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校门口被一个自称找罗翔老师的人拦住|刑法|呼格|山西|法律|罗翔(法学家)

来源 | W的公法世界

下午骑车回学校，准备过闸机的时候，被一个师傅用手拦住了。阻拦明显不强硬，甚至带着一丝迟疑和求助的意味。

我顺势下了车，上下打量他。他大概五六十岁的样子，头发黑白两掺，眼窝深陷，颧骨略微有些突出，眉宇神色间透露出很重的疲惫。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你知道罗翔老师在哪儿吗？他是不是就在这个学校里面？我遇到了困难，想找他问点法律问题。

我心中不禁一阵失笑。每天线上线下找罗老师求助伸冤的人不可胜数，你贸然来学校怎么可能见到？仅仅是保安就足以把你排除在学校之外，更遑论咨询法律问题？

当然，我不可能直接这样答复，而且看他的样子也不像北京本地人，于是就委婉告诉他，罗老师在昌平校区那边有给本科生开设课程，海淀校区是研究生院，这里一般很难碰到。

听我如此说，他自然动了要去昌平的念头，就问我往昌平校区怎么走。我说，您去了也不一定能碰上，企图打消他的想法；但他相当固执，执意要问，我只好回答说，乘地铁昌平线，坐到昌平站，出站再走一小段路就到了。他说，您能帮我写下来吗？我记不住这么多。我说好。

四下找寻纸笔无果，最后门卫保安借了一根笔，他又从兜里摸出一张小纸条，我在上面简单写了怎么去。他同我道谢，然后离去，我也推车走进校园。

事情本该到此结束。但就在我推着车往学校里走的时候，脑海中却突然浮现出罗翔老师之前讲过的一段自己的经历，这段经历还被他放在书中，并成为改变他、乃至许多人的故事：

那是03年冬天，还在北大读博的罗老师在天桥上遇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太太，老人头发花白、四下求援，但无人响应。罗老师走上前帮忙，老人问XX司法援助中心怎么走。老师拿手机查找，并表示可以打车带老人前往。老人听后直接给罗老师下跪，被老师赶快扶起。

“我当时也想听一下到底什么案件，因为我也已经考过律师执照了。但是在车上，我自始至终没有说出我的身份，说白了我还是有点担忧，也不想惹麻烦。……我印象很深刻，她走到援助中心，说：“真的很感谢你，就不用陪我上去了，别影响你的前途。”所以我最后就走了。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很羞愧。”

我在想，今天遇到的经历和罗老师当年遇到的是不是也很相似呢？我选择告诉那个人昌平校区的地址，却回避了告诉他可能连学校都进不去、更不可能见到罗老师的事实，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消极的欺骗？如果我们学法的人都对应该用法处理的事缄口不言，那些课堂上言之凿凿的公平正义，又该到何处追寻？

心念及此，我又骑上车向校外去，试图碰上刚才那个师傅。我知道他应该是往地铁站的方向走，因此就顺着小路碰碰运气。没多久，果然看到他在前面走着，于是我停了自行车，从后面叫住他。

他对我的“追赶”显得很意外，在得知我是要了解详情、避免他去昌平空跑一趟后十分激动，口中连连说着感激。

我说，罗老师主要是教刑法的，如果涉及别的部门法，可能您会白跑一趟，也不一定能解决您的问题。您的案子是民法还是刑法啊？

他说，啥案子算民法，啥案子算刑法？

显然我已经尽量口语化的表达还是让人难以理解，于是我赶忙改口：杀人抢劫这种，情节比较严重的，属于刑法管；要是你和别人有矛盾啊纠纷啊什么的，就是民法管。

他回应：那应该算民法。

我一听，那还好些，应该不会有性命攸关的大事。

接着，他问我是否有时间听他说说自己的事。

我忙说，当然可以，并且在道路旁就近找了一处歇脚的椅子。

他坐下后一边还是说着感谢的话，一边说要请我喝饮料。

我说，不用不用，简单说您的事儿就行。

但他坚持自己也渴了，一眨眼就跑步消失在我的视野中。等回来时，手中已多了两罐玻璃瓶装的酸梅汤，很精致。

我忙说谢谢，他打开瓶盖，自己先灌了几大口，然后开始了讲述。

其实案情并不算太复杂，对于学过法律的人甚至可以说很简单。师傅是山西人，之前在车间工作，收了一个女徒弟，对她很好，属于倾囊相授的程度，车间的工友也都知晓此事。后来师傅辞职，徒弟有些迷信地担心他身上的“鬼”会传染影响到自己，于是就经常用画符照他。师傅被骚扰许久，多次警告无果，就出手打了徒弟丈夫两拳。夫妻二人气不过，叫来众人反殴师傅，导致师傅住院。

大家听完是不是觉得这件事好像也没有很严重？甚至师傅是输理的一方——毕竟他打人在先。我也如此想，就问他，那你想要什么诉求呢？

他说，我想起诉她。

起诉啥？你要让她干啥？赔医药费？

对，但主要不是医药费，我就想出口气，原本对她那么好，为啥要这样对我？

我一时有些语塞，但依旧耐着性子说，起诉可不大好办啊，毕竟你也打人了。

是，但是她先用画符照我的，我给她说了好多次都不管用，这算不算理由？

但用画符照人并不算法律上的伤害啊，您据此打人是不对的。

她之前还偷拍我，这算侵犯我肖像权吗？

人家完全可以说是随便拍的，而且您也没什么证据。

对，可惜当时不知道她在偷拍，不然抢过来手机证据就有了。他对此非常懊悔。

我不知怎么接话，就转而问，还有别的情况吗？

他说，我之前在路上看到一个女的掉了钱包，我好心捡了给她，后来回去浑身发痒，尤其是拿包的手，于是我就去医院看，医生说是感染上XXX了，我后来才意识到可能这个也是我徒弟指使人干的。

这显然就有些阴谋论的遐想了，于是我连忙打断他说，这些都不构成您打人或者要求她赔偿的理由，从法律角度来说，您起诉胜诉的概率很低。

他听到这个话似乎有些沮丧，但更多也是理解，似乎知道在这场类似于拉锯战的对抗中，自己无所作为是正常的。他最主要的是想找人倾诉，咽不下这口气——就像法律人群体常说的《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那样，“要个说法”。

但这样的说法又岂是那样好找的？且不说事实的真相能否借由一方讲述而断然作决——尽管他一再发誓自己所言非虚；即使都是真的，我们也很难将道德上的谴责化为法律上的诉求。

人心即鬼蜮，师傅在论述中反复感叹“人心不古”，似乎好心眼的人越来越少。但这又何尝是一人两人的恶性所为？毋宁说社会的高速运转，甩出更多人性的恶与无奈。人们在洪流中伸出感知的触角，被赋予意义，被感动价值，也被伤害、被打破、被重塑，在这种裹挟中我们一面害怕落后，一面又恐惧伤害，于是在敌对和防御中，将尖刺指向不特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潜伏的火药桶，一经引爆，伤害的不止是意外的引爆者，也是整个社会的秩序与安定。

师傅的讲述中还说起地方官员如何袒护对方——尽管在我听来，这多少也有些夸张的成分，但他提到的不少大案要案，以及讲述中隐隐萌发的个人权利和尊严意识还是让我震惊，也令我动容。

他感慨很多冤假错案的产生，感慨执法人员执法的诸多弊端，又问我是否知道内蒙小伙被错判死刑的事。说起这个案件，他言语中喷出强烈的怒火和同情。

内蒙，年轻小伙，被认定强奸，在警方审讯下承认自己是凶手，国家赔偿……这一系列要素，都明白无误地指向又一个法律人共知熟识的名字——呼格吉勒图。

“62天，仅仅62天啊，就把人判了死刑，还是冤假错案、缺乏证据的那种，这多可怕！尽管最后国家赔了钱，法院院长也道了歉，但孩子的命没了，这又拿什么还？”

我听着他的控诉，惊讶于他竟能如此熟知呼格案的细节，但反过来却又瞬间明白他的记忆深刻之所在——还是源于传统上对公权的不信任与恐惧。我们对罹难者的记忆与关怀，部分是出于共鸣的同情，但符号化的传播背后，必然是对自身处境的焦虑与恐惧。

面对他的质疑，我没有去争辩，也没有告诉他全国各地的执法水平存在差距，冤假错案在概率上看难以完全避免，近年来也有所改观——因为无论是法律逻辑的建构，还是经济学上的计算，都无法在个案中代替甚或抹杀对一个个体生命的保全。

我也没有告诉他，呼格的墓志铭，正是学校曾经的老校长江平先生所提，此等事迹与校内法治天下的石碑一道被人口耳相传、代代观瞻——因为纸面的文字与口耳相传的事迹并不代表法治现状，也不能缓解他的愤怒、纾解他的困境。它更多代表着一种理想，一种追求，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一种“明知不可为而我偏要为之”的坚强。

那您打算怎么办呢？还要接着找罗老师吗？我问。

你觉得罗老师会给出比你更好的方案，或者更多法子吗？他反问。

我一时语塞，只说他的情况起诉确实不利。

他说，确实，我也知道这个情况，但主要是心里有口气，从山西专门坐火车来北京，就是想着经常在视频里看到罗老师，觉得他很懂法律，又很有正气，所以想来问问法子。

那要不您再等等？

他说算了，本来之前要不是因为有老母亲在世需要照料，自己都想一走了之。

我忙说，那不值当，您这样过激行为带来的只有伤害。

他说，你说得对，我现在不这样想了，而且给你说完我心里也好受了许多，又听到你从法律专业角度分析，感觉确实起诉不太能胜。要不就回去吧，住在北京每天的房钱也很贵。

我说，那您自己斟酌，但确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您没有什么特别强硬的胜诉理由，最多双方互要医药费，可能两清或者纠缠。

他点头，又一次握着我的手连连感激，并表示晚上要请我吃饭。

我说，晚上还有事，就不用麻烦了。

我们互相道别，各自分开。当时已临近傍晚，天气微微转凉。目送着他离开，又看到手中还拿着的那罐酸梅汤，我只觉得有一种巨大的无奈和感慨席卷了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