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如同之前中国的诸多朝代一样，在它的上升期，通过卓越的军事能力，建立起新政权，于王朝的繁荣期，创造出征服四方的军事功绩，让朝代达到顶峰状态，迎来大一统的局面。至今，我们仍感激清代为中国领土发展做出的贡献。
强盛的军事实力是大一统的局面形成的原因，而稳定与繁荣的局面却又慢性地损害着政权的军事能力，危机往往孕于和平当中。反观给中国带来侵略战争的西方列强，历来保持着小型国家的传统，邦国林立，彼此征伐，谁也无法建立起类似于中国的“大政权”，但也正因为“小政权”的传统，让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始终保持着军事上的生机与活力。在迎来导致生产力水平跃升的一系列机遇之后，欧洲几个国家率先发展出领先的综合实力，得以成为“世界先进水平”的定义者。
当他们侵略中国时，“近代的尺度”开始衡量古老的中国。同时在中国的内部，在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背景下，国家人口不断增加，土地依然有限，人地矛盾加剧就隐含了可能会爆发的危机。内外因素都在等待合适的机会释放出能量，清朝势必面临严峻内外的挑战，在军事方面则是首当其冲。
太平天国、捻军之乱，与英法联军入侵之役接踵而来，共同发生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外交困让清政府受到的冲击到达顶峰。危机催生变革，艰难挺过双重冲击之后，整顿王朝经制军队、奋发自强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清朝的军事制度在这一时期的内战外战当中表现出了多方面的不适应。
由于在日常的职能上承担着繁重的执勤任务，如看守城门、关卡，传令警戒、缉捕嫌犯等等，一遇军事任务，八旗、绿营必然难以抽调人手，处处兵力不足，捉襟见肘。为应付这些职责，人员又必须分散布置，设防于四面八方，使得本就兵力不足的情况愈发恶化。
八旗、绿营应有的国防军属性淡化，反倒更像是武装警察。由此，军事训练的荒废、战斗力的下滑成了必然。驻扎在各大中心城市里的旗军，逐步地市民化，进一步损伤军队战斗力。到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征外讨时，清廷不得不严重依赖蒙古八旗马队，这是仅剩的还有战斗力的军队了。
主要原因在于蒙古八旗不脱离牧区生活，没有沾染上内地市井恶习，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帮助他们保持住了战斗力。面对这一困局，正确的解决之道，需要建立起专业的警察队伍，军警分明，军队则应当专事操练，不管其他，走上专业化发展道路。清朝的警察制度虽然要到辛丑年以后才成为现实，绿营军队在湘淮军兴起之后的演化实际却体现了这一大趋势。
八旗军总员额二十万，问题是有驻防旗军分散孤立，相顾无暇，难以互施援手，兵力单薄，易遭各个击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在东南沿海抗击英军入侵，道光帝全国各省调兵赶往前线，速度竟不及敌军从南非、印度航海到中国，到处被动挨打，十分狼狈。
太平天国起义时，从广西到湖南、湖北，如滚雪球般发动了大批群众参与，势如破竹，轻易地就在起义初期冲破各地旗绿营兵围追堵截，席卷半壁江山。兵力的单薄，布局的分散，使清军在战争中屡屡陷入危局。
血的经验教训指明，整顿八旗的关键，在于新建起建制集中、易于征调的野战军。与此同时，在南方，湘、淮两军则能够挺过与太平军作战的困难阶段，最终拖到太平天国经历残酷内斗、实力大损之后，将对手彻底击败，靠的就是建立起了能够机动作战、不局限于驻防地方的野战军。
在北方，经历了京津地区与外敌的血战之后，京师八旗军成立神机营，正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神机营最初为集训性质的编制，后来随着西式武器、训练的逐步到位，成立了威远队之后，演变成为一支精锐力量，其整个变化的过程恰与湘、淮军的“建制集中、机动作战”作战理念相同。在近代化的冲击之下，古典色彩浓厚的军队不适应烈度增强的残酷战争，催化出了具有近代化特征的新式军队。
统治者当然不甘心八旗兵就这样堕落下去，咸丰帝也花了大力气开展了专门旗军整顿。那么八旗军的整顿有效吗，要说历史上的各种变革是否有效，主要可以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变革是否深刻？二、是否有可持续性以走出自强的新路？
八旗军以京营部队为主进行的整顿改革，虽然提升了编制、训练、装备的水平，但仍然无法改变清政府依赖于后期的湘、准军的局面。改革之后八旗军，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两次重大发侵略战争里，无力改变局面。革新也没有成为励精图治的契机，让清王朝因得以重新振作。
八旗制度重走了明朝军队建设的老路。明朝晚期，在军事领域出现了戚继光开创的制度创新。众所周知，明朝军队管理靠的是卫所，卫所制度的宗旨是兵民合一，时日长久，便逐渐化兵为民，丧失了战斗力。
戚继光不拘一格创立新军，摆脱了旧制度的沉重负担，让新的军队面貌焕然一新。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在军制上极力推崇前朝戚继光，他认为戚继光的那套模式在今天看起来还大有用处。
在他看来，八旗制度在建立之初，编组作用显著，组织动员能力突出。然而很快随着国家全局的稳定，出现社会生活化、市民化的趋势，演变过程类似明朝的卫所，而解决之道，也不难在戚继光的革新中找到。
不难发现，要让八旗军走向新生，必须要摆脱户籍、兵役制度的双重属性，变为单一的兵役制度，去除市民化、社会生活化倾向，实践专业化之路。只要八旗制度不做出这一调整，整顿革新难以深入下去。
在曾国藩看来，八旗军虽然学习了样式操练，但只是停留在简单模仿阶段，对于新军事知识的学习，不去深刻研究其内里。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选派留学生、聘请正式的教官、顾问，势在必行。
问题在于当权者眼里，这无疑是大逆不道的举动，特别是对教官、顾问，极为敏感，担心会丧失军队控制权。其实，主动积极去学，化被动为主动，更可能让洋教练为我所用，决不至于大权旁落。只有在被动接受英法提出练兵计划，总被人牵制的情况下，实权旁落才会成为操心的议题。
军器方面，多亏沙俄送来多达万支洋枪、数门火炮以及配套弹药，旗军才有机会实现装备水平跃升，解了燃眉之急。还顺便激起了列强之间的相互竞争。然而在记载这批武器的清册档案里，可以看见各处清军见有此利器，纷纷领取使用，至于弹药消耗、枪支损坏却没有人关心，也从未有主动寻求制器良方的举动。
对在江苏任职的李鸿章，满清贵胄大为依仗，从旗人里派员前往学习西洋机器原理，可还是下不了转型升级、自行制造先进火器的决心。清政府官僚机器适应了二百年不变的运转方式，惯性太大，积习深重，在新鲜事物面前已经不知所措。
办厂制器的缺失，让八旗军的装备改善虎头蛇尾，难以延续，只得依赖洋人，多方采购，极易受到外方的刁难与限制。张之洞之所以力主创办军事工业，就是因为中法战争中求购军火大受洋人的窝囊气，刺激太深，遂下定决心办厂，就有了流传后世的“汉阳造”大名。满清上层则没有这样的体验，为八旗军建立起配套的近代军事工业一事也就无从谈起，旗军整顿革新自然也就虎头蛇尾。
遗憾的是，轰轰烈烈的八旗军整顿就这样夭折了。在笔者看来，这一过程，起于内外交困，过程中仰仗中外合作，销声匿迹于清王朝无可救药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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