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陈寅恪治史方法中的西方史学理论背景|历史学家|史方法|宋健|郭沫若|陈寅恪

摘要: 陈寅恪先生早年赴海外求学时期即师从兰曼、吕德斯等西方史学大家，他回国后所撰写的多部著作里面虽很少明确提及西方史学理论，但其中却蕴涵着西方史学理论之精华。文章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评述陈先生治史中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运用，同时也力图揭示其史学中的西学渊源与传承。

关键词: 陈寅恪治史方法西方史学理论

陈寅恪先生是 20 世纪中国史学界的殿堂级学者。他早年曾多次远赴海外求学，精通梵文、巴利文等多种语言，后与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被时人并称为清华国学院 “四大导师”。寅恪先生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传世佳作，并以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闻名于世，广为学界所尊崇。笔者认为，陈寅恪在日、美、欧等国家和地区长达数十年的游学经历不仅使他在思考问题的方面有着独特的人文视角，也使他的治史方法带有明显的西方学术烙印，这些特点非常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

一、陈寅恪治史方法中的客观主义与历史主义

西方的历史学在 19 世纪 30 年代经历了一次堪称 “革命性” 的创新与发展，这种创新与发展体现在史料运用和治史方法的 “革命” 上，它导致了历史学的专业化与学术化，历史学的第一批研究机构、专业期刊和大学科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相继创立的［1］。以历史学家兰克 ( Leopold Von Ranke) 为开山鼻祖的客观主义史学开始成为西方史学界的主流思想，并称雄西方史坛达上百年之久［2］。兰克在他那著名的《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中写道: “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 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3］”，他的这一观点对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影响巨大。以兰克为首的 “客观主义学派” 强调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以批判史料、记述史实为首要任务，这一客观主义治史方法对西方历史学随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使他们治史趋向于严谨和客观。与客观史学所不同的是，历史主义史学没有明确的代表人物，不是一个完整的流派，但却代表着从客观历史材料的提炼中所得出的一种人文主义思潮。历史主义 “认为人性和理性的形成都离不开特定的时空和具体历史环境，它关注事物生成的历史连续性，注意阐释其特殊价值”［2］，历史主义同样强调历史的客观性，但它同时也强调历史学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认为历史学家应把握自身所属民族历史文化发展之脉络，结合现有历史材料阐释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因果联系。历史主义史学作为一股史学界思想的 “潜流”，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东西方学者的治史方法也有一定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由陈寅恪先生的弟子蒋天枢整理编辑的《陈寅恪文集》陆续出版，在海内外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陈寅恪的热潮。国内史学界开始冲破极 “左” 模式尝试重新评论陈先生的史学方法，不少人开始肯定陈先生的史学方法 “是科学的和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4］。陈先生在治史上不似同时代的顾颉刚、郭沫若一般在著作中使用系统的史学理论贯通其中，让人很难看出其史学理论的真实水平。在晚年的著作中他仍以独立之精神保持着独特的写作风格，而不为时兴的语言，这便使先生的治史方法充满神秘色彩，让人难窥其中精妙。笔者认为，即便寅恪先生将其治史的一套方法自命为 “不古不今之学”［5］，其方法也受到代表中国传统的乾嘉学派的影响，但却明显不同于他们。其实，陈先生的治史方法反而更多受到西方近代史学思想，特别是客观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影响。

余英时先生曾根据吴宓日记中关于陈寅恪在哈佛求学期间购买十余册《剑桥世界近代史》和对吴宓声称 “我今学习世界史” 的记载，认为陈寅恪在此期间经历了一个 “学习世界史” 的自觉阶段［6］。他还提到陈寅恪之后还陆续购买了 “成一全套” 的《剑桥古代史》和《剑桥中世纪史》，这充分说明陈先生有完整阅读全套世界通史的学习经历，在留学哈佛期间可能通读了《剑桥世界近代史》，而这套书的主编———阿克顿勋爵 ( LordActon) 早年就曾师从兰克，其著作中不乏兰克史学思想的流露。那么，是否可以认为陈先生通过系统阅读阿克顿等人的著作而了解兰克的史学思想了呢? 对于这个问题，华人界许多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王震邦先生认为陈先生没有在史学方法上引进任何西方学者或兰克本人的论述［7］ ;汪荣祖先生认为陈先生虽未在其著作中提过兰克及其史学观念，但兰克的史学方法对他治史还是有着一定的影响［8］ ; 张广智先生则从陈先生与兰克治史方法的对比中认为 “兰克也许是给陈先生影响最深的历史学家”［9］ ; 李长林先生和胡劲松先生则从陈寅恪的留德背景和学术渊源出发深入探讨了寅恪先生与兰克史学的关联［10］。其实，在与陈先生相关的学人的日记中便能找到答案，如李坚的《陈寅恪二三事》中提到陈先生 40 年代在广西讲授 “唐代政治史” 的时候就曾专门讲过西方史学理论。陈先生在课上首先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与客观性，然后再强调自己对这些理论的看法，如他不同意黑格尔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分类，也不同意阿克顿为读者而治史的功利主义观念; 他还在课堂上讲述了马克思的 “经济史观” 和孔德的 “实证主义”，认为自己的史学观念受乾嘉学派的影响，还认为自己治史也结合了19 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等西方学派的语言文字考据方法［11］。

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在课上曾板书过兰克的大名，对兰克史学明确表示认同，认为全面掌握材料与证实材料是治史的前提，强调历史学家要 “超然物外”，才能 “再现真实”。但他同时也强调治史方法的多样性，主张 “博取众长，融汇百家”，还认为人类历史从整体来看具有统一性和因果联系，从部分来看又有其多样性，因此研究历史需要在把握材料的前提下 “正确作出是非和道德的判断”，从而 “垂教于后世”。由此可见，寅恪先生承认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客观性，他从阿克顿出发继而引出兰克也表现出他治史方法中与兰克一脉相承的部分。此外，他在另一个角度上还肯定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这无疑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观念，他常说的 “从史实中求史识” 便融合了客观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治史思想。

再从实践的方面来看陈先生治史中客观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应用。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开篇就列出隋唐制度可能出自的三个源头，他穷尽材料去分析每一个源头的可能性，未深入剖析材料绝不轻易下结论。为了考证隋唐制度的演变在何种程度上受少数民族特别是汉化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的影响，先生细致地研究了隋代宇文恺等三大 “技术家” 的成长背景，得出 “故其事业皆藉西域家世之奇技，以饰中国经典之古制”［12］的结论; 《略论稿》还从刑律、音乐等角度出发进一步探讨隋唐制度的演变，意在通过对当时除政治、经济外其它相关因素的全面分析，让读者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演变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在评议宇文泰时先生则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治史尤重客观的一面: “夫评议其事之是非成败，本非本章之主旨及范围，故俱置不论。兹所言者，仅宇文泰模仿周礼创建制度之用心及其所以创建之制度之实质而已”［12］。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先生首先考证了突厥、回纥、吐蕃等 “外族”在唐一代的兴亡在多大程度上受其它 “外族” 影响，在考证唐朝对吐蕃如何实施分化瓦解的长期战略时遇到材料瓶颈，则遵循客观主义的治史方法对此不妄加评论，而是引出此点待后人来详细考证。先生同时亦以历史主义治史方法强调中华民族特殊的历史心理，如在《略论稿》中认为江左对汉魏西晋之典制的承袭不仅是旧史中 “汉魏制度之流变”，也是一种包括了东晋南朝前半期在内的所谓 “长时段 ” 的历史演变。在《述论稿》中通过对突厥等 “外族” 内乱与其它 “外族” 侵袭的分析得出唐朝战胜外族的原因不仅是 “由于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 “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国武力攻取之道，而为之先导者也”［12］。先生早在游学期间便通过学术上的传承而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客观主义史学和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历史主义史学 “潜流” 的影响，再加上家学传承和对乾嘉学派思想的创新，便形成了他治史所特有的民族主义情怀，这点与历史主义有着明显的相似处，难怪有人认为 “可以无保留地把陈寅恪称作历史主义者”［13］不无一定道理。

二、陈寅恪治史中的 “比较研究” 方法

19 世纪因西方的扩张而日益加快的全球化导致了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西方和东方也从这一时期开始了激烈的碰撞。与此同时，东西方学者也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到各文明间 “哲学假定、基本价值、社会关系、习俗与全面生活观 ” 的差距，哲学与史学中以文明或民族来进行区分的 “比较研究” 方法便开始得到学者们的重视，20 世纪初马克斯·韦伯 ( Max Weber) 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儒道二家文化传统所进行的全面对比则使这一方法越来越为史学界所提倡。1928 年，法国著名史家马克·布洛赫 ( MarcBloch) 发表的《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则被学界视为 “比较史学的滥觞”［2］，比较史学作为新史学的重要成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20 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

陈寅恪早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即提出治史要 “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5］。先生自身家学渊源和多年留学经历使他能够学贯中西，博通古今，在比较东西方的异同方面自有一番真知灼见。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先生则特别强调“比较研究” 中语言水平和历史观念的重要性，他认为 “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相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也”。先生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以为 “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14］。

由此可见，陈先生所强调的 “比较研究” 方法首先建立在对东西方各国语言的理解和掌握上，他始终把语言当作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关键一环。其次，历史学家必须通过承载着某种语言的文本而达到阐释历史的目的，而这种文本本身即是某种民族心理的历史体现，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特定的历史观念，这种历史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历史学家本人民族主义心理的体现。即便是标榜 “客观” 治史的兰克也不例外，维护德意志民族的心理在其著作中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更不用说黑格尔了。陈先生的这一 “历史观念”不仅在其早年的 “夷夏辩” 中有非常详细的体现，在晚年的 “颂红妆” 中也得到了充分反映。再次，历史学家若要在其著作中使用 “比较研究” 方法，须具有 “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这样才能够在领悟东西方历史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将二者作比较分析。如果不了解东西方历史的演变就胡乱将历史人物和相关事件加以比较的话，于是便“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14］

其实，陈寅恪早在留学哈佛期间就多次将东西方历史文化作此种 “比较研究”，如 “程、朱者，正即西国历来耶教之正宗，主以理制欲，主克己修省，与人为善。陆、王者，正即西国 Sophists，Stoics，Berkeley，以及今Bergson皆是也”［15］，将中国之理学与西方之哲学进行系统对比，进而对比清代考据训诂学者与美国 Philologists和 Dilettantes 的异同，为当时之中国学人对西方学术史的学习提供一种积极的引导。陈寅恪先生能够从东西方历史演变中得出有创见的结论，如他认为中国 “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有如欧洲以宗教牵入政治，千余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15］，又联想到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禁止偶像崇拜和排斥其它宗教的事实，进一步得出了 “耶教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立国之精神亡” 的结论，针对当时某些留学生在历史文化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动辄以 “耶教救国”为借口行不实之事作了较为尖锐的批评。由此可见，先生在 “比较研究” 中不仅重视带有理论性质的 “历史观念”，同时也看重东西方民族精神与民族心理的历史演变，其 “比较研究” 方法虽无比较史学之名，却完全掌握了其实质，在 “比较研究” 中强调对东西方语言的深入理解和阐释也是先生治史的高明所在。

三、陈寅恪治史中的 “历史想象力”

自 19 世纪兰克建立客观主义史学以来，历史学家便日益强调史学的 “科学性”，将他们的工作定性为对史料的整理和证实，兰克史学近百年在西方史学界几乎独领风骚。但是到了 20 世纪情况开始有了改变，在世纪之初兰普雷希特 ( Lamprecht) 就批判了兰克学派对历史学家自身 “时代精神” 的忽视，提出要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重新解读历史学。之后，意大利著名史家克罗齐 ( Benedetto Croce) 提出了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认为历史学家对史料的阐释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处时代思想的影响，因此这种阐释必然会带有历史学家本人对历史事实的理解。英国著名史家柯林武德 ( Ｒ．G．Collingwood) 则更进一步提出了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的著名论断，他认为历史学家对历史的阐释是 “对过去在想象中的重建”，因此历史学家在把握史料的基础上应充分发挥 “历史想象力”， “像艺术家重现自然事物的真实形象和颜色般” 对历史进行建构［16］，这样历史便从绝对客观变为相对客观了。正如同卡尔·贝克尔 ( Carl Lotus Becker) 所说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每位历史学家写作的历史中都不自觉地加入了自己的主观想象，他们所写的历史也就成为了 “事实和解释的混合物”［2］。其实，科学的历史学本身并不排斥文学传统中对想象力的强调，这种 “历史想象力” 也如文学中之想象力般 “目的乃是为了更生动的再现真实”［17］。总之，以上这些史家在治史立场上仍然强调治史中实证的客观主义部分，认为历史学家同时也须发挥自身的 “历史想象力”，凭借自身的治史功力和从自身实践中培养的人文素养还原一个 “属于他自己的客观历史”。对 “历史想象力” 的提倡不仅对 20 世纪前期历史学家的史学实践有一定指导作用，而且对该世纪后期以海登·怀特 ( Hayden White) 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流派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陈先生治史是否直接受到柯林武德等西方史学理论大师的影响还有待斟酌，但几位当代著名学者还是从先生的作品中悟出了一些 “玄机”，如陈弱水先生就指出寅恪先生史学方法中重要的一点即 “想象与感受力的发挥”［18］ ; 王震邦先生从评析寅恪先生的 “颂红妆” 实践中得出陈先生的治史方法在 “河东君身上得出的交集” 乃是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所构成的 “理念”，绝非单纯的考证文章所能藏事［7］，同时也赞扬了先生建立在独立精神之基础上的历史想象; 余英时先生则直接认为陈先生在其晚年作品中对陈端生和柳如是精神世界的建构 “凭借的就是历史的想象力”，这种历史想象力 “基于史家对于人性和人世的内在面所具有的深刻了解。因此它必须深入异代人物的内心活动之中而与之发生共鸣”［6］，但同时它也 “受到客观历史背景的制约”。以上诸位学者对陈先生治史方法中之 “历史想象力” 的强调也与先生早年提出的重建古人精神世界须具“了解之同情” 与 “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5］的思想不谋而合。

其实，陈先生治史中的 “历史想象力” 在其多部史学著作中均有体现，他晚年的著作《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中 “历史想象力” 的发挥则更明显。陈先生在《论再生缘》的开篇即以一“假设方法”导出续写《再生缘》者对陈端生姓名之隐讳，再从对作者与续作者诗词的解读中得出“陈端生之夫有谪戍边塞，及夫得归，而端生已死”［19］的 “想象中之历史事实”，但是这一 “想象中的历史事实”却来自他对清实录、清会典、清代地方志及其他学者史学著作中关于陈端生之事的摘录与考证。先生又凭自身实践经验中对 “白芍送腊”、“红梅迎春”的理解认为陈端生曾随其父前往云南，接下来则穷尽所有材料对陈端生夫君的姓名作了一番推断与考证。虽然其中的某些假设曾在1961 年遭遇郭沫若非常有力的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先生治史中基于材料的 “历史想象力” 发挥中其逻辑的完善。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则将“历史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如在《别传》的开头中他就通过柳如是本人所写 “藏头诗” 推断出作者姓名与 “河东君” 的称谓［20］，接着再从史料出发推断出柳如是的生平以及 “钱柳因缘” 的始末。陈先生每作一注必将他所拥有和能够使用的史料全部列出加以分析，不符合客观事实和无法通过 “历史想象力”推断与证实的材料一律舍弃，在写作的语言上则更能反映出先生历史学家的职业素养，如在对河东君第一次嘉定游的描述中他仅在一页中便连续使用了 “据此”、 “必已”、 “自能”、 “足证”、“亦思”、“揆以”、“至若” 等多个推断性用语，而少用 “必然”等一类用于定论之词。但即便措词谨慎，先生数十万字行文的逻辑与推理也非常一致。此外，寅恪先生还把自己平生对民族文化与民族气节的理解寄托在这一数十万字的大作中，通过对河东君的描写而发今人之思古幽情，则又超过了柯林武德所定义的 “历史想象力”之范围，达到了 “了解之同情”之高深境界，为后世史家所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