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徐帅《年谱》和《历史的回顾》刊载的史料：
1934年11月，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战略退却/长征至湘鄂西边，已经大规模行动，正行进在“浴血湘江”的路上。
在西北军委的领导和组织之下，四方面军接连召开了（毛裕镇）“党政工作会议”和（清江渡）“团以上高级干部军事会议”，以及“高级军事干部军事理论训练班”：由徐帅授课…。
高干军事会议着重讨论研究的，是“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徐帅按照之前与李主席“秉烛策对”构想，亲自拟制、详尽说明了《川陕甘计划》文案，提交会议讨论、研究；与会者“一致同意实施《川陕甘计划》，要求全体指战员坚决斗争，加紧工作，充实力量，冲破敌人的川陕会剿”。
因历史原因，《川陕甘计划》文献早已经落败于“时间长河及尘埃”。据当事人忆叙，其核心宗旨和基本指导思想是：“依托老区，发展新区，主要打击胡宗南部，重点夺取甘肃南部的碧口、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嘉陵江上游流域），积极向岷州、天水（渭河上游流域）一带发展，建立新的根据地。”
蹊跷的是：四方面军“一把手”、川陕根据地“政治领袖”、党中央代表和西北军委张主席却没有与会，也没有“依惯例”作形势报告或会议总结，更没有就《川陕甘计划》公开亮明自己的态度……？
依徐帅忆叙：在“高干会”之前，张氏已经晓得了《川陕甘计划》；“（某天）张国焘和我闲谈，曾问我：你看将来该怎么办？”“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去汉中行不行？”“我说，西渡嘉陵江的战机已经丧失，敌人筑碉防御，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我看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好。”“因为是随便交谈，他对我的意见未置可否。”徐帅还说：据我观察，张国焘这时对老根据地已失去信心，只是没有明说罢了。
另据史料方面反映：实际上是在过了五个多月之后，徐帅方才对张主席企图“大彻大悟”！
这似乎表明：张氏当年于“会前会上”的蹊跷举动是专门针对《川陕甘计划》有意为之，以便随后根本性的改变《川陕甘计划》、让“计划”空有其名而埋下伏笔一一>详见“后文”。
或许是因为，受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往西退却情势的刺激，张氏亦有了“动一功”心思；由于“往哪个方向动、怎么动”？他已经拿定了大主意。故徐帅“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的回答，不是他想要的那一种…。在这样的话语状态下，城府深不可测的张主席对徐帅的“回答”，既然觉得扫兴，自然就不会再亮明态度，更不要说在大会上公开表态了。
客观地讲，张主席与徐帅间的对话是“不平等”的：“扫兴”、便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没有“态度”、即是态度！
真正让张国焘“为难”的，是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既充分又适宜的“借口”，来让小十万人心服口服/心甘情愿“拖家带口”顺着他的指挥意志走？
过了略两月，一份党中央（1935年1月22日）来电，“给”了张国焘一个既充分又适宜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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