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
说起来有些不好意思——尽管我也算是大学教授了，但我接受的最完整的学历教育是小学。念到初一就赶上了“文革”，中学教育整整少了五年。也就是说，上大学之前我只读了七年书，基本等于读完小学上大学。也许你会说林老师好厉害啊，其实不是我厉害，而是我的小学老师尤其是小学语文老师厉害，是中小学语文老师成就了我。
回想起来，小学课程里边，我最得意的是语文，语文最得意的是作文，作文最得意的是漂亮句子。而这直接得益于一位语文老师，他叫钟庆臣，不知是从哪里调来我就读的山村小学的。钟老师三十多岁，衣着整洁，神情严肃。瞥见他手拿教案课本和粉笔盒从沙土操场的下端沉思着走来，再调皮的学生也赶紧坐好。不过，他最有特色的是“公鸭嗓”。课下或上别的课并不明显，而一旦讲语文，“公鸭嗓”就像音质极差而又音量极响的京胡或二手小提琴，不时平地拔起，声振屋瓦。
钟老师讲语文，不太讲常规性的主题思想和段落大意之类，而特爱朗读和点评好句子。每次讲新课，他都先用“公鸭嗓”朗读一遍，虽说算不上多么字正腔圆，但抑扬顿挫、声情并茂，让我觉得“公鸭嗓”简直好听极了，甚至觉得讲语文课非用“公鸭嗓”不可。
朗读当中，时而打住，“喏，这句子多好，这词儿多漂亮！”朗读完，再次强调好句子，“这才是好句子，记住，写文章、写作文就是要用这样的句子！”每当他这样说的时候，那特色嗓音尤其充满激情，两眼闪烁着灼人的光芒，表情也不再那么严肃，一副自我陶醉、忘乎所以的样子。
实际上，他写的作文中也有很多好句子。是的，每次点评完我们的作文，钟老师都要朗读自己写的范文——我猜想那是艰苦岁月中唯一让他快乐和幸福的时刻——听得全班大气不敢出，感叹句子原来可以写得这么好，话原来可以这么说！这甚至让我觉得——是不是错觉另当别论——说什么不重要，怎么说才重要。这么着，我看书也不大注意内容、情节和主题思想，注意的更多是语言或修辞。
我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一边看一边抄漂亮句子、好句子。例如，看《三国演义》抄写的是“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勇将不怯死以苟免，壮士不毁节而求生”。
接下去看《苦菜花》等当代小说，较之女主人公的身世和她的故事，我也更留心关于长相的描写：“那双明媚黑亮的大眼睛，湿漉漉水汪汪的，像两泓澄清的沙底小湖。”
看《白求恩大夫》，怀着沉痛而庄严的心情抄下了结尾这样一段话：“一线曙光从北中国战场上透露出来，东方泛着鱼肚白色。黑暗，从北方的山岳、平原、池沼……各个角落慢慢退去。在安静的黎明中，加拿大人民优秀的儿子、中国人民的战友，在中国的山村里，吐出了他最后一口气。”
这么着，我从小学阶段开始就多多少少有了语言自觉以至修辞意识。借用王小波的话说，就是朦朦胧胧懂得了什么样的语言叫作好。
就这样，升入初中后，我也还是语文、作文成绩最好。碰巧教初一的语文老师也和小学语文老师差不多，较之课文主题思想，更注重点评好句子。记忆中，上课最开心的时刻就是等老师发作文本，看老师批语，看字里行间那一串串如飞奔的火车轮一般的红色点赞圆圈。刚上初一的时候，有一篇作文竟被初三语文老师拿到初三班上当范文高声朗读，读完又贴到教学楼中央门厅墙上展示。回想起来，那绝对是我少年岁月中最开心的时光。
我1965年秋天上初中，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初中勉强上了一年就上山下乡了。值得庆幸的是，小学语文老师、中学语文老师带给我的阅读习惯和修辞爱好始终影响着我、伴随着我，使得我即使在三四年艰苦的乡下务农期间仍没放弃看书，仍然边看书边抄漂亮句子。
如此一来二去，我开始有了修辞意识，有了多少像那么回事的文学情思。记得夏天日落西山，收工回家的路上，比我小三岁的弟弟和邻院伙伴早就扛着锄头，屁颠屁颠赶紧回家吃饭去了，好几次只有我一个人落在后面，爬上路旁的山坡，在只长草、没长树的山坡上独自坐下，遥望天际光灿灿一缕横陈的夕晖，或红彤彤挂满半个天空的火烧云，心中时而豪情满怀，时而黯然神伤，甚或潸然泪下。
是的，莫言说他小学五年级辍学后在村外荒草甸子放牛时曾为鸟的叫声感动得热泪盈眶，而我曾为天边的晚霞感动得热泪盈眶——也就是说，我们即使在艰苦岁月的孤独中也没有失去对美的感动和被感动的能力。
应该说，莫言的这一能力，最终使得他从高密东北乡的荒草甸走去了斯德哥尔摩；我的这一能力，使得我没有在蹉跎岁月中随波逐流、自甘沉沦，使得我日后成了据说多少有些影响的教授和翻译家。
莫言的那种审美能力来自何处不大清楚，而之于我的那种审美能力，无疑来自那些好句子，来自修辞意识，来自由此形成的文学情思。而这，当然来自我的中小学语文老师。我由衷感激他们，感谢他们，怀念和敬重他们！用梁实秋《我的一位国文老师》那篇文章结尾的话说：“我离开先生已经五十年了，未曾与先生一通音讯，不知他云游何处。听说他早归道山了……我于回忆他的音容之余，不禁还怀着怅惘敬慕之意。”
最后我要不打自招的是，也是出于这一缘由，今年春天我作为山东卫视“超级语文课”的评委打分时多少打了个偏心分——把最高分给了讲《雷雨》的四川胡丹老师。讲课当中，胡老师以课堂为舞台，和学生一起表演《雷雨》片断。他演的周朴园，别的什么都像，只有长相不像，像的是、居然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次次给我高分的钟老师。于是这次我毫不犹豫地把最高分给了胡老师，并且高高举起记分牌——胡老师看见了，钟老师也看见了吗？我想也看见了……
（本文作者为文学翻译家、散文家、学者，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有《落花之美》《乡愁与良知》等，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奇鸟行状录》《刺杀骑士团长》等村上春树系列作品以及其他日本名家作品一百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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