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唐玄宗宠妃武惠妃召唤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兄弟与驸马薛锈入宫，说宫内有盗贼召他们入宫平贼。三兄弟与驸马薛锈披甲入宫时，却被诬告造反，三兄弟携同党兵杀入宫内，玄宗大怒，立刻将他们卸甲抓捕。而后玄宗废黜了已居储君之位二十余年的太子李瑛，同时被废的还有鄂王与光王，之后更是被赐死，在历史上这件事也被称为“三庶之祸”。
武惠妃这种拙劣的政治把戏历史上比比皆是，玄宗能看不明白？古来废掉皇位继承人都是国家的大事，能看明白把戏的玄宗为何能说废就废？其中又有什么在背后暗暗助力这件事的发生？这不得不提到在这一时期，唐朝中枢政治体制的改变，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唐朝未来的发展走向。
△影视剧中的唐玄宗。图片来源：电影《妖猫传》
唐朝在玄宗和肃宗时期，国家中枢政治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常认为是安史之乱的破坏，导致了唐朝中枢政治体制的改变，从积极进取变为弊病丛生。玄宗和肃宗时期也被人们认为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枢政局是在怎样的国家体制下呈现出来的，它又是如何演变发展的？而当时国家政治体制的改变又反过来对中枢政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太子李瑛被废之前，唐玄宗已经着手压缩太子的地位和权力了。至少在开元二十三年（735）之前，没有见到玄宗公开流露出废储意思的记载。在这之后逐渐能看到史书上有关废储的记载，据《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条：“太子与瑶、琚会于内第，各以母失职有怨望语。驸马都尉杨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过失以告惠妃。”
这已经是最早的记录。但作者根据开元二十五年（737）颁布的《废皇太子瑛为庶人制》字里行间中，看到玄宗在司马光的记载之前就已经听到人们对皇太子的议论，并召集宰相就废储一事进行讨论。而中书令张九龄坚决反对这个提议，鉴于当时朝廷局势，玄宗虽有废储的想法，但无法实施。
就在张九龄坚决反对时，同时参会的户部尚书李林甫也察觉到了些什么，至少他可以从玄宗的不悦中得到日后对待太子的态度。玄宗对于太子以及两位皇子的间隙，根儿上来源于对武惠妃的独宠，枕边风吹得玄宗颇为心动，而废储素来不是皇帝的家事，而是关系到未来皇位继承的大事，尽管玄宗想但并不能随随便便就做了。
摸清这一点的李林甫便学着李勣屡次表达过天子废储乃是皇帝“家事”，表达支持皇帝的做法，玄宗也应该是了解李林甫对于太子的态度。
正因为难过宰相这一关，玄宗这个念想才一直深埋心里，直到张九龄被罢相，李林甫上台，转过年来就发生了“三庶之祸”。可见宰相的支持对于玄宗非常重要，或者说对合法的程序非常重要。
唐朝建立后确立了以三省制为主体的宰相制度，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在国家中枢的运作中，三省互有分工，既合作又互相制约。本来中书令只是三省中中书省的长官，其权力和职责在制度中没有突出之处。但实际运作中，中书令逐渐获得权重，权力的叠加以及皇帝对制度的破坏，使得中书令和中书省逐渐成为宰相中最为权重的存在。
早在唐高宗时期，给宰相加衔的普遍化就使得宰相群体的组成突破了三省主官的范围，诸如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类的职衔在名分上已经突出了中书省的地位。而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政事堂迁往中书省，这使得中书令地位的提高成了必然结果。
后来，政事堂更名为“中书门下”，更是彻底改变了三省制的中枢体制，中书门下由中书令居首席宰辅，而三省分职改为中书门下直接与皇帝议事，由此中书令成为这一时期除皇帝之外最有权势的人。
△影视剧中的李林甫。图片来源：电视剧《唐明皇》
玄宗时期是唐朝最为鼎盛的时期，早期玄宗与宰相之间密切合作开创了开元盛世。而后皇帝逐渐将一般事务托付给中书令，他则从国家事务中脱身享受皇帝生活。这使得中书令的影响力和处理事务中的作用空前扩大，所以当张九龄坚持反对废储时，玄宗只能选择尊重，并采取克制的态度。
当中书令的权力越来越重时，皇帝需要使中书令与皇权意志保持一致，毕竟权力与义务是相等的。张九龄的表现不符合玄宗的意志时，他便要通过换人来解决这一问题。
唐玄宗通过换人来重申中书令的服从性，对宰相班子的调整，让李林甫这样的人上来，是玄宗心中所需求的。在调整宰相班子之后，玄宗就顺利废储了。而李林甫根据自己的揣摩，也悟出了皇帝对于继任者的戒备与不信任，宰相与太子的关系由之前的拥戴和保护变为了倾轧与打击，从李林甫到杨国忠，从李瑛到李亨，宰相与太子始终剑拔弩张，最后才会有马嵬驿那场兵变。
对于皇帝释放出来的有限权力，太子政治地位的下降和宰相政治地位的上升，两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为脱胎于皇权的继任权和辅佐权，都相挤在一个权力赛道中。宰相、太子互相攻击，皇帝来做最终裁决人。皇帝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宰相与太子互帮互助共同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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