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阶层中的出名者,好清谈,好饮酒,好服药,好隐居,这些人聚居在一起纵谈玄学,谈论自然间的道理,却不愿意为了国家的衰亡去做一些最简单的事情,尚清谈而耻实务,成为了后世者对于魏晋名士的评价,那么这些空想家们,对历史有什么贡献呢?

首先,名士们的好空谈,是和魏晋的政治状况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曹魏篡汉和司马家族杀皇帝,都让名士们感到了政治的无常,儒家宣扬的大道在现实面前,那么的不堪一击,高压的士人们不再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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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了文学,乐曲,甚至丹药的炼制上,从哲学的角度考虑,魏晋是春秋以来一个人文主义思想爆发的年代,人们对自然和世界的道理进行了重新的思索,连鲁迅都认为这是一个“文学自觉的年代。”

另一方面,魏晋那些拥有绝佳的政治资源,天生就是统治阶级的名士们,分不清楚现实与幻想的界限,让秦汉以来严谨的华夏哲学风格,过于的浪漫感性了,这些空谈者们,很快的让华夏民族陷入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他们尚清谈,在感性的浪漫道路上,有些走的太远了。

一.清谈的实质和产生的原因

1.清谈:政治上的逃避

士人们积极地投入政治生活,从先秦开始就是华夏大地知识分子的宿命,春秋战国的纵横家,刘邦建立汉朝的超强幕僚团,到三国各个阵营的谋士,士人们投身到政治生活中,为了自己和家族的未来下注,是士人人生轨迹的常态,他们深信天道和君恩。

但是东汉的党锢之祸,桓灵二帝的天下大乱,曹魏篡汉,和司马家族灭魏过于的血腥残暴,让很多士人的政治梦想破灭,一下产生了逃避的感觉,士人们由于门第高贵,一生下来就衣食无忧,不再把精力投注在政治上,而是放在了清谈和养生等方面。

2.清谈:一种无言的反抗

清谈也并不是从开始就耻实务的,从郭泰到西晋初年,空谈都还和具体的政治事件,具体的政治人物想联系,但是政治斗争越来越激烈,加入政治博弈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很多士人都对无休止的尔虞我诈产生了厌恶,谈论玄学,谈论道家,谈论养生,实际上成为了他们无言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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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谈并不是孤立的,他是名士们生活态度的一部分,看看剩下的部分吧,酗酒,服药,都是一些追求感官刺激的爱好,从魏晋开始,士人阶层从民族的高度考虑,已经堕落了,他们沉迷在不进取,不做官,不做事上,自己在幻想和现实之间,给自己加上了一道铁幕。

3.清谈:一种自我保护。

西晋名士的风格转换,嵇康的死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嵇康之前,名士还敢谈论朝政,他死之后,清谈彻底成为了空谈。名士们也许都有这样的考量,现在天下污浊,正是独善其身的时候,我不与权贵为伍,也不与权贵为敌,才是浊世生存的良策。

从这个方面考虑,爱好清谈的名士,其实也是魏晋以来,逐渐昏暗的政治生态的受害者,士人阶层天生就是官僚阶层的后备力量,士人们随口一些评语,可能带来的都是一场政治上的风暴,那么如此看来,名士爱清谈,也不能一味责怪名士了。

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崇尚清谈,名士们爱好玄学带来了一次人文主义的革命

1.春秋之后的人文主义革命

士人们把目光从昏暗的政治上转移到了自然,世界的本源等问题上,对于风光山水的喜爱,在魏晋达到了一个小高潮,魏晋从政治,经济,百姓的民生来讲,是一个充满了绝望的年代,然而从文化上来说,他居然是后世不少文学,乐曲流派奠基的时代。

人是具有反抗精神的,清谈者们对于道家理念的欣赏,最终带来了对自然的喜爱,山水风格,田园风格的诗词,在这个阶段登上了中国文学的舞台,他是一种返璞归真的文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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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谈者们探寻着人存在的道理,寻找着人性的真谛,寻找人类本性的觉醒,从这个角度考虑,清谈者对于中国哲学,已经以哲学为基础的所有人文科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2.崇尚个人魅力的时代

清谈者们,魏晋的名士们,虽然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考虑,就是一群废物,但是他们注重体现自我价值,率性而为,也算是给秦汉以来死气沉沉的华夏人文精神,注入了一些清新的空气。

魏晋南北朝,北方胡人南下,汉人在东北亚地区千年的霸权受到根本的挑战,这是一个看来危机重重的年代,但是王羲之的书法,阮籍的乐论,王叔和的脉经,陆机的文赋,在文化的领域,大量和秦汉文化气质不同的作品,如如雨后春笋一般涌了出来,他大大的丰富了华夏人民心中的内涵。

3.清谈的名士们奔放的人文成就,成为了隋唐甚至到宋的,民族力量精神层面重要的组成

唐诗的瑰丽,宋词的清丽,作者们的很多哲学思想,都是在魏晋这些清谈者们的作品中寻找到的哲学基础,名士们对于道家的推崇,让这种古老的哲学再一次的迸发出了炫目的光芒,并且在名士们的眼中,和儒学有了很多共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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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更是就音乐的本质,和儒家传统思想进行了一番辩论,他是唐朝音乐盛行的哲学基础,他把艺术从人性的角度彻底的解放开来,让艺术不再是某种哲学思想的附庸。

三.清谈者们最终让华夏面临了千年的至暗时期

1.高位者的空谈,有百害而无一利

哲学家们做哲学家的工作,政治家做政治家的工作,清谈在嵇康,阮籍之间展开,自然没有不妥,但是西晋司徒,司空王衍,司马越最信任的大臣,每日只是清谈,对君王百姓的危险置若罔闻,那自然就是极大的,对民族的犯罪了。

王衍这样的人,满口虚幻的大道理,在被石勒俘虏以后,不想着成全名士的节义,反而劝说石勒为帝,推崇老庄之学,又分权让族人掌握权柄,这样政治家不是政治家,文士不是文士的草包,才是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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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卑鄙奸滑,做个历史上的反面教材,也便得不到这许多唾骂,满口假大空的道理,拖着千万民众陪葬,这样的人,胡人都不屑于搭理,被墙推倒砸死,算是遗臭万年了。

2.空谈不是推卸责任

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上不是没有遇到过危难的情况,每次巨大的灾难前,都有无数的英雄站出来,成为民族的脊梁。而这些英雄,大半都出在士人阶层,为什么到了西晋末年,国家混乱了如此之久,却没有一个真正能力挽狂澜的人出现呢?

笔者认为,空谈其实已经在此时,阉割了我们民族一种昂扬的精神,清谈者们一味重视人文精神的迸发,却没有看到,对于民族来说,生存才是更可贵的,一味追求归隐,田园风光,虚无缥缈的玄道,最后国破族亡,又哪里还有什么小家存在的余地。哪里有什么田园诗词,有什么寄情山水。

让哲学家去空谈,真正的政治家,军事家们是应该热心于实务的人,关心百姓的数量,仓库存粮的数量,城防的坚固,从民族的意义来讲,是另一种浪漫,人文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一面,他需要一个坚强的载体来承载,一味投入到哲学的虚幻中,难道看不到希腊民族的命运吗?

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也是时代的受害者,他们的清谈,他们的躲避现实世界,是一种巧妙的自我保护,是一种痛苦的回避,汉以来政治斗争越来越残酷,斗争失败者的下场越来越让人绝望,做为官僚阶层天生的后备力量,士人阶层开始明哲保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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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顶级政治家的士人们,如果沉迷于空谈,对于民族国家来讲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嵇康这样的人,有风骨,有思想,空谈又对世事有什么大的负面影响呢?民族强盛的秘诀就在于,不同的人做该做的事情,嵇康的清谈,是对我们的事业有利的,王衍的空谈们,则是对民族的犯罪。

爱好清谈的士人们,在高压政治环境下,反而解放了思想,人文主义精神的二次迸发,为唐宋文化繁荣打下了哲学的基础,魏晋的士人,并不是一无是处,我们应该记住这样的道理,不能为了惧怕去抗拒时代赋予个体的职责,一个政治家沉迷于清谈,只能说明他是一个软弱的逃避者,这样的人,对历史是没有丝毫的贡献的。

参考资料;

《晋书》

《五代史》

《中国文化史》