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旧历腊月24日，根据乡里的风俗，这天是过“小年”，大家小户都要接祭祖宗。在这个时候，一般地主豪绅都要一年一度回乡祭祖。因此，这也就成为红军游击队开展锄奸肃反的最好时机。因为平时他们龟缩在城市或碉堡里，收拾他们此较困难，这下子送上门来，自然就不能错失良机了。
就在那年这天的晚上，红军游击队队长储道政与指导员吴承荣带领一个便衣小队，从岳西黄花冲出发，到五河镇去捕捉一个恶名昭著的反动派。
从黄花冲到五河大约有三十里路左右。那天正好是个暗星夜，天上一颗星也没有，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便衣队在山路上摸索着前进，快要到铁家河的时候，指导员吴承荣突然头痛起来，虽然勉强支持过了铁家河，可是痛得越来越厉害，连路都不能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储道政决定想办法把吴承荣找个地方安置下来后，自己仍去完成任务。但四野里是黑森森地一片山林，到那儿去找一个人家歇息呢？只好由队员们背着他边走边寻。
众人往回走了二里多，忽然发现半山腰下有一点小火光，就朝那里走去。原来此处住着二、三户人家，其中有一座小四合头的瓦房子。队员们在房屋四周站岗封锁以后，就向老百姓说明来意。
队员们都同意让指导员在这里歇下，但储道政总觉得这个地势太险峻，万一发生意外，进退维谷，不宜久留。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大家讨论，不能丢了指导具，只得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肃反工作。不过，储道政也提出只能稍事休息后，就要设法转移。
待到天有些蒙蒙亮的时候，储道政外出仔细地观察了地形，证实了他的估计没有错。原来这个小村庄是在铁家河的半山腰里，三面环水，仅西南有一条独路通背面的向家山，独路两侧，怪石嶙峋，都是悬崖峭壁。从独路前进将近山峰处，有一个突出的小山坳，是来往人必经的要冲，从这里居高临下，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险要。因此，储道政亲自带了二名战士上去放了个双人岗哨，以便在发现敌情时，可以随时通报。
那时，这个便小队一共13个人，其中一个是医护人员，还有二个新战士。储道政在布置岗哨回来后与大家商量，准备打点伙后在白天里就转移到对面山上去，但吴承荣因病未好不同意这个观点，另一部分队员怕白天转移暴露目标也支持这一意见，储道政虽持异议，但因吴承荣有病在身也就不好坚持。
但说来奇怪，储道下的心里老是有些态忑不安，总觉得在这个地区打顿有些不妙。而事情也就果真那么不凑巧地发生了！
大约在天刚亮的时候，便衣队的哨兵放走了一个挑木炭的老百姓到五河镇去了，后来才知道此人的岳父在五河住，是个狗腿子，因而走漏了风声。
到早上十点钟左右的时候，敌人梁冠英部的一个连，再加当地民团总共约200人，就在西南面离小庄四、五里的向山脚下埋伏了起来，但便衣队当时并未发觉。等到离太阳下山只有三、四丈高的时候，吴承荣的头痛好了一些，储道政又催促大家早点吃晚饭，天一黑就走。
谁知正在吃晚饭的时候，吴承荣把山坳上的岗哨撤了回来，而敌人也就趁机摸进来了。当时只听到一声枪响，众人还以为两个新战士玩枪走了火，回头一看，张班长已应声倒在大门口的血泊中了。
这时，储道政立刻把碗丢下，拿起二十发的驳壳枪就向敌人打了一梭子。敌人不敢进门，又缩到大门外。吴承荣与储道政又闪到大门一侧，用冲锋枪把敌人打退到门外小稻场下的梯田里去了。但由于另一部分敌人用两挺机枪封锁住了大门，便衣队连续冲了三次都冲不出去。
就在这个众寡悬殊、生死存亡的关头，吴承荣打算冲出去，储道政连忙制止他说：“暂时不要冲，想办法把大门堵起来，吃饱了再干，天黑后突围。如果突不出去，再狠狠地干它一场，起码要敌人付出数倍于我们的代价再与他们同归于尽！”
接着，吴承荣作了突围指示和简短的动员报告，并号召队员们为好战友张班长报仇。这时队员们个个都涨红着脸，摩拳擦掌地发誓，一定要向敌人讨还血债，不一个换他十个决不罢休。
太阳落山以后，储道政和吴承荣掩护队员们从后门的猪棚爬上屋顶，再爬到墙外的大树跳过阴沟，上独路突围，这时就与敌人干上了。便衣队集中火力，与独路上拦截之敌展开了猛烈的射击。到短兵相接的时候，就拼手榴弹，经过来回几次的冲锋搏斗，敌人已倒下了十几具尸体，终于被便衣们打开了一个缺口。
这时队员老洪受了重伤，储道政的腿也被子弹擦伤了一点，另外还有二个队员也挂了彩。老洪最终因失血过多、伤口浸水而不幸牺牲。
储道政、洪长友、王立均三人以一支手枪两条步枪挡住缺口的两头，击退敌人的多次反扑后，终于掩护吴承荣和其他队员突出重围。一直到他们安全地渡过沙河、任务完成以后，储道政才率其他队员从独路侧面的峭壁上滚下山去。敌人发现后，当即向他们三人扔出一串手榴弹，战士王立均壮烈牺牲。
虽然这是一次不幸的遭遇，但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便衣队员个个一以当十，与数十倍于他们的敌人奋力抵抗，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当地老百姓统计，光被队员们毙和打成重伤的敌人就有三十多个。便衣队也牺牲了三人，另有三人受伤，但以少胜多地给了敌人一些教训，让他们再也不敢下乡肆意妄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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