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李文璇 李家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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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山东考古再迎重大发现,位于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的东安古城揭开神秘面纱,被确认为一处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城建史、近3000年城市史的重要遗址。东安古城是如何发现的?它为历史上的多少“未解之谜”提供了答案?记者采访了东安古城主要发现和研究者、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任相宏,并前往东安古城现场一探究竟。

对于东安古城的研究,有助于破解诸多历史上的谜题。有学者结合出土文物及文献记载提出,东安古城即商代的“八大都城”之一——奄。这一推论堪称“石破天惊”,在此之前,奄地位于山东曲阜曾是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东安古城出土的策柄。李家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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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安古城出土的策柄。李家澍 摄

11月8日,记者在淄博市沂源县博物馆看到了东安古城遗址出土的兽面纹铜铙、弓形器和铜策,它们是东安村民1984年6月收麦时意外发现的。其中,铜铙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打击乐器之一,迄今为止均见于商末高级贵族墓葬中,放眼山东全省仅见三组;弓形器两端有铃,摇之有声,被多数学者认为是车马器。

东安古城出土的兽面纹铜铙。李家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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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安古城出土的兽面纹铜铙。李家澍 摄

“能在商代驾乘马车,足见此人的显赫地位,且东安古城发现了嵌有绿松石的弓形器,这样精美的器物更非一般人所能拥有。”任相宏说,这批青铜器的年代属于商代晚期,其规格之高,可与商都殷墟出土的器物媲美,这足可证明东安古城是商代的重要城市。

东安古城出土的弓形器。李家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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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安古城出土的弓形器。李家澍 摄

那么,东安古城究竟是商代的哪座城呢?商代城市本不多见,学者们根据考古线索,将目光投向了商代的第五个都城——商奄或者商盖。

据相关文献记载,奄国是商朝的方国。古本《竹书纪年》中说,商王南庚、阳甲曾建都于奄,后来盘庚才将都城迁到殷(今河南安阳),自此奄成为商王朝重要的东方陪都,奄国也常被称作“商奄”。

那商奄和商盖又是什么关系?其实是一回事,商奄即是商盖。商人自称商盖,而商奄则是一种侮辱性称呼。

据济南市嬴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徐祥法考证,商代没有奄地、奄国、奄族之说,其地名、国名或族名为“盖”。直到周践奄之后,才有了“奄”。中华民族史专家何光岳在《奄国的来源和迁徙》一文中指出,“由于周灭奄,俘奄人之强壮男子,去其睾丸,不令生育,用作奴隶以侍侯主人,故叫阉人,故奄又通阉……”

商代城市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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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城市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

春秋战国时期,因与商奄有宿仇之故,鲁国人所著的《左传》《尚书序》等皆称商盖为商奄,对其有仇视、蔑视的意味。而宋国的《墨子》、韩国的《韩非子》以及楚人的《清华简·系年》之所以皆以“商盖”相称,是因为他们与商盖之间历史上没有利害冲突,是以中立位置视之。

重要典籍有的称奄,有的称盖,以致后世文献多出现奄、盖混用现象,并且奄字也就有了“覆盖”的含义,现代汉语中的“掩盖”一词或即来源于此。

那么,商奄或者商盖究竟在哪儿?这个问题自魏晋以后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分为两派。一是魏晋期经学家杜预为代表的“曲阜派”,一是以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为代表的“曲阜之东北”派。

经历近两千年的争议之后,现代考古学终于为两派做出了裁判:考古工作人员始终未在曲阜找到任何与商奄有关的遗迹遗物,却在“曲阜之东北”找到了非常“硬”的证据——“盖侯马久”铁印。

东安古城出土的“盖侯马久”铁印。李家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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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安古城出土的“盖侯马久”铁印。李家澍 摄

任相宏认为,从时间上看,“盖侯马久”铁印应为西汉盖侯王信时期的烙马印,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可以确定“东安古城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魏晋至隋代东安郡治所在地”无疑。

正像今天东安古城所在地“东安村”的村名来自于魏晋至隋代时期的东安郡,“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所提到的“盖”也不是横空出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龙国表示,地名往往有沿袭的特点,虽然“盖侯马久”烙马印是汉代的,但基本可以由此确定东安古城就是商代的“盖国”所在地。

既然能确定东安古城即是商代的“盖国”,而“商盖即是商奄”在学术界已无争议,那么东安古城就是商奄的推论应该问题不大了。

“考古学家就像侦探一样,既要重证据,又要从发掘现场和文献典籍中找到它们的内在关系,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只有这样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任相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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