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历史书里，对“交子”是这么定义的：它出现于北宋年间，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领先第二名五百年。
不过，很多人都不太清楚，在这种遥遥领先的自豪背后，其实浸满了宋人、尤其是蜀人（为了方便表述就叫四川人吧）的血泪。
交子为什么率先出现在四川，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
宋太祖剿灭了以成都为都城的后蜀政权之后，发现这里因为天然地理优势躲过了唐末到五代的乱战，相对于中原地区特别有钱，于是就开始流口水。
那时候的北宋政权百废待兴，又要开疆拓土，所以急需用钱，便下令把四川的金银等贵金属全部送到开封。完了还不够，不知道接受了哪个生儿子没屁眼的大臣的建议，开始在四川实行铁钱换铜钱的战略，然后把铜也抢到开封。
朋友们，用低值的金属币来代替高值的金属币，这本身就是对当地百姓一种敲骨吸髓的掠夺，百姓的生活可谓是断崖式下跌，所以后来四川频繁造反也是有原因的。
铁钱在四川、尤其是国际大都市成都开始全面占据货币市场之后，四川很快就开始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经济危机：商品流通的总量远远大于市场上的货币总量。
说人话，就是货币太少，满足不了大宗消费的需求。
没办法，成都的十六家商铺只能自行组织起来发行纸质的交易凭证，也就是交子，用来满足日常交易的需求。
从基因上来说，交子就是一个在残酷的经济区域内产生出来的畸形产物，先天性就有缺陷。
这种私交子存在很大的弊端，一是没有准备金作为保证，能不能兑换全凭商家的经营状况，二是没有公权力作为保障，遇上耍赖或者假币，就很难有一个公正的处理方式。
很快，私交子的后遗症就暴露出来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益州（即成都）知州张咏经过仔细调研，向朝廷申请在四川发行官方交子。
这个申请被搁置了很多年，直到宋真宗死后宋仁宗登基，成都女人刘太后垂帘听政掌握大权之后才在于天圣二年（公元1023年）十一月统一在成都置办交子务，印刷出来的交子只能在四川境内流通。
就这样，官方发行的纸币第一次出现在了地球上。
首批交子的发行量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但是朝廷给它的准备金只有三十六万缗，比例大约为3.5：1。
这个数据就意味着，百姓拿到手里的交子是没有可能全额兑换的，它在流通过程中是必然会贬值的，这又是交子基因里的一个巨大的缺陷。
当然，货币本身的贬值还不算最凶残的，关键是在整个两宋时期，没有任何人来控制朝廷印刷交子，尽管有懂经济的大臣在皇帝或者权相这里提出意见，但是几乎无法阻止朝廷通过印刷交子的方式来攫取民间财富。
发不出军饷了，印交子；开不出工资了，印交子。无他，这种方式既简单又高效，用过的皇帝都说好。
在这个巨大的诱惑面前，交子的适用范围终于走出了四川，于宋哲宗亲政以后的绍圣年间来到西北，再于宋徽宗的崇宁年间走向全国除了闽、浙、湖、广之外的所有地区。
靖康之变让北宋发行的交子成为废纸一张，建立南宋政权的宋高宗也挡不住诱惑，于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九月开始发行“见钱关子”（跟交子性质相似，但是比交子更能保证兑换）作为军费。
从此刻起，交子（后来改名会子）这个折磨了北宋百姓近百年的东西，在南宋重新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一直持续到南宋灭亡。
接下来的事情我就不过多阐述了，反正大家已经明白这个捞钱的原理了，我简单列几个数据大家看着玩儿吧。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宋孝宗已经发行会子二千八万多万贯，在民间流通的都有九百八十万贯，达到天圣年间的六倍。
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一贯会子最多只能兑换六百二十钱。
嘉泰末年（公元1204年），发行的纸币数量已经达到了宋仁宗天圣标准的六十四倍。
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起，宋宁宗为了给开禧北伐筹钱，他连续发行了两界超大数量的会子：第十四界一亿一千二百六十三万，第十五界一亿一千六百九十八万，总数接近二亿三千万，直接导致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一道会子连四百钱都兑换不了了。
绍定六年（1233年），宋理宗因为要发动对金国的最后一击，朝廷累计发行的会子总量已经达到了三亿二千万贯，还要求百姓以每贯七百七十钱的价格来兑换，搞得天怒人怨。
说一个小细节来作为结尾。
你们知道南宋末年发行的纸币贬值到什么程度了吗？守襄阳的士兵因为没有棉布，直接用纸币来做衣服御寒。
这个在世界经济史上的伟大创新，读起来确实让人觉得不寒而栗。
当然，对于皇帝来说是肯定骄傲的，发明了这么一个性价比极高的东西来攫取民财，他们当然骄傲。
本文节选自赵大胖兄的新书《宋朝阐史官：碎片里的两宋》，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书中记录了宋朝很多出人意表的典章和故事，能够打破对宋朝的很多刻板印象，饶有趣味，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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