向国旗行三鞠躬礼，礼毕，冯氏东向致颂词，徐氏西向致答词，词毕，两人互相一鞠躬。然后礼官送冯回居仁堂，冯即出总统府，回地安门外帽儿胡同本宅——数日后，冯即收拾行装，悄悄地回了老家直隶河间，息影林泉。后移居京津，也从此悄悄地消失在北洋政府的政治舞台上，直至1919年12月28日病逝于北京地安门帽儿胡同本宅。

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七年来，总统替换了4位(孙、袁、黎、冯)，但这一次却是国人所见的唯一的一次新旧总统面对面交替的场面。此前的历任总统则或未终局(孙)、或病死(袁)、或被逐(黎)，北洋政府成立之后的历届总统的命运，也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军事独裁者统治下的中华民国，坎坷多难的遭遇和命运。

徐世昌和冯国璋新旧总统交替的当日，新总统徐世昌下令准予国务院总理段祺瑞辞职，并特任内务总长钱能训暂行兼代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而同一日的命令中指示，段祺瑞在辞去国务院总理后,将仍任将军府督办参战事务。靠着这个参战督办的头衔，段祺瑞在辞去国务总理之后，仍然可以名正言顺地掌握皖系计三师又四个混成旅约5万之众的军事力量，仍然可以维持皖系这个庞大的军事集团，而同期下野的“河间野老”冯国璋与之相比就望尘莫及了。

自 1918年的大选酝酿以来，冯国璋自付无法与段祺瑞的皖系相抗衡而谋取总统连任，又不愿拱手将此席让给皖系；段祺瑞亦因“武力统一”遭直系前线将领的反对，而不敢擅取总统一职而遭致直系的攻击，更不愿因虚拥总统之名，而舍去参战督办的实权。于是，靠着安福国会的支持和直皖两系的暂时妥协，长期以来一直超然于直皖两系之外没有任何实力背景的北洋元老徐世昌，便顺利地登上了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的宝座。

事实上，除吴佩孚等少数直系将领因与西南联盟的原因，对于徐世昌的当选和就任持反对态度外,徐的当选几乎没有在北洋系内部引起任何的反对。但是，紧接下来的中华民国副总统的选举却出人意料地波折横生，并且在北洋政府的政治舞台上再一次演出了一场场令人作呕的政治闹剧。

3、曹锟当选“副总统”有多难？

副总统选举的连续流产首先肇因于交通系和安福国会的分裂。为了继续贯彻“武力统一”的政策，这场副总统选举一开始，安福系便决定按照段祺瑞的指示，选举当时直系的核心人物曹锟为副总统，以副总统的预约券来诱使曹锟压迫吴佩孚继续对西南用兵。

但由于在引奉入关助战时期，徐树铮已经答应张作霖，将以副总统一职作为奉张入关的酬劳，为此，当这一次段祺瑞复又决定将副总统再送给曹锟时，曾特地派人出关，说服张作霖同意以曹锟为副总统。

为了同时拉住张作霖和曹锟，段祺瑞指使北洋政府于9月7日特别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并进一步地扩大了东三省巡阅使的权力范围。

扩大后的东三省巡阅使权限规定：

该巡阅使除原有的东三省特别外交权、必要时的黑吉两省的军队统率权、东三省司法监察权之外，特别增设了以下要件：该巡阅使对于吉、黑两省，每三个月要巡阅一周，赴吉、黑办法宜取监察性质，如遇紧要事件，得由该巡阅使核决；东三省均设巡阅使行辕，每半年巡阅使应赴京将所办事项向政府报告一次。

根据这个扩大东三省巡阅使令，张作霖已取得了凌驾一切北方督军之上，完全和曹锟相等的地位。

一向对于副总统一席垂涎三尺的曹锟，又一次在副总统的预约券下成了武力统一的应声虫。当皖系向其明确地表示了选其为副总统的承诺后，两面三刀的曹锟再次一改在主战问题上对于段祺瑞的敷衍和应付态度。

9月26日吴佩孚与西南的联合通电发表后，曹锟立即致电吴，对其大加斥责，在这个通电中，曹锟明确表示，他本人坚决反对吴佩孚的和平倡议，且认为“应以实力维持秩序，国家前途应由中央决定”。显然，和以往所有的为了谋求自保而发出的敷衍性的通电不同，曹锟在这个通电中所表现出来的继续主战的态度是积极、真诚的，他的直接目标便是以吴佩孚对于西南的战功来换取皖系关于副总统承诺的兑现。

曹锟的再度主战和倒戈，不但在直系势力中引起了普遍的反感，而且也在国会内部引起了对于副总统选举态度的分化。

4、交通系与安福系的龃龉

研究系是当时国会内与安福系互相敌对的势力，也是冯国璋“和平混一”政策的拥护者。在此次选举前，他们均不但坚决地抵制曹锟为副总统，而且议决将副总统一职留给南方，以作为将来议和的一种条件。因此，当此次选举一开始，该系便和安福系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

如果说在当时国会中，仅占二十余席的研究系的反对并没有对安福系构成压力的话，那么在国会中拥有一百二十余席的另一集团——交通系的拆台对于曹锟副总统的职位，便产生了致命的威胁了。

原来，新国会成立后，随着对待安福系态度的不同，交通系很快便开始一分为二：

以曹汝霖为代表的新交通系系由段祺瑞、徐树铮扶持而成，故在国会中自然唯安福系的马首是瞻。

但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既对徐树铮的飞扬跋扈深恶痛绝，又深忌曹汝霖新交通系的后来居上，尽管他们对于曹锟本人并没有什么恶感，但本着“人是我必非之”的派系政治原则，当安福系和新交通系将曹列为此次副总统唯一的候选人时，立即在旧交通系中引起一片反对之声，该系和研究系相率约定坚决反对曹锟作副总统，以拆安福系和新交通系的台。

研究系和旧交通系在国会内的联手，使安福系在这次选举中面临严重的挑战。联合起来的两系虽然在席位上并未超过安福系，但却在国会内拥有使安福系无法正常举会的席位，而且，在政治上,两系也拥有当时在国内颇得认同的理由：

南北虽暂时分立，然阋墙之争，终宜言归于好，今总统既属北方，自应以副总统留给南方，庶于将来议和时，较有回旋余地。若正副总统一并举归北方，不啻闭和平之门，使南北长期争持，殊非国家之福。

安福系内部因金钱关系而产生的分化，更使段祺瑞举曹锟为副总统的计划雪上加霜。

安福系是北洋政府时代最典型的靠利益关系组织起来的一个政党。不但段祺瑞和徐树铮为了这个政党的组建投入了巨额经费，而且该系相当的一些议员自己也在这次当选之际糜费了巨额的运动费用。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最首要的问题并不是政治信念，而是在议员出席后，在正、副总统，正、副议长的选举中卖票，以收回他们“所消费之资本”，且希望能于本息之外得到巨额的利益。

但是直、皖系的妥协和大总统正、副议长的顺利产生却使他们计划落空，于是，他们便不得不把收回“投资”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副总统的选举上了。

此次选举之前，段祺瑞明确表示，尽管其甚希望以曹锟为副座，但却无力为其出钱选举，而曹锟本人在这场政治交易中，除下令吴佩孚继续作战外，再亦不愿出资运动，增加筹码。就这样，曹、段二人的同时摊牌，就使得安福系中一些“唯金是举”的议员们，对于举曹为副总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和研究系、旧交通系中的议员们一样，他们一面以拒绝出席继续向段、曹要挟，一面胡乱填票以分散选举。有人则公开声明：副总统不问为段祺瑞，为冯国璋、为曹锟，或为张作霖，至少非出数千元购一票，否则绝不投票。

在王揖唐的奔走运动下，北洋政府在补充军费的名义下，为曹锟补拨了150万元作为副总统选举的特别经费，按照这个标准，每个议员一张副总统的选票值2000元。这应该是一个很可观的价码。

但是报纸上的一则消息却使议员们对交通系、安福系给曹锟开出的这张2000元的支票持相当冷淡的态度。报载：曹锟为纳天津名妓刘喜奎作“侧室”，给刘开出的身价是10万。这样，在选举尚未开始时，人们便盛传，一个妓女的身价值50个议员。于是议员们便开始责骂曹是个悭吝鬼，而绝不愿为其抬轿子了。

而曹锟本人的此次选举经费虽由皖系拨给，但因在其军费中开支，事实上还是自己解囊。因此在花费了80万大洋之后，就再也不愿意掏腰包了，其副总统的前景也便因此变得十分的黯淡了。

5、“肉票”的背后

9月5日和10月9日，北京国会两次举行副总统选举大会，但都因出席议员不足半数而宣告流产。10月9日的副总统第二次选举会上，上午因出席人数不足只得宣布休会，原来是旧交通系议员50余人到万牲园赴周自齐举行的游园会了。

王揖唐只得四处派人催召，赴万牲园拉人，但议员们却拒绝入会，死拉活扯，军警们才拽回了8位议员，王建议关紧大门，议员只许进门，不许出门，并派军警再回去拉客，以凑法定人数，但此令一下，议席上的议员纷纷夺路而逃，就这样，后拉的人还没来，已拉的人又走了大半，会议再度流产。

10月16日的选举更具有戏剧性。选举前两日，旧交通系首脑周自齐再度邀结一批反对曹锟为副总统的议员计140余人，离开北京，躲进了周自己在天津英租界马球场廿九号私邸开设的招待所，自行集会，饮酒看花，征逐花草，并表示反对北京国会选举曹锟为副总统。

10月15日，走投无路的王揖唐，只好派出安福系大将克希克图，率8名孔武有力的议员赴津门绑架议员，王在天津私邸亦派出一批家丁，分乘8辆汽车，开赴天津新火车站，专等接应克希克图绑架来的“肉票”。

克希克图终于在天津的南市妓院里找着了这些因躲避选举而“倚红偎翠”的议员们，并强行将他们押往了北京。但很多议员在混乱中趁黑逃脱。次日是正式选举的当日，王揖唐再度派车辆分途抓议员到会投票，警察总监吴炳湘也专门派出武装警察到会监视，禁止议员离开会场，尽管如此，到会的议员仍然少得可怜，10月16日的副总统选举会，再度因为参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产。

副总统选举的流产，是安福系自新国会成立以来所遭到的第一次打击。选举会流产后，安福系首领王揖唐羞愤交加，便“抱病”赴西山休养去了。此后，参议院议长、旧交通系首脑梁士诒公开表示，如安福系仍强迫进行副总统选举，他将辞去议长的职务。尽管段祺瑞对于研究系和旧交通系的这次公开破坏副总统选举恼怒到了极点，但对于来自这个由自己一手操纵并策划起来的安福国会内部的拆台行为，却也无可奈何，只好明确表示，将不再进行这种“徒劳无功”的选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