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伪装者》中靳东扮演了角色明楼,他的身份十分复杂,表面是汪伪政府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又是国民党军统上海情报科的上校科长,真实身份是我党上海情报组组长,这样一个身份复杂的人,却并非是编剧凭空想象,凭空捏造的,俄国文学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有这样一句话,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任何艺术的基础都来源于生活,明楼这样一个人物塑造也是有原型的,他就是有过五重身份的袁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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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经历 影响袁殊一生

袁殊祖籍湖北蕲春,袁殊早年家中也是书香门第,父亲袁晓岚是个读书人,出生于增贡生,但他却对科举没兴趣,投身到了革命斗争中,相继参加了讨袁护法等运动,几次遭到了通缉。

袁殊因此跟着母亲生活,年幼时袁殊还能依靠母亲典当和娘家接济维持生计,到了8岁,袁殊外祖父逝世,袁殊的生活开始艰难,袁殊跟随母亲贾仁惠投靠到了上海三姐贾秀文家中。袁殊的姨夫董昆瀛,曾经担任过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和国会议员,对于袁殊和他的母亲,收留不在话下,袁殊在此跟自己的表哥兄弟一起上学,难得的快乐时光。

而袁晓岚之后有了工作,稳定的薪金,本应该承担家庭责任,但他却另有新欢,将袁殊和他母亲弃之不顾,贾仁惠不愿一直与姐姐一家生活,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在上海独自生活。

贾仁惠也没有生活来源,只能是做针线活和教工人识字,勉强度日,而袁殊也就此辍学,干了很多脏活累活。

袁殊后进入到印刷厂当了一名学徒,在此他有幸看到了书籍的力量,感觉到了对上学的渴望,他找到父亲请求帮助,但父亲也没有办法。袁殊有一次就饿晕倒了,但这一次他碰到了好心人袁绍先,袁绍先见他可怜,送他上了中学,袁殊在中学见到了“五卅运动”,他作为学生代表,第一次展现了他的能力。

中学毕业后,袁殊走向社会,那时正值担任国民革命军江南别动军司令胡抱一在上海招兵买马,袁殊投靠到了他的门下,袁殊就此有了一段军旅生涯。

1928年,袁殊离开了军队到了上海,开始了在文艺界的活动,第二年,他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新闻学,同时阅读了很多进步书籍。回国后,他开始活跃于新闻界,创办周报《文艺新闻》,1931年,他主动提出了加入我党,潘汉年要求袁殊参加了我党的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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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殊

多重身份 不改初心

袁殊在此后,依靠早年就在社会混迹的经验,4年中打入了国民党吴醒亚的情报特工系统,担任编外情报员。

而后又根据自己记者的身份,认识了领事馆官员岩井英一,岩井英一实际也是个情报人员,在中国搜集情报。袁殊因留过学,日语流利,与岩井英一一拍即合,用“抢新闻”的名号,跟岩井英一互换情报,岩井英一还给袁殊200元钱,袁殊就此成了日本领事馆雇用的一名情报员。

袁殊此时就已经有了三重身份,还和帮会上的人员有所往来,跟青帮头目杭石武是结拜兄弟,也认识杜月笙但他还是“白皮红心”,不改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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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醒亚

袁殊在1931年到1935年中,工作很顺利,但到了1935年,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袁殊两次在约定的时间地点没能见到联络人王子春,因为王子春已经被转移到了苏联。

由于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袁殊找到了夏衍帮忙,但夏衍也和中共特科没有组织关系,袁殊因为情况紧急,就让夏衍帮忙,夏衍就把信给了蔡叔厚,蔡叔厚这时已经到了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而袁殊也因此,组织关系被转到了远东情报局。

远东情报局是共产国际的组织,与中共情报组织没有隶属关系,袁殊和蔡叔厚两人都以为跟组织接上了关系,但并不是一个组织,两人在之后都因此遇到了同样的困局,成了“党外人士”,由于时局混乱,加上隐蔽战线需要的忠诚度很高,没时间证明两人的身份,两人只能是先被怀疑,但依旧采用。袁殊之后遇到了一件事,让问题更复杂了,他被捕了。

袁殊被捕之后暴露了曾为我党工作和为远东情报局工作,但袁殊因为有着吴醒亚系统的这一层身份,戴笠和吴醒亚都觉得袁殊可以收罗,对袁殊也没有为他上刑,袁殊也没有叛变,反而是采取了一种很圆滑的方式,保全自己。

袁殊写下了大意如下的话:“我不认识怪西人,也不认识陆海坊,但从事过秘密工作。现在中日两国的问题是抗日问题,希望蒋先生领导全国人民抗日。”袁殊在被捕后的表现为他日后埋下了伏笔。

袁殊之后实际“服刑”不到一年多就出来了,军统让他去找陈立夫,但袁殊很清楚去了就是背叛革命,他还是希望能够找到组织,继续工作。

袁殊找到组织后,由于他被捕的经历,没能得到任用,袁殊又启程去日本留学,时间不够一年回到上海,因为这时已经是1937年4月,中日关系开始紧张。袁殊先在杜月笙门下闲居,又被潘汉年经过慎重考虑后,让袁殊重新开始了情报工作。

抗日战争烽烟起后,袁殊重新成为了军统,日军情报组织拉拢的对象,而袁殊就像走钢丝一样一直游走于几方之中,在经过潘汉年的同意下,袁殊成了“汉奸”,渗透到敌人内部传递情报,而后袁殊又担任了汪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袁殊在此利用职权,为我方传递了很多情报,为地下交通线也提供了很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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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

晚年经历

袁殊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仍选择了回归到革命队伍当中。

新中国成立后,袁殊调到了北京在国家情报总署工作。1955年,发生了“潘汉年案”,袁殊也受到牵连,到1980年才被释放,1982年潘汉年被平反,袁殊也被宣判无罪。

到了1987年,袁殊病重,精神紊乱,后病逝于北京,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袁殊的一生很复杂,但也很单纯,身份复杂,但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内心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