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37年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央红军被统一改编为第八路军,分为115、120、129三个师。而这三个师恰好分别是由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红军改编而成,代表了红军三大主力也是最大的三大山头。

既然是由一、二、三三个方面红军改编成为八路军三个师,那么自然应该各个师应该继续由方面军下面的单位分别编制。比如115师和129师,从师长到普通干部士兵基本都是来自于一个方面军的干部。

但奇怪的是120师却不同,120师虽然士兵和普通干部都是源于二方面军,师长也是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但大部分旅级干部都是来自红一方面军,358旅和359旅的四个正副旅长只有王震一个人来自二方面军,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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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20师的组建

红二方面军改编成八路军120师,自然干部也应该都来自二方面军。比如最顶层的干部都是红二方面军这是毋庸置疑的。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原本就是红二方面军的正副总指挥,顺理成章的成为了120师的正副手。

但是从参谋长开始却有很多干部都是来自于其他军团了,参谋长周士第来自于红一军团,但是因为周士第原本在红军时代就曾经担任二方面军参谋长,因此履职也算是正常,毕竟早就是二方面军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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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旅部开始就不同了,120师下辖2个步兵旅——358旅和359旅,其中358旅与红二军团关系密切大部分是来自二军团,359旅的骨干是来自红六军团,两个军团组成两个旅,和115,129师的组成几乎一模一样。

按照正常编制来说,2个步兵旅的正副旅长自然应该是二军团和六军团的正副军团长$APPEND长或者政委等人来担任,但是实际执行情况却出现了问题,4个正副旅长作为120师旅级最高指挥官只有1个副旅长来自老二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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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旅旅长原本任命的是卢冬生,他曾是特科成员老红军出身了。后来派遣到湘西后和贺龙相识,一直以来都是贺龙麾下二方面军的骨干,算是贺龙最信重的大将之一。

但卢冬生事实上没有到任,虽然最开始被任命了,但是从八路军三大主力合并后就没有再负责一线指挥军队而是在抗大学习。抗战开始后来又到苏联伏龙芝军校进修就彻底离开了军队,于是358旅就由副旅长张宗逊暂代旅职。

张宗逊是一方面军的老人、井冈山的老革命了,原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的连长,从这个身份就可以看出其出身不凡,是毛主席原来井冈山的嫡系部队,参与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斗争。

后来张宗逊陆续调任红4军、红一方面军师长、军长等职务,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后来调任调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抗战开始后成为了358旅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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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旅也是一样,副旅长李井泉一开始在红一方面军当师政委算是一方面军的老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调到四方面军,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又调到二方面军,最终留在了358旅当副旅长。

359旅旅长陈伯钧也是一方面军的老人,长征时曾是红5军团参谋长,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调到红四方面军,后来和二方面军会师后调到红6军团军团长。作为6军团中在改编后就顺势成为了359旅旅长,120师最高旅级干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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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120师这三位正副旅长的经历几乎一模一样,都是一方面军的老任嫡系干部,后来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来到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会师后又来到了二方面军,最终成为了120师的主力旅长。

120师两个旅的4个正副旅长,只有王震是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其他三位都是来自一方面军的。那么为什么在120师上会有这种奇怪的现象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当时的反军阀作风这一场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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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阀”纠纷

我们都知道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南下失败,朱德率领一部分军队来到井冈山才有了朱毛红军,而贺龙则带着自己的心腹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湘西,并在湘西拉出了红二军团,可以说红二军团几乎可以看作是贺龙一个拉起来的力量。

贺龙本人固然对党忠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红二军团以及二六合并之后的红二方面军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江湖习气,也因此被很多人排斥,认为这是军阀化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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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三大红军回合之后,这种对二方面军的排斥上升到了顶点,红二方面军被人批评为“军阀作风”,主要集中在2军团,可以说直指贺龙。

但是这本质来说并不能怪贺龙,因此长期脱离总部的领导在湘西独自发展,难免独立性很强。在陕北许多人多次公开批评二军团,顺便把红二方面军也批一通。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卢冬生离开了陕北去了苏联,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避免这场军阀纠纷,避免对他和贺龙的指控,不得不避嫌离开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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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基于减少红一、红二间的隔阂,增强对二方面军和二军团的控制出发,不可避免的需要加一些一方面军的老干部进去,于是就有了引进大量非红二干部进入120师这件事。

结语

虽然中间经过了很多纠纷,但是从结果来看当初中央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五湖四海汇英杰是红军和我军一直以来的典范,不可能让其地方化和军阀化,必须要保证红军和八路军始终贯彻党的指挥。

在经过了一系列互相之间的调配之后,三大方面军的隔阂消除到后来才有了八路军三大主力的互相配合和发展壮大。将大量的一方面军有经验和能力的干部调派到二、四方面军不仅加强了中央的指挥,也进一步增强了这两支部队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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